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县委书记陈行甲:我不怕反腐 但不想被看作“反腐斗士”

2015-07-09 |

在最近受表彰的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绝对算是舆论热捧的政治明星。因为在县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犀利发言,这名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历的44岁官员走红网络,也让巴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陈行甲,19711月生,汉族,兴山县人,1995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2001级公共管理硕士。曾任中共宜都市委副书记、宜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任中共巴东县委书记。图为陈行甲(右)看望安居村80岁老党员马正才。

  这篇近8000字的发言可以在巴东县委官网上看到。陈行甲用词辛辣,把贫困县干部插手工程比作“摁着叫花子拨眼屎”,连声追问“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更吸引媒体目光的是,他自曝“家丑”,称调查腐败案件时总有人通风报信,甚至连他本人也遭受威胁。

  然而,陈行甲并不愿被贴上反腐斗士的标签。在他看来,当前中央大力反腐,因此巴东从严治党非常正常,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渲染;他还认为,有的文章太突出他个人、太突出反腐,“好像天下就我一个人清白”,这并不是最真实、最完整的自己。

  与发言稿中咄咄逼人的架势相比,接受采访的陈行甲语气平和。这位出身农村、从发达地区交流至贫困山区的地方主官更想展现给外界的,是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思路。

我内心见不得穷人受苦

  中国青年报:最近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你和巴东反腐的报道。

  陈行甲:我现在被媒体贴上了“反腐斗士”的标签,实际上我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因为,中央在反腐,那么大的力度,打任何一个老虎都是不留情的,我们这抓一些副县级领导、局长,这太理所应当了吧?就算巴东是贫困县,过去的腐败比较多,现在打了一批,也完全是和“人活着要吃饭”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媒体浓墨重彩地渲染,而且有的有“标题党”的作风,怎么吓人怎么来。

  过去巴东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做了些事。我希望不要再炒反腐。我们巴东远有更有说头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这些报道给你带来了舆论压力或者误解?

  陈行甲:是的。你看,这又有人发来了微信评论文章:“读好官新闻,最怕遇到一种陷阱:今天你为好官的事迹泪眼婆娑,明天他就落马了。”说实话,媒体这么搞,我以后会待不下去了,好像就你一个好,别人都坏,好像天下皆浊唯你独清。你这不是逼我当屈原吗?当屈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能这样。

  中国青年报:那你觉得真实的你是怎么样的?

  陈行甲: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你说过要做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从何而来?我说,从小而来。我是从穷地方走出来的人,被别人所需要的感受,让我愿意有所放弃。我内心见不得穷人受苦,这是我妈妈教给我的,这就是我母亲的遗像(手指着办公室的书柜)

  我们村有一个王伯娘,你看过余华的《活着》吗,这十几二十年间,我看到王伯娘家的人一个一个死去,和余华说的一样,病死的,自杀的,偷钱被人打死的,卖血得了艾滋病死的。印象中王伯娘的男人到处咳、到处吐,佝偻着背,拿个烟斗,王伯娘永远是蓬头垢面,喜欢哭,很不受人待见。几乎所有人瞧不起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仅仅活着而已。

  他们经常到我们家借盐吃,盐啊,没到活不下去的日子怎么会借盐?我妈妈没让他们空手回去过。她的三女儿,媒人带她去认门,那是高山边远地区,她没有衣服,我妈妈把暗红色的的确良送给了她。他们是中国最贫困、最底层的缩影,我母亲帮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这种言传身教融在我的血液里,所以,我感觉农村对我有一种召唤,乡亲很需要我。

  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我。我愿意被这样报道,而不愿意被塑造成反腐斗士。至于从严治党,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但被媒体过度报道了。

  中国青年报:你反复强调“不希望舆论把我从反腐英雄方面逼”,为什么开会时又说自己“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斩妖除魔惩恶扬善”,并且说“这一次,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是怕了吗?

  陈行甲:不怕!反腐绝对是应该的,是为官的底线。我只是觉得,只渲染这一点反而会把更重要的事情稀释了,比如说我对乡村治理的思考和探索。再有腐败分子撞到我手上,照样该“斩”的“斩”。

“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标配

  中国青年报:来巴东之前有什么预想?

  陈行甲:对巴东一无所知。当时上网搜索,邓玉娇事件、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负面新闻一年一次,轰动全国,简直触目惊心。但是,这两年政治生态真的在改变,干部讲规矩多了,群众平和多了,特明显。

  中国青年报:你最初如何去了解巴东?

