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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访问者：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访问者：骆新

严东生，1918年2月生，现任中科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名誉所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长等。曾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严东生读书

　　在上海西部一个并不宽敞的寓所里，九十三岁的严东生平静地过着他的晚年。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由于他的突出成就和贡献，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科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他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当代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变革。

　　严东生：你想我这个年龄段，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

　　骆新：这怎么能过时呢？这个位置上您可能已经做到了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地步。

　　严东生：没有，所谓英文就是“face out”(直面人生)，逐渐要退出历史舞台。

　　骆新：我觉得您今天表态，跟您原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不一样。您那时候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是人生刚近半。

　　严东生：半九十，就是说后边这段很艰难。

　　骆新：那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比如说到了90多岁，他的创造能力就不行了呢？

　　严东生：应当说没有什么创造能力了。

　　骆新：真的？

　　严东生：当然了，主要是年轻人，我现在说实在的，我连学生我都不带了，带研究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结束。现在我这一方面的工作，纳米材料科学的，我是这样子，二十多年，我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人工晶体，另外一个就是人工合成水晶，压电晶体，也是很重要，再有一个金刚石，人工合成金刚石，这三个，后来就转为搞闪烁晶体。

　　骆新：什么叫闪烁晶体？

严东生：闪烁晶体就是说在粒子照射下面，它能够发出光。那么这个是用在高能物理上，1982年丁先生丁肇中找我，他当时在日内瓦核研究中心搞一个探测器，是他负责的，他选用了人工晶体作为他的电磁量能器。

　　当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找到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严东生毅然接受对方请求，仅用一年时间就生产出了大尺寸、性能优良的BGO晶体，成为了我国科学界的一个里程碑，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严东生：后来我们就有许多创新，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当时国际上没有人做，只有我们。提前一年，提供给他全部需要的12000根大晶体，我们就在国际上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影响力。

　　严东生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1929年他考进北京崇德中学，在这所英才辈出的名校，他连续六年保持年级第一名，并根植了对于攻研理科的兴趣和才华。1935年，严东生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由此迈入终生相伴的化学专业殿堂。抗战爆发，为照顾病中的母亲，他转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在那儿他获得了硕士学位。

　　严东生：应当说，我念的学校还是不错的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我在清华第一年，物理老师就是吴有训、萨本栋两位，化学老师就是张子高，第二年是高崇熙。那时候那些人说起来，现在大学里有这样的大师级的这样一些老师，还是不多的。但是我们一年级学生，就是由这些老师来给我们上课。

　　骆新：现在这样的老师都只带研究生，不教本科生了。

　　严东生：一流的教授应当给本科生或者一年级学生上课。

　　骆新：给他打底子。

　　严东生：在清华也好，在燕京也好，下午四点半左右都是到体育场去了，这是清华的一个传统，运动，运动一个小时。马约翰教授先跑步，跑步，打篮球，或者打网球。清华当时还有一条，你游泳不到一定水平还毕不了业。建国以后，清华曾经提出过这校训，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骆新：您已经早就超过了。

　　严东生：这个我够了，我实际上21岁我就拿到了硕士，后来我在燕京才在22岁我就上课了，给学生讲课，讲英文课。好多人，现在90岁左右的，做我学生的人还有几位。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教育，的确，在国际上，中国的教育，包括以后的西南联大，还不低于现在，绝对不低于现在。

　　骆新：那个时候跟今天的教育相比，你觉得它最可取的地方是什么？

　　严东生：第一就是老师好，老师的确是一流老师，那个时候的教学，可能更鼓励学生有这种创造的欲望。尤其燕京，它就自由度很大，上课有时候不讲太多东西，然后老师给你留很多参考书，让你下课后去看。有时候一上课，一开始，前面有十分钟、一刻钟，给个题目，让你当场就做，这没什么准备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就是说思考能力，临时思考能力，联想能力，解决一些问题的能力强。

