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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夫妇哲人晓畅、嗜书如命的专业贡献我们因熟悉而敬重；钱钟书、杨绛夫妇远离媒体的家庭生活我们因不熟悉而更加敬重。超然物外、淡泊名利、拒绝奢华、一心治学，在漫漫红尘行列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踪影。7月17日是杨绛先生102岁寿辰，今天，我们随作者钱晓鸣先生，一同走进文学家、翻译家杨绛的学术浓浓、亲情融融的家——

杨绛，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至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走到人生边上》和《堂吉诃德》、《斐多》等译著。

钱钟书称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1962年，杨绛已开始翻译《堂吉柯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夫妻二人相互理发，杨绛用电推子，钱钟书会用剪刀。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左）、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右）与杨绛先生合影。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102岁的宋美龄在得知她的旧居连同她的私人物品被一家美国公司骗购后说：让那些美国人发不义之财吧。而102岁的杨绛，在得知有人想拍卖已故丈夫钱钟书的手稿和书信时，毅然表示如不停止拍卖，将以百岁高龄亲自走上法庭。这就是杨绛，她生命的底线就是家，家庭被她视为“人生的第一秩序”。

　　入水能游 出水能跳

　　杨绛曾说，我最珍惜和感念的是与家人的亲近。

　　杨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快乐的源泉就是恩爱有加的父母亲。本来已经就读东南大学的杨绛，坚持一定要再考清华大学，结果考上清华后就遇到了钱钟书。杨绛的母亲就说，阿季是脚上拴着月下老的红绳，所以心心念念要读清华。

　　在英国陪读的时候，杨绛的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还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回国后，当钱钟书久别刚回到妻女身边时，陌生的女儿看着这个男人把行李放在自己妈妈床边就提醒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小手指着奶奶床的方向。钱钟书尴尬地道：怎么到底是你认识你妈妈早还是我认识早？女儿毫不迟疑地道：当然是我早，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我妈妈，你是后来才认识的。钱钟书回家的任务是带女儿玩，杨绛包揽了一切杂活。

　　20世纪40年代初，杨绛接连发表了系列喜剧，成为国内文学界的名人，这也激起了钱钟书的创作欲望。在杨绛的陪伴和关注下，钱钟书完成了一生唯一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城》。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

　　生活中笨手笨脚的钱钟书常常碰到墨水瓶弄翻了污染了桌布，台灯、门轴坏了等等琐事，杨绛一说“不要紧”，问题就解决了。在牛津大学学习时，因钱钟书不喜欢古文书学加上粗心竟考了不及格，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在文科领域考的唯一的不及格。杨绛用一只耳挖子的尖头，一个一个点着帮助钱钟书认识英国古人到今天书写是如何变化的，钱钟书看清楚了就很容易的过关了。

　　“妻子、情人、朋友”自称“灶下婢”

　　钱钟书有今天的著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即便如此，百岁杨绛回忆中有女儿童年因为看着妈妈要批改众多学生作业而不能陪她玩，含着眼泪抡起小拳头作势要砸作业本情景；有因告诉钱钟书女儿离世消息后钱钟书伤心而难以承受的后悔。杨绛的“家”承载着百年悲欢和深切动人的人生温情，闪烁着理想的光辉。

　　选对专业嫁对郎

　　杨绛是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其实这远远不足以概括她。杨绛一路走来读书、操持家庭是她的主业。杨绛最出彩儿的是她的决断力。著名学者钱穆曾出席过钱钟书和杨绛的婚礼，并曾和杨绛一路北上北京。他曾当面夸赞杨绛是个有决断的人。

　　在教会小学读书时，杨绛就曾为救一个掉进泥坑里的小伙伴而顶撞老师嬷嬷。在东南大学图书馆翻书翻到了希腊悲剧，从此决定专攻文学，一心要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学文学。在清华，她碰到了钱钟书并成了钱钟书夫人。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1942年，困守上海的杨绛在戏剧家陈麟瑞、李健吾的建议下接连写了四个悲、喜剧，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以至于那时人们只知杨绛，当日后钱钟书写出《围城》后，人们介绍作者时就得说他是杨绛的丈夫。

