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大凡对中译西学名著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对何兆武一无所知。他的译介之功可谓大矣。其中,《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等名著以及康德、帕斯卡尔等人的著作,都在他的笔下变成了醇厚畅美的中文。
我曾冒昧地以为,单就事功和名望而言,在精英云集的西南联大学子中,何兆武先生也许并不算是最卓越的那一茬。他不像王汉斌、彭佩云、何东昌、刘国光、朱光亚、端木正那样位高权重,不像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何炳棣那样世界驰名,他没有穆旦、王浩、丁则良、汪曾祺、殷海光那样璀璨干云的才气,甚至也没有任继愈、王瑶、田余庆、袁方、赵宝煦、许国璋、黄楠森、袁方、冯契诸老那样弟子盈门。无论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还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以他萧散淡素的性情,都注定不可能成为那种大红大紫呼风唤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强人。
但何先生也自有其特异处。
“文人相亲”是中国文人的一大陋习,“谬托知己”是国人的另一劣根。熟悉何兆武的人,都知道他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文化界有着广泛的人缘。前些年的“陈寅恪热”中,许多与陈先生几无干系的人也跟着攀附,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从陈公问学有年,关系殊非寻常,但他从不炫耀,从不借此自傲傲世。著名作家汪曾祺是他当年的室友,日后驰名世界的逻辑学家王浩更是他的密友,他与香港耆宿金庸也颇有深交,即便是在海外学界,他也不乏同好故旧。可是,对这些,何先生都以平常心视之,从不声张。
当时,与何兆武同为长沙人氏的李泽厚曾感慨良多,他说:“何兆武兄长我十岁,待人真诚,学问极好,却无端当了十年现行反革命。我不但感触到他多年被人欺侮,连宿舍也分不到一间,只好住办公室的情况;而且更感触到他的时间、精力长期被青年剥夺,但他却如古代圣贤一样,似乎毫无怨言怒色,总在孜孜不倦地继续他那送往出版社十年毫无消息的古典译稿的续篇。”此处所说的“译稿”,大概就是著名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略论》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当然也可能是康德、黑格尔、边沁、洛克之作。这些书皆为大家名作,且文种包括英、法、德几种,翻译起来殊非易事。在那特殊的年代,为着这些“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他不计得失地一次次跑出版社,足见其执著得“天真”。
“文革”后,雨过天晴,何兆武译作一俟出版,便惠泽学林,名动译坛,成为西学入门的基本门径,也是夯实根底的经典书目。有人甚至以为先生所译西书兼“信”“达”“雅”数美,堪与傅雷所译法国小说媲美,可列为当代翻译史上之“双璧”。
尽管他著述甚勤,成果极丰,但其中多数是翻译著作和学术文章,通俗的文字虽然也有,但并不多。因此,长期以来,何兆武的名声更多地局限于“内行”之间,以西书译介和思想史研究而在学术界饶有清誉,在社会大众中始终没有“热闹”起来。及至近年,先生年登耄耋,疏于俗世,渐然搁笔,逐步淡出了生活的前台,自然就更不为外人所知了。
事情的转机始自《上学记》。在2006年,《上学记》甫一出版,何兆武先生的名气立即跨越学界,深入民间,俨成一位准公众人物,宛似多年前张中行先生的骤然走红一般。这一次,一直大隐于学术文章背后的一个人,开始以通俗的文字直接与读者对话了。
因着《上学记》的出版,他似乎重又被外界“发现”了,如出土的古董一般被推许,被热望。黄裳先生作为文界公认的散文大家,眼界素来极高,对此书颇为激赏,称其为“很有意思的好书”。此书甫问世即告售罄,短短几个月内反复再版,在读书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
这本书的出版确实给何兆武带来了许多意想之外的东西,甚至也带来了某些世俗的名与利。不求名而名自来,不求利而利自生。这当然不是坏事。然而,他的生活日渐被打乱:求助者络绎不绝,拜访者多了起来,约稿的电话时时响起,无端的纷扰也因之而至。他所希求的那种清净,似已渐不复得。这原不是他所向往的。于是先生很固执地回避着许多,坚守着自己清净自在的平常日子。
《上学记》经三联书店出版后,稿费和版税达数万元。何先生身为口述者,竟分文未得。此事让不少人大抱不平,他却不以为意,好像压根儿没有这回事似的。而我,也只是后来从先生左近的一些人口中才获悉此事的。他今时的寓所仍仅数十平米,没有客厅,“客厅”便是书房,而所谓书房,同时也是卧室,一桌二椅一床一书架,仅此而已。他显然没有资格清高到视金钱如敝屣、以财物为粪土的境界。可是,要他为此而牺牲自在,费心劳神,他做不到;要拿任何东西换取他的清净和自在,也做不到。
