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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归去来兮,勤在清华

2013-07-26 |

李学勤 19333月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作品有《殷墟文字缀合》《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李学勤文集》等。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20137月,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荷清苑在清华大学北部,李学勤的家被绿色植物包围,十分幽静。采访那天,按响门铃,他的夫人打开门,把记者迎了进去。李学勤等了一会儿,泡好茶,准备接受采访。在他落座的沙发边,整面墙被布置成书柜,考古、甲骨文、青铜器等类别的学术专著陈列其中,刚获得的银盘状的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奖杯,也已经放在了书柜上。

  78,在成都,他获颁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此前,李学勤已经获得了2011年度“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这个从清华大学肄业的学生,20038月重回母校,成为了一名教授。再过半个月,这一场回归正好十年。从起点到起点,用了60年。

  清华肄业 与金岳霖相遇,却转身考古

  1948年,李学勤初中毕业。其时,社会动荡,人们生活困难,但是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管饭,“那儿的学生生活上没有问题”,很多人报考。李学勤也去了,考取了电机系第一名。然而,体检没有通过,通知上写着“肺结核二期”的字样。这吓坏了李学勤,虽然不久证实只是一个错误,但彻底改变了他对这所当时全国著名的工科学校的印象,没有再回去。

  “如果我去了,根据我各方面的情况,很可能会留苏,去苏联留学,回来就能当个厂长。我想,应该如此。”李学勤说。

  他又回到中学,1951年,顺利考取清华大学,在哲学系读书。高中时,读了很多逻辑、哲学著作,最喜欢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只有这本书里,有一章,也就是第四章,介绍现代数理逻辑学,里面都是我不认识的符号,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在清华大学,他和金岳霖相遇,成为了金的学生。

  那时学生少,一般在金岳霖家里上课,以某个话题为中心谈心得。李学勤把这种教学方式延续下来,后来在清华大学教研究生,也请他们到家里来上课,以聊天的方式交流心得。

  除了学习,李学勤常骑着一辆飞利浦牌自行车,去图书馆自己了解甲骨文,查阅资料,把刚发掘的甲骨文拼起来,“就是玩儿”。那时,上海学者郭若愚也在拼甲骨,且已写出一部甲骨文专著。研究甲骨文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看了以后,认为这部作品还需要补充,推荐“一老一小”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19岁的李学勤开展后续工作。

  于是,在清华大学一年,李学勤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的学术生涯随之开启。这是1952年夏天,一场席卷全国高校的教育改革正应声而起。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莫能例外,“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并入北京大学”,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

  在那个年代,院系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学勤认为,当时没有好的工科大学,从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突出工科、建设工科大学有其必要,“这一点不能抹杀掉”。不过,人文教育在高校的缺失,也埋下了隐患。“我常常用美国一个校长的话来说,本来是人文、科技两方面‘合成一个人’,这就变成了半个人了。”说到“半个人”时,李学勤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个手势:合在一起的手掌,忽然向两边分开。

  按规定,李学勤应该从清华大学转入北京大学,接着念哲学系,“可是我没去,我到了考古研究所”。

  重回清华 自荐恢复文科,建立汉学研究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清华大学致力于恢复文科,真正有所起色,“基本上是新世纪这十多年的事情了”。“现在看起来清华大学的文科还可以,可是真正要在学术界有很高地位,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李学勤说。

  不过,他也认为,清华大学的人文传统并没有中断,“只能说人文教育在清华大学淡化了”,最有力的根据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没有交出去,就是在没有文理科的时期,也购买了一批必要的文科书籍”。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学勤曾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收藏的图书都在,“连灰尘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看到的那样”。这被李学勤称之为“清华大学的万幸”,他解释道:“图书馆很重要,是大学的基础和灵魂。”

  从清华大学肄业后,李学勤再回清华园,已是20038月。他主动联系学校,“希望能为母校做点事”,只是身份不是学生,而是一名教授了。从肄业学生,到母校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史上,李学勤是一个特例。

  他的回归,带着自己的工作计划,这与清华大学的发展要求一致,即恢复文科,“为文科建设做点事儿”。李学勤曾建立国际汉学研究所,“研究当前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回清华大学后,在国际汉学的研究上,“想得更多一些,也做了一些事情”。

  在清华大学,李学勤不只做学术研究,还正式开课,有甲骨文、青铜器、古文字等课程。选他课的人不多,“只有不到十个人,因为太专业,学分不好拿”,然而每次讲课,旁听的学生很多,连过道都站满了,“这说明学生还有兴趣、有需求。”

  对于选课与旁听人数的悬殊,李学勤认为:“现在的学生太现实了。你看我小时候,我学甲骨文,学数理逻辑,这都不提供饭碗。那时候,很多学生是真没有饭吃,可我们很少有人学习是为了拿学分,是为了赚钱。”

  20087月,散落于香港、澳门等地的战国时期珍贵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被称为“清华简”。此后,李学勤把大部分精力投向“清华简”,清理、整理、研究,乐此不疲。他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有泰山之重,“这是我们所有开展的项目中最难的一个,一年只出一本研究报告”。

  李学勤的回归,加快了清华大学文科的元气恢复。“时至今日,再没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是一所工科大学,只能看成是工科特别强的综合性大学。”说完,李学勤呵呵笑了起来。

