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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秘书长童之磊

中文在线总裁、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秘书长童之磊（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1993级本科）

2000年，童之磊实现了在清华大学参加创业大赛时的梦想，成立了数字出版公司——中文在线，任董事长兼总裁。而五年后，他深切体会到数字出版遇到的盗版挑战远比传统出版更大。2005年7月9日，童之磊成立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2009年伊始，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近四年之际，本刊对童之磊进行了专访。

“迫不得已”的选择

　　China IP：最初是怎样的想法促使成立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的？

　　童之磊：我们成立“联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2000年，我们成立了中文在线，进行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出版业的一场革命。传统出版除了内容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载体，如纸张、光盘等。但在数字时代，这些都不再需要了，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和专用的阅读器下载内容，不再需要有形的载体进行传播。

　　其实，每一次数字出版都成为一次数字内容的传播。这种内容每一次的分发都是一种授权行为，这种新的数字内容产业的本质就是数字版权产业。所以，对数字出版产业而言，版权就变得无与伦比的重要。因为每次出版其实都在进行版权交易或版权许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盗版。

　　以前对传统出版物进行盗版需要相当大的投入，比如建一个盗版印刷厂，一条盗版生产线，投入可能需要上百万、上千万。但是在数字时代，盗版行为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简单到两个动作——复制和粘贴，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对我们这样的企业而言，只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权益。

但是，如果只有我们拿起法律武器，显然是杯水车薪。虽然盗版很猖獗，进行盗版的网站很多，但与此相对应的权利人数量也很巨大，成千上万。如果每一个权利人都能拿起法律武器联合起来，就可以积水成海，积沙成山。这就是我们建立联盟“迫不得已”的初衷。

立体维权模式

　　China IP：“联盟”建立初期，是如何打开局面的？是如何取得作者信任的？

　　童之磊：1999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王蒙等六作家告世纪互联案”。这六位作家当时告世纪互联的时候也引起了行业内的震动。当时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内容就是免费的，而且获得不需要手续。甚至有些人和权利人谈此类问题时非常强势，认为网站将权利人的作品放上，是在帮权利人做宣传。当时，王蒙、张抗抗等六位作家拿起了法律武器，最终胜诉。实际上能够像他们一样有维权意识的作者还是比较少的。而且维权的经济和时间成本非常高，有很多人不得不放弃，非常希望有人能帮他们做这些事情。

　　一些商业网站更是在故意盗版，因为盗版成本和赔偿金可能只占收入的万分之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大量的网站不断使用未经授权的作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作者讲，我们借鉴了传统出版的模式，用数字出版的模式，通过版税或者稿费的方式，获得作者授权，对作者的作品进行网络传播。作者听了以后都非常兴奋，很乐于和我们合作。

　　China IP：与其他的维权机构相比，“联盟”在帮助权利人维权时，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童之磊：“联盟”最初的理念就是整合权利人、网站、出版社、律师事务所等资源优势，使权利人联合起来向网络盗版举起法律武器。“联盟”是在中文在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文在线与权利人和出版机构已经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进行资源整合时有一定的优势。

　　虽然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版权保护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但“联盟”在人力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国家的保护机构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人力的限制。国家版权局全职的人员大概只有几十人，做全国的版权保护压力是很大的。虽然这几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比如每年的网络盗版专项治理活动和08年的奥运版权保护，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面对大量的盗版，他们无法完全治理。我们这种社会保护机构的优点恰恰弥补了行政保护的不足。社会保护的人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不仅仅可以进行社会保护，还可以申请司法援助和司法救济，还有社会舆论和公共监督。

　　China IP：“联盟”的维权模式是怎样的？

　　童之磊：可以说是一种立体维权模式。权利人通过与“联盟”合作，将维权的权利授给“联盟”，进行委托维权。“联盟”通过自己加盟的律师事务所帮助权利人维权，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联盟”预先承担。维权获得经济赔偿后，“联盟”和作者进行分配。如果没有一个立体模式的社会保护机构，作者实际是很弱势的。作者个人要告一个很大的网站或公司，经济实力很难和对方抗衡，专业性也比不过对方。即使作者个人请律师，能请到的律师和大型网站请到的律师也不是一个水平的，所以个人维权实际非常弱势。立体模式的社会保护机构把很多权利人、其他的专业维权组织和人员都联合起来，针对一个侵权对象时就不仅仅是一个权利人、一部作品，可能同时有几十个作家的几十部，甚至上百部作品，数量会很大，从经济角度讲就有可能把投入补偿回来。

