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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

　　何兆武先生已九十有四了，还依然像个孩子。他说聊天最好。聊着，聊着，他与文靖就聊出了颇受关注的《上学记》。说不定，聊着，聊着，还会聊出一个《上班记》，再继续聊，就会聊出一个《退休记》或《黄昏记》来。

　　先生对我摆摆手，笑道：《上班记》不好写，《退休记》没什么可写……

本文作者拜访何兆武先生（右）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应邀出席该所庆典。开会前一天，乘京沪高铁，南站下，直奔清华，专程去看望何兆武先生。

　　夕阳西下，京城渐渐被暮霭笼罩。此刻，我已走在清华园内的小路上，忽然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在二十三岁时写的一篇散文《黄昏》，作者用诗化的语言写道：“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一路遐想，连近春园之荷塘、水木清华之意蕴、二校门之风格，都未及一一细看，即使是陈寅恪、梁林（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只能投去深情的一瞥，为的是要拜访编织这“童话”故事的主角何兆武先生。

　　先生知道我要来看他，早就在书房等候。何老住三楼，老房子，没有电梯，过道很小，扶梯也很狭窄。我拾阶而上，房门开着，一眼就瞥见了他。我捧着一杯茶，看着上面冒着热腾腾的烟气，三十年前与何先生相见时的一幕顷刻间又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那天是与先生第一次相见。那次他南来复旦开会，同行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文杰教授，他与我同姓亦同行，研究西方史学，专注汤因比。说实话，那次开会的具体情况全忘了，但有一件事迄今还难以忘却。那次，我在文杰兄引导下去看他，先生正躺在床上，文杰兄说他来上海后，水土不服，腹泻不已，不思茶食。我听后，即向文杰建议，在复旦招待所对面，新开了一家吃食店，那儿的阳春面我吃过，好吃，要不我去买一碗试试看。文杰说好，我的建议也获先生赞同，他说，腹中空空如也，试试吧。稍顷，一碗沪式阳春面放在他面前，热气腾腾，褐色的汤中浮着丝丝银白色的面条，面条四周飘洒着青白相间的葱花。我生怕先生吃不了，特为要了个中碗，要我吃，肯定要大碗，还得加一块焖肉或熏鱼什么的。先生先喝了一口汤，连说好喝，接着“奇迹”发生了，竟把这一碗面吃了个碗底朝天……

　　何老从书堆中很麻利地取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一书赠我，中止了我的回想。他还在扉页上题了“学无止境”四个字，笔力遒劲。康德的这本名著，我读过，很难读懂，不过其首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英译文，我倒是啃过，不管怎样，确如先生所言，要读懂康德，确实是要费一点力气才能啃得动。

　　其实这本书（1997年版），先生早几年就寄我了，是他老糊涂重复送我了？不，何老并不糊涂。我稍一浏览，发觉这次他给我的是一个经先生精心修订的新版（2013年版）。2014年，恰逢康德诞辰二百九十年之际，何老的历史哲学成果的结集，又与康德这书同名。当下，康德研究日隆，康德的哲思再现时代魅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步，并非偶然。在此，我们对先生的“引渡”之功，该是何等地感激。对于这位前辈学者的“学无止境”，又是何等地崇仰呀！

作为翻译家的何兆武，确实建功至伟。我最早接触到的，也是何先生的译作。就我所知，他的译著不下十余本，在此不容一一胪列。在中国新时期，何译《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流传坊间，泽被学林。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在学界，“何译”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何译”之于西方史学，就像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当代儒林之佼佼者，有哪一个能绕开“何译”。就我个人而言，也在“何译”的伴随下，慢慢地臻至老境。想到这里，我不由要对这位坐在我面前的老人，深深地鞠上一躬。又，听说商务印书馆要给他颁发一项西书中译的终身成就奖，这一项殊荣颁给何老，当是实至名归。

他是一位具有思想家底色的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他是一个“领跑者”，与众多的跟跑者保持足够的距离

　　何老住的是老式工房，与我曾在虹口凉城新村五区住过的旧房子差不多，估计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盖的，现在已落伍了。进得屋内，是一个小厅，阿姨收拾得很洁净。步入书房，迭现逼仄，近窗是一张写字台，桌子上堆满了书，根本没有写字的地方，右侧靠窗是一张单人床，室内除一把椅子外，没有沙发，其余空间为书柜所占，来客人还须从厅里搬凳子来坐。

　　来客见状，都很惊诧，这就是一位史学大家的居所？

　　先生总是很淡然地回应说：“清华在蓝旗营，为教师盖新楼，分给我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条件很好，我有机会搬到那里去住。”说到这里，他看了我一眼，半是自语，半是回答：“但是，你想我还能活几年，搬一次家要操多少心，还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住着。前几年，我因病住院，家里人趁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但是这间书房还是没有动，保持了原貌。”