在与何兆武先生的聊天中,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历史,是往事。尤其是西南联大,作为中国大学和学术的典范,它是那么令人神往。何先生是于今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联大人”之一,更是清华园中惟一的联大人物,自然是我讨论联大问题的不二人选。在何先生的追怀中,我们思想的触角得以延伸到历史的种种细部,无形中就纠正了一些偏见和无知。比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放洋有年,衣着却颇土气,口音极重,常人不得其解;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学苛严,老是点名,作业又多,学生惧甚;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沈从文讲课并不在行,但还比较受欢迎;刘文典这“老古董”性情孤僻,酷爱臧否人物,不大与人来往,但学问实在好;汪曾祺“这厮”非常颓废,老是逃课,却很有才,他被朱自清讨厌,却深得闻一多沈从文宝爱;穆旦(查良铮)和联大总务长查良钊乃是一家,他们与金庸(查良镛)同属海宁查氏望族,势力极大……
又比如:民国时期学生们几乎没有任何考试压力,没有人把考试当一回事,学生们得以自由发展;社会风气虽重理轻文,文科生常找不到工作,但总有一批最优等的青年人不计功利,出于“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选读文科,结果他们很争气,都很有成绩,没有人敢瞧不起他们;文科生工作不好找,很多人就当中学老师,当年杨振宁也当过中学老师;联大的几个研究所在昆明城郊,离学校几十里地,他们上课来回都是步行几个小时,但大家习以为常。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之前,日机常来轰炸昆明,警报一响,大家作鸟兽散,这课就不上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根本不上课,但也是自己看书,争分夺秒……
彼时一度盛传的一本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先生也是联大出身,书中对联大回忆颇多。何兆武与其不乏交往,对其颇为功利的读书治学的心性不敢苟同。但在说到作者时,他立即坦言:“何(炳棣)先生是大家,我不算,我不算。”那不是出于客套的谦辞,而是发自本能的反应,是由衷之言。
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何先生多讲讲自己,可他总是让自己的师友鲜活过来,却把自己轻轻隐去。他似不愿提及自己。后来,我才觉出,何先生岂止不爱提自己,甚至连“追忆逝水年华”也不是他最所乐意的。他原来和一般老人不同:尽管珍恋自己的往昔,但并没有沉湎其中,更不靠回忆和摆老资格过日子;他不愿活在回忆之中、历史之中,他更愿意生活在当下。说到底,这是一位“现在时”的思想者,而不是“过去时”的学问家。尤令我吃惊的是,他对时事有着特别的敏锐和特殊的关切。每次我试图引着先生追忆往事时,他总是讲一会儿往事,就把话题宕开,接着马上就是“今事”了:教育问题,青年就业,医疗改革,住房问题,环境保护,国际局势……
我在无意中发现,何先生的书架出奇的小,书自然也极其的少。除过一套二十四史外,只有不多的外文书,再就是朋友们赠送的一些书了。他自己出过那么些书,书架上却不见它们的身影。何先生一生勤勉,八十年的读书生涯中该读过多少书啊,可是他从不藏书,尤其不藏自家之书。我不解个中情由,只能猜想:先贤经典,他宁愿蕴藏于心,而非显摆在书架;至于自家之书,都已遍布学界,植根于读者中,自己也无须再特别地保存了罢。
记得葛兆光先生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幸福》中特别地谈到何兆武先生,以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既自由又幸福,令人歆羡。我以为不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命数,何先生那一茬人也不例外。他们接受过中国最好的本土教育,这是其大幸。但其后,却有太多的不幸接踵而至,一个个都成了老“运动员”。这也能算“幸福”吗?
“立功”“立德”“立言”是国人的“三不朽”。何兆武先生无意“立功”而绝意仕途,不求“立德”而成就大德,有心“立言”而言语日少。然而,到了今日,他甚至对“立言”也已不再热衷。这样一来,不仅名利已是身外之物,甚至连文章也已渐渐作别。有一次,我劝先生说哪怕不写原创性的大块文章,就是随便写一点回忆文字也好啊。他一听即圆睁了明亮的眼睛,说:“文章怎能随便写呢!”
又一次,我还是忍不住地建议他再写些东西。先生只淡淡一笑:写什么呢?像是问我,又似自问。
我读过他近年不多的一些文字,温温润润的,浑然仁者气象,全不似其他老者那样,笔底苍凉无限,一派萧然。读他的文字,不会让人长脾气,却是让人长见识的。
“不写了,不写了。”他无意识地轻声说着。夕阳的余晖渗过幽密的枫林,软软地泻入南窗,恰好洒在他的身上。何兆武先生宛若浸润在一汪淡淡的金黄色光泽之中,而他对此并不自知,在这落日的余晖中,一如平素地说着家常的话。“不写了不写了。”他依旧重复着那句话。
(作者:刘超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