  随后,他起身,喝了一口茶,从夫人手上接过电话。门铃又将被按响,下一个到访者正在路上。

  ■ 记者手记

李学勤不看网络对他的评论

  在采访过程中,李学勤先生不时乐呵呵地笑,他强调得最多的,居然是这一句——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我的东西,但我不看。

  “这个故事,网上有吧?”“这个你可能在网上看过了”“这个文章在网上可以查到”……李老的意思是,网络上流传着媒体刊发的他的故事、经历,不过,他不会去看,也不会去读网友的评论,“没有时间”。有一些说法和事实不符,比如有人说他以前喜欢骑永久牌自行车,事实上,他骑的是飞利浦牌自行车。对于这样的小事儿,他更不会在意。

  我问到他对网络用语包括火星文的看法,他笑了笑,说:“有人觉得网络语言太粗俗,或者太奇怪了,这没有什么稀奇,网络语言也是符号世界的一种现象,也应该尊重。但是,这不能放到学术里,学术有自己的语言。”

  不只是电脑,李学勤手机里装有网络软件,“有时会跳出来”,但他的处理方式,依然如故:不看,不用。采访话题之外,和这个80岁的古文字学家聊聊网络,聊聊网络用语,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 对话

我不同意文化断裂的说法

  文化不在低谷

  新京报:最近你获得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表彰你在多个学术领域做出的贡献。以前也有人认为你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李学勤: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意外的事情。它属于民间性质,据我了解,是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发起。这个奖,当然很好,但最好不要叫我“百科全书式”。我在颁奖会上还说,我的经历比较特殊一点:第一是不足为训,第二我的工作性质和别人很不一样,我最初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去搞甲骨文,跟着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研究,再后来变成了“杂学”。你说是百科全书,我说是杂学。(笑)

  新京报:1981年,你写就“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现在三十余年过去,对中国古代文明有怎样进一步的思考?

  李学勤:你说得很对,那是1981年。“重估中国古代文明”这一说法是通过当时的一些考古发现,看到中华文明在高度、广度、长度等方面都被严重低估,要加以纠正。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结束,需要继续努力,需要更多的研究、发现。

  我对古代文明的看法,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比如,从广度来说,它是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构建的一个文明,这和其他很多国家不一样。从高度来说,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轨迹又吸收了周围各方面的文化因素。从深度来说,它向深度发展,达到了学术高峰。

  新京报:对于中国,我们喜欢说有数千年文明,但这其中多次断裂,当今社会也可能正处于一个断裂带中。而且,政治、城市化、互联网、全球化等因素也似乎加深了这一断裂。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李学勤:我不太同意文化断裂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共同构建的文化,民族、地区文化各有不同,但从学术的高度来说,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儒学和经学。这句话并不表示没有其他的文化力量,比如还有佛学。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儒学好不好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儒学是核心存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大集体里。那么,从底层来看,这里没有断裂不断裂的问题,根源性的东西还在不断前进、发展,只是一个起伏发展状态,有起有伏。你所谓的“断裂”,就是这个低谷的部分。至于今天处在文化低谷,我也不太完全同意。现在大家都关切这个问题,你关切,说明这个根源还在,如果根源不在的话,就不会关切了,就根本没有人会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不是诡辩。

  新京报:我们一再讨论,正表明当下社会对文明根源性的东西的焦虑。

  李学勤: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这正是我们希望的源泉,希望就在这里。正因为你有这种焦虑,有这种要求,所以才有希望。如果没有要求,根本不理它了,它就会真的断裂了。

  方言需要保存

  新京报:当下出现了很多新危机,比如方言的存在危机,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与普通话的主导、城市化、人们的心态有关。对于方言的这场危机,包括方言的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学勤:中国自古以来,有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普通话说成是“官话”也好。你看《诗经》,十五国风,押韵是一样的,今天也做不到,我现在看人作诗,尼姆(n)、莱姆(l)分不清。说起来,方言的所谓危机,古时候一定更严重,可是实际上,还是有一套通行的语言。这一套语言,加上汉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一个保证,如果没有这两者,就不可能了。我以前到香港,看不了广东台,只能看英文台,那时杨振宁也是这样。这可以说是一个羞耻。

  当然,方言对于地区文化,有特殊的贡献。比如说,广东人说粤语,广东有粤剧,其他省的人听不懂,可是在这个区域的人很喜欢,也产生了自己的创造,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所以,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存,可以从教育入手,比如学校里,教一点方言文学,教与方言有关的文化知识。可是,有一点是必然的,就是普通话一定会越来越普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的人也一定越来越少,这是没有办法的。

  新京报:易中天写中华史的事情你知道吗?他提到,要“尽可能采用正史和学术界公认的可靠典籍,更以文物和文字为据,因为文物不会撒谎”。

  李学勤:我在这里表明一个态度,不管是易中天也好,还是其他的人也好,凡是对社会公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这些学者,我都很尊敬,我觉得学术界也应该尊重他们。文化不普及,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了。当然,他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做的他们不一定愿意做,而他的工作我也做不了。你要我上《百家讲坛》,我做不了,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做这个事儿。但是,易中天写中华史,我乐观其成。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转自《新京报》201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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