　　一旁阿姨边给我添水，边说，先生不让我整理，怕我弄乱了，找不着要找的东西。

　　的确，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这里，不妨插上几句：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大师兰克，在耄耋高龄之际，双目已失明，但还在口述《世界史》，由助手记录成文，需材料佐证要查书时，这位德国老人说：“那本书在里层靠窗口的那一格书架上，”又不忘唠叨：“请不要随便搬动我的书，更不要根据大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想，何老于此，不仅做法一致，且心灵相通，东西方的这两位史坛元老，或许有着超越时空的对话。

何老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生活着，工作着，做着非凡的事。

先生在路上，留下了他无数次行走的脚印，这脚印，犹如茫茫大漠中听到的先行者的驼铃。“望尽天涯路”，我们后辈将沿着先贤的路，一步一个足印……（本报记者朱自奋 摄）

　　他为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这位古稀老人写出了系列华文，多个案之作，持论精辟独到，分析深邃有力，堪称佳作，成为当时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他的引导，克罗齐、柯林伍德、波普尔、梅尼克、沃尔什等西方历史哲学名家，为中国学者所知，他们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术界。何老在这方面的成就，确立了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范型，是这个领域中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还没有人可以企及。

　　他为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学贯中西，又毕生献身学术，矢志不渝。已如上述，他的译作等身，为国人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创造了条件。他既西译中，也致力于中译西，他与友人合著的《中国思想史》，由先生译成英文西传，又在弟子彭刚的协助下，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古典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著作，为域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方便，有人称他为“文化摆渡者”。是的，倘若没有何兆武们，中国人也只能望河长流，望洋兴叹，永远到不了彼岸，反之亦然。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具有思想家底色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学术研究中，他成了一个“领跑者”，与众多的跟跑者保持足够的距离。那些浸透思想的文字，在他书中闪现，始终昭示出生命的活力；他坚信，没有思想就无以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而没有了“史学之魂”，其历史研究只留下一些“碎片”，那还有什么意义，遑论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每当说及在西南联大这七年的读书生涯，他就会显得十分兴奋，笑道：那真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老就这样工作着，快乐着，全然不顾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整天喜眉笑眼的样子。看着他，我想起了去年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中的题头照：左边的何先生乐呵呵地，也感染了我，笑嘻嘻的。回想这张照片，大约是在2003年秋日拍的，具体日期记不得了。距今十年前，在复旦园又见到他的身影，那是在复旦文科楼九层历史系会议室里，我正与先生聊天，其乐融融，陈新抓拍了这张照片。就这样，他不断地哺育、滋润着我的众多弟子，而通过他们又传递给我，温暖着我的心……

　　我们就这样聊着，漫无边际，没有目标。此时，我不只是一个聆听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在这交互融通的对话中，分享与认知先生生命旅程中的欢乐与痛苦，顺利与坎坷。

　　何老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自幼在京城受教，直到高一时才回到故乡。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56年至1986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教授。每当说及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这七年的读书生涯，他就会显得十分兴奋，笑道：

　　那真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那就让我们分享吧。

　　老人娓娓道来，仿佛有点像“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况味。在那里，他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先后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自由地转系，自由地读书；在那里，他曾得以一睹陈寅恪、钱穆、沈从文、雷海宗等学士名流之风采，并从他们的教学中受益；在那里，既有像他的同学汪曾祺在“跑警报”中那样的趣事，也有闲情去茶馆喝茶、聊天，还有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逸致……

　　他说聊天最好。聊着，聊着，他与文靖就聊出了颇受关注的《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三联书店2006年版）。说不定，聊着，聊着，还会聊出一个《上班记》，再继续聊，就会聊出一个《退休记》或《黄昏记》来。

　　先生对我摆摆手，笑道：《上班记》不好写，《退休记》没什么可写。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在先生已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他见证新旧中国，经历“文革”前后，目睹世纪交替。倘《上学记》接续《上班记》再接续《退休记》，串联起来，将会折射出现当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更可映照出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的新陈代谢。记录这一页历史，不仅是口述史学的题中之义，而且是我们后辈的一项历史责任。

夜幕降临，我起身告辞。先生频频向我招手，微笑着。

本文作者拜访何兆武先生之夜摄于清华园

　　夜色渐浓，我又走在清华园的小路上，校园静悄悄的，行人稀少。我不禁又想起了季老写的《黄昏》，不，那是刚过弱冠之年的季羡林写的，我佩服青年季羡林能如此惟妙惟肖地揣摩老年人的黄昏：“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且看，为何先生口述《上学记》执笔的文靖女士在《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中，这样描写何老的“黄昏”与“童话”：

　　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得滑稽，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

　　如今，何先生已九十有四了，还依然像个孩子。不过，近年先生为病所困，已很少外出散步了。但我仿佛觉得他仍行走在路上，饱经沧桑的背影仍闪烁在清华园内。想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喟叹。是的，先生在路上，留下了他无数次行走的脚印，这脚印，犹如茫茫大漠中听到的先行者的驼铃。“望尽天涯路”，我们后辈将沿着先贤的路，一步一个足印。

转自《文汇报》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