  陈行甲:我来的时候搞过一个“县委书记边界行”。巴东非常大,过去寇准在这儿任县令,说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是诗意的表达,来了才知道真的是八百里。我从最边远的村开始走,到村里面必须看这个村最穷的地方,第二个我要去看学校,第三个看这个村的产业发展。

  在贫困山区,教育极其重要。我是从村办小学走出来的。小时候,我上的是复式班,一二年级在同一个教室,老师一年级讲完,画一条线,到二年级去讲。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山里这些孩子们无论将来做什么,能飞多远、飞多高,教育都是最基本的。

  中国青年报:巴东搞了“干部结穷亲”的活动,听说你每到一个村都会问村民“干部有没有来”。他们究竟去了没有?

  陈行甲:还好,这点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们的干部是真结。我结的对象是艾滋病孩子小明明,我去的时候跟他们家说“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媒体报道的标题。从第二三天开始,干部争先恐后下去,都说了这句话“今后我是你家的亲戚了”,这句话成了标配。

  我的成就感就在这里,我的幸福就在这里,我可以为大家做事,可以为大家立标本。这是我当县委书记最大的成就感。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行甲:改变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命运,会让我心里感到特别美好。我最初去看小明明的时候,他头上都是疮,艾滋病的疤痕,差不多处于等死的状况。他的奶奶对我说,小明明没有玩伴。他奶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那种绝望都没有眼泪。

  我给小明明联系了一家慈善机构,边治疗边上课。放假回来,他奶奶非常快乐,说这怎么得了,怎么办,这孩子现在说普通话我都听不懂。他的语文98.5分,数学95分。我觉得,因为我的出现,这个人改变了,这是我人生很圆满的一种体验。

城乡社会的撕裂需要我们想办法

  中国青年报:很多干部都提到你主导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怎么保证不人走政息?

  陈行甲:77日我要搞一个“乡村信息赶集”的试点,升级我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我已经把网络连到村里了,在村里设两个受理员,每个星期两个时间在村里坐班,通过受理员把农民办事需要的证件扫描、上网传输到县里,县里内网办理完再外网反馈。

  这事成了中央的典型,上了“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现在关键是如何保证不人走政息。我觉得关键在这个受理员能不能稳得住,他必须是村里的人,会简单操作电脑,基本正直。我放了21个部门87件事情到村里受理,摊到每个家庭一年就办三四次,一个村通常就三百户左右的家庭,一年能有多少业务受理,撑不撑得起这个人的收入?我们给他的待遇是一年5000元,太低了,办一单业务有一点奖励收入,也不高。

  我在我的任上强力主导、这事也许可以搞下去,但将来长远的发展何在?我选了一个标本村,巴东最边远的地方,界河村,在湖北、重庆交界。我提的就是“全面升级农民办事不出村,打造信息化新农村”。如果试点成功,对中国乡村有标本性意义。乡村赶集过去是到集镇上去赶集,现在我是把东西送到中心村去,信息赶集,不用去集镇赶集。我会放大量优惠出来,有很多商品,你在那儿买就行,只要买东西卖东西就有中介费用。我的受理员不开店,没有租金了,但别人买卖东西,哪怕100元,你也能得到中介费用。

  中国青年报:卖的东西哪里来?

  陈行甲:我有个详细的计划。我成功说服了一家大的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和巴东县委合作,其他地方也有农村电商,但我的“乡村信息赶集”绝对是原创。这能帮老百姓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对中国山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说是山区生活方式的革命?

  陈行甲:贵州毕节四个孩子死亡的悲剧出现之后,我看过很多评论文章,最到位的评论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而是社会的撕裂。你想,中国有5200万留守儿童,很多人近一年难得见一次父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农村越来越凋敝,为什么外出打工带出去的二代宁愿在城市流浪而不回乡村?问题在于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十几年前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胡鞍钢预测,下一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现实无比残忍地证明了这个论断。如果网店开进了村,我们的无污染食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卖出去,在村里可以到网店买任何东西,生产方式到这步的时候,我们农村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就会倒吸他们回来。

  这是我从发达地区到山区后,对乡村社会的思考,对乡村治理的探索。巴东这么多贫穷的人口,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去帮,我这里的干部也只有1000多人,远远不够。要从根子上扶贫,就要改变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现在的思路。

  中国青年报:这思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以后想做些什么?

  陈行甲:来巴东之后一直都有,反腐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我们的巴东,最大的资本是我们的大山大水,有一种大美,最大的亮点是发展旅游。过去交通不方便,现在我们有突破性的进展,还请多帮我们推介。(记者 卢义杰)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578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