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专业维权机构的加入，其实也形成了立体的监督体系，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管理和国家公检法系统的管理，还有媒体监督。虽然大家承担的角色不一样，但通力合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维权难”与“三十二天现象”

　　China IP：“联盟”在维权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童之磊：由于网络的特殊性，维权的取证、时间、甚至找到侵权方等问题都是很大的困扰。如一些地方有侵权行为的小网站很难找到，很难查证侵权主体、所属公司和所在地。即使找到，也可能采用各种方式对侵权行为进行否认、抵赖、甚至威胁，在时间上也会进行恶意拖延，有时会拖至半年甚至更久。取证时，也会遇到很多技术挑战。如中文在线在无线维权领域的第一案中，手机作为作品的无线载体时，用手机屏幕很难取证，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作支持。虽然最终胜诉，获得了赔偿，但这和“反盗版联盟”的决心和维权人员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也觉得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司法越来越公正，只要合理合法，一定会赢。

　　China IP：针对这些挑战，“联盟”有没有应对措施？

　　童之磊：“联盟”制定了自己的维权标准——“三十二天现象”。“联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每天在网上对签约的作者作品进行搜索，一旦发现侵权情况就会及时进行取证。“联盟”从向侵权方发律师函开始到起诉侵权方，要保证在三十二天内完成。三十二天之内如果没有结果，“联盟”就代表权利人进行正常的司法程序。“联盟”也正是因为深受其害，才规定了这个时间。

　　反盗版环境与惩罚性赔偿制度

　　China IP：奥运期间，政府对奥运版权的保护十分成功。您认为中国以后是只能依靠政府加强保护力度才能改善反盗版环境，还是一些民间组织或像“联盟”这样的社会保护机构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童之磊：中国的版权保护要依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奥运会时，中国政府对奥运版权的成功保护，也让“联盟”信心倍增。除了看到政府对盗版的有效控制，“联盟”也看到像自身这样的社会版权保护机构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在任何国家，政府对版权保护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政府会受到人力、精力等方面的制约。社会版权保护组织能够形成版权保护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我相信这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作者能加入“联盟”，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诉一个网站时，有几部作品和有成百上千部作品是不一样的，会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但是有的作者还没有形成这种意识，觉得反盗版是国家的事。其实版权是一种私权，是个人的权利，所以我觉得需要对这种意识做宣传，也应该对公众加强版权保护宣传。中国一直要建立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创新就是知识的创新，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因此鼓励创新，提高整个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至关重要。

　　China IP：您认为反盗版立法方面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童之磊：我觉得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重中之重。虽然“联盟”过去几年的工作十分有成效，但从经营角度看，依然入不敷出。“联盟”对专业的维权人员、取证、诉讼等方面的投入很多，但最后获得的赔偿金额有时非常少，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维权成本。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盗一罚十甚至罚百，不然盗版很难消失。只有罚到盗版者不敢的时候才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只有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让我们这样的维权机构正常运作下去。

　　我们现在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事业在做，如果纯粹是因为经济，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中国的版权保护环境对我们这样的数字出版企业就像空气和水，如果环境能够改善，我们就会成长很多。

　　China IP：“联盟”除了对在线文字作品的版权进行保护，是否有计划涉足其他载体的作品，比如视频作品、电影、电视和音乐？

　　童之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盗版形式会带来更多新的挑战。目前在线音乐、电影、电视剧、游戏和其他多媒体作品的盗版侵权形式层出不穷，我们也计划扩大自己的版权保护覆盖范围，扩展到非文字的领域。其实，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盗版，不用维权了，我们“反盗版联盟”这样的机构消失时，才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才是我们最成功的时候。（李薇）

转自 《中国知识产权》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