　　以杨绛的学识、才华而能恪守家庭琐务，这本身就是奇迹。更神奇的是钱钟书先生也是不断发现杨绛的才华的。钱钟书本来就对妻子赞不绝口，被人称为“誉妻癖”。20世纪70年代末，杨绛写作《干校六记》时，钱钟书并不看好，但等看了几章后立即为杨绛写了一篇小引。待到杨绛写出《洗澡》后，钱钟书道：“你能写小说，您能无中生有。”

　　生平最大的官是校长

　　杨绛80岁时，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家夏衍让女儿送来亲笔贺诗“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其实，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得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东四头条大杂院宿舍里，她与各家的小孩都小有来往。哪个孩子家里生活较紧，每顿能吃两碗白米饭，没有下饭菜；哪家七岁孩子能给全家焖饭，她都知道。在乡下劳动，房东家昵称她“俺大姑”，杨绛得意地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对贫寒学子的关心，更是一直牵动着杨绛的心。新世纪初，杨绛在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说：“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是钟书、我和我们的女儿钱瑗共同的意愿。1995年钟书病重时，我和钱瑗在钟书的病榻前三人商量好，将来我们有了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

　　许多清华学子都以获得“好读书”奖学金为荣。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给杨绛写信的机会。杨先生每年都收到获奖学生手写的来信。有个获奖女生用表示开心，她希望杨先生常常 。看得杨先生都乐了。（钱晓鸣）

【编辑手记】

戴着口罩采访《我们仨》

　　晚报“名家”版今天和读者见面了。本月17日是杨绛102岁寿辰纪念日，权以杨绛的故事做开篇做贺岁。

近来，微信朋友圈热衷分享“杨绛百岁感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位朋友就酷爱《围城》，我一直想“结识”钱钟书、杨绛。没想到，十年前，我却以一个特别方式“走进”这个家庭——

　　200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读者惦记》成为最早报道杨绛新书的媒体。6月中旬，正值非典严重时期，我接到三联书店发行部负责人的电话，说杨绛先生怀着失去丈夫、女儿的悲痛写作的新书《我们仨》下个月出版，希望我去书店采访本书责编冬晓（三联原总编辑）。大街上冷冷清清，昔日人头攒动的三联书店此时没有一个顾客，责编不落忍非常时期把我叫来。我说：“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钱钟书，《围城》每出一版我都买了送朋友，我对他们夫妇非常崇敬。所以，不管怎样我得来。”

　　戴着口罩采访的经历是我记者生涯里难忘的一景。当时书还在印制中，责任编辑冬晓哽咽着介绍《我们仨》的出版经过——

　　1994年夏季、1995年冬季，钱钟书和女儿相继住院。杨先生就不断地在两所医院奔波。1996年，杨先生有了撰写《我们仨》的想法。同年10月，女儿钱瑗因患脊椎癌预感来日无多，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的时间，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来。她跟妈妈商量，让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她艰难地写下五篇，直到最后已不能进食还在写。1997年2月26日，杨先生在给女儿的字条中让她好好保养，勿劳神。而钱瑗却在6天后去世了。

　　1998年冬天，遭受失去爱女打击的杨先生又痛失丈夫。她毅然担当起为钱先生整理《钱钟书集》的出版和《宋诗选注》、《钱钟书笔记》的整理出版的繁重工作。时至2002年，杨先生才开始着手写作《我们仨》。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杨先生仅用三四个月时间，于2003年4月便完成了著作。

　　香港的陆智昌担任《我们仨》的装帧设计。他曾为《钱钟书集》、《陈寅恪集》做设计。记者请他谈谈他的设计理念。他说装帧这本书的时候，他眼前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在三里河洒满了春日明媚阳光的窗边，徐徐写下一份至情的回忆……他生怕打扰这永恒静谧的一刻，于是所能做的是更“节制”。

　　杨绛如今还在只争朝夕地治学著书，当有人问她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她说，阿瑗是我平生杰作。（赵李红）

转自《北京晚报》2013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