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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所知，有些事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早已是已知的未知。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未知的未知——这些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上面一段话曾被英国一个学术机构评定为“驴唇不对马嘴奖”，获奖人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政经人物面对公众披露敏感信息时，往往会“打定主意让人听不懂自己的话”，比拉姆斯菲尔德口碑要好许多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着同样的名言：“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你认为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但说不准你意识到你所听到的不是我表达的意思。”技术型官员当然知道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因此，“小心谨慎，充满了含义不明的暗示，躲躲绕绕，闪烁其词”的“美联储语言”便成为其完成公共信息自由流通的义务的手段之一。

　　“现在来讨论资本市场的事情不是太合时宜，因为现在市场比较低迷。”这是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6月底的无锡周末大讲堂上讲述《资本市场与创新经济》时所说的第一句话。从课题的安排与开场白的选择来考量，作为一个纯技术派的官员，他与公众的沟通是令人称道的。无锡新闻频率财经节目主持人汪涛认为祁斌在无锡的这番言论是给市场提振信心的。“不过，他并没有一点点‘救市’的表述。”一位投资者说。

　　祁斌，人称证监会第一智囊，得此称号，可见他在投资者心中的份量不轻。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祁斌留校任教，1992年赴美，分别获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学位。随后职于华尔街高盛集团等投资银行，并曾任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合伙人。回国后他历任中国证监会战略规划委委员，基金管理部副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在A股市场从6124点跌至2800余点的敏感时刻，他的公开言论，都将会被添附上利益相关人的解读，并且这种解读往往是情绪化的。

　　6月20日的18点，一个又闷又热的周末的傍晚。中山路上一家饭店的3楼包厢内气氛热而不闷，在这里高谈阔论的人都是本地证券营业厅大户室的常客。祁斌来锡的消息是这场圆桌聚会的热议话题之一。“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证监会对此究竟是怎么理解的？”显然，由于市场的低迷，投资者对于证监会有不满情绪。在座的都是随中国股市中沉浮了十多年的理性投资者，但在实战操作上成熟与情绪表达上的激进并无太多关联。

　　从上证所首批交易的“老八股”中的600651——飞乐音响开始，陈先生在涉足股票投资已经有18个年头了。“可以说祁斌是证监会智囊团的团长，我想问股改后进入了全流通时代，但‘大小非’的流通打破了市场的平衡，这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投资者信心不足，股价下跌，股指下挫。当初股改在制度设计上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如果没有，那么股改就是不成功的。”陈先生的看法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一位证券从业人员举例补充：“不久前，‘三一重工’宣布把已经解禁的国有股推迟两年解禁，使得市场在‘十连阴’之后迎来大涨，在‘大小非’解禁问题上，‘三一重工’的做法是否是值得效仿的呢？”

　　“证监会主要领导多次表示资本市场要稳定，但目前股市的大涨大跌的表现与这种态度自相矛盾。作为投资者，我感觉证监会作为的信心不足。”陆先生说如果他与祁斌能当面交流的话，将会问他：“救护车警报声确实已经响了很长时间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看不到救护车开过来？”

　　一位投资者私下对记者表示，“凭心而论，证监会是不用对股指负责的，不应干涉市场的涨跌。负责监督上市公司及市场交易，打击违规和操纵市场者。证监会没有托市的义务。”但在这种场合下他觉得说这样的话似乎不怎么合适。

　　问题还在继续：

　　“红筹股回归后发行价比海外发行价高出很多，这是因为企业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裂变式的发展还是因为我们的发行机制不完善？以中石油、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为代表的大型国企的股票为什么会跌破发行价，是不是发行机制上出了问题？”

　　“不少上市公司从未派发过红利，这是为什么？”

　　“公募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为什么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证监会如何防范基金公司在基金专户理财和公募基金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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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聚会上的头脑风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无锡投资者的智慧。对于股市，对于证监会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或许这种看法夹杂着利益的动机，但大家都是希望中国股市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高效。正如这些提问者所预料，祁斌回答提问的概率非常低。但对于资本市场上存在问题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逼真地体现无锡投资者的成熟度。

　　一天之后，祁斌在无锡周末大讲堂上没有接受媒体专访，他用3个小时阐述了这样一个系统性问题——目前我们遇到了初级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渐趋瓶颈，所以中国迫切需要从加工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而资本市场将逐渐成为我国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中心舞台。在这个系统性的论述中，他超过十次提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在机制上和效率上还有待提高，资本市场的内部改革还要加快。

　　祁斌说，这次在无锡与大家的探讨其实是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的解读，而他本人正是这份报告的写作组组长。他认为，到202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市场。到时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将基本完善，深度和广度将大为拓展，还将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成为一个更公开、公平、公正市场，一个高效、多层次和开放的市场，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不断显现，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投资者所敏感的问题，祁斌并非没有顾及。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资本市场似乎能看到华尔街二、三百年历史的浓缩。美国股市的透明、公正、高效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一百多年前华尔街就过这样一个天大的谎言：在铁路股狂热的时期，一条通往月球的铁路的商业计划竟然受到众多股民的追捧。美国证监会是在1934年成立的，这与美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成立已经相隔了144年。这期间，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诞生了无数的谎言与骗局。“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财务报表，没有人认为上面有一个数字是真实的。证券法规的严重缺失使得股票操纵者们为所欲为。”祁斌曾表示过在我们市场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于华尔街早期的投机者。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券商委托理财的问题，与华尔街历史上出现过的庞式骗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电子交易、结算、监控等方面，我们又具有最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可以说，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发展资本市场，我们理应借鉴其它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作为官员他这样表述：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与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放在全球竞争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挑战则更为严峻。作为学者，他如是说：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挑战，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定有良好的前景。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有集中的趋势，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最大、深度最深、流动性最好、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监管最严、法律最健全，所以说，全世界只需要美国这一个资本市场就够了。这种观点当然是片面的。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完全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理由是：首先，全世界的华人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共同体，无法想象所有的中国公司到相隔万里的美国去上市，并用英语与投资者沟通；第二，中国GDP增长迅速，实体经济发展良好；第三，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资本，反之，大量的资本缺乏投资渠道；第四，中国人勤勉节俭，天性中有对投资及创业的热爱。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

来源：2008-07-25 风尚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