　　骆新：我查了一下您当时的成绩表，也算是学校当中相当不错。

　　严东生：我是不错，尤其在燕京，我到了燕京以后就比较明显地好。

　　1946年，在燕京大学严东生获得了留美奖学金，先去了纽约大学，后转入伊利诺大学。3年后，新中国成立，严东生放下了一切，回到了祖国。

　　骆新：那时候为什么好多人都想回国呢？

　　严东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去都是为了回国，都是为了回来，当时可以看到一些毛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这些都看得到。所以对于我们党当时那些主要的政策、思路就有点清楚了，所以就准备要回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党委书记 王龙根——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在那个时候，一下子就推荐他进入美国，在材料界的四个学会的会员，那绝对是顶尖人物。同时这个学校又聘他留下来，继续在那里做工作。但是我们新中国一建立，1949年新中国一建立，1950年严先生就毅然地辞去了伊利诺大学对他的续聘工作。而且回来以后，他不是回到了高等研究院，而是回到了鞍山钢铁厂去当一个技术员。我感到这样一种精神境界，是值得我钦佩的。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从此，他的生命历程科学生涯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系在了一起。从鞍钢到上海硅酸盐所，他一直奋战在科研一线，并以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级大奖。

　　严东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时候其实是中国在经济上不太好的时候 。到了国内，主要就想在工作上能够做出点贡献出来，很认真。商业诱惑没有，市场诱惑没有。

　　骆新：比较单纯。

　　严东生：比较单纯。你的工资还不算少，我是三级教授254元，后来还自动减薪，减了1%。我文革的时候，文革一开始就停薪了，一个月发15块钱生活费。但是我到解放出来以后，原来扣发的工资全还给我了，那时候我就一次性交了1万块钱党费。还给我六七千，然后我自己还有点储蓄，一起拿着交了党费。

　　骆新：您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

　　严东生：我也不晓得，那时候就交了党费了。

　　骆新：是为了要向组织上去表现一下？

　　严东生：没有，那时候没觉得钱有什么特别用处。

　　骆新：那您1969年，1968年“解放”以后，您又开始投入这方面的工作了？当时工作还能进行下去吗？

　　严东生：那不能进行。那就一直到1976年以后，就是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不是开科教座谈会吗？小平同志就开科教座谈会的时候，他就说，中央要我出来工作了，我先要了解一下，熟悉一下科学跟教育的情况。所以就请了你们，当时不多的，30个人。

　　30个与会者，15人来自教育界，15人科学界。这次会议后来从它作出的若干决定而推动了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变革。那一年，严东生59岁。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生命和事业走入了新的高峰。

　　骆新：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您本人提过什么建议吗？

　　严东生：有，我还说了不少话，大概有半天以我为主来说话。

　　骆新：真的？

　　严东生：大家插话，因为大家气氛很自如，大家插话很多，小平同志也插话。30人谈了九个半天，四天半，最后一个半天是小平同志讲话。当时定了几个事，一个是恢复高考，所以高考1977。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他就说了一句，他就说，今年已经推荐完了，马上九月一号就开学了。那么现在已经八月几号了，是不是今年推荐还算数，明年恢复高考？后来大家说不行，不能再拖延，所以当时就作废。后来小平同志说，好的，1978年可以招两次生嘛。

　　1981年至1987年，严东生从上海到了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书记。在那时，他大胆地提出要让科学家管科学家，避免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行政干预，由此推动了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严东生：当时我做党组第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汇报提纲，向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总书记汇报。然后耀邦就说，这个改革提纲还是不错，大家认为还是不错，可以先在科学院试行。改革是在科学院第一个开始的。

　　骆新：您那时候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

　　严东生：写改革汇报提纲，花了差不多大半年先写了初稿，然后听人大、政协 一些各方面人，科教界比较负责的一些人，副委员长、副主席，听他们意见，然后修改。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党委书记 王龙根——

　　这个汇报提纲我们都认为，是我们科学院里面最最早的改革开放的基本纲领。那么还要早一点，1981年的时候，严先生就联合了大概有七十几位科学家，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希望党中央专门拨出一块基金来支持基础研究。到1982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那么在科学院里面，建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

　　骆新：作为像您这样的科学家，您最高产的时期，或者状态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严东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后。

　　骆新：可您那时候岁数可也不小了。

　　严东生：所以我最近不是在说，改革开放30年，我就说，生命从60岁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是60岁，到去年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我90岁。这三十年是我最好的时候，身体也最好的时候。

　　骆新：说明您那时候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

　　严东生：头脑我现在也还清楚的。

　　骆新：您刚才说，您说您已经没有创新能力了。

　　严东生：当然我们有一个队伍来做这个事情，我当然是跟他们一起讨论，第一线做事已经不是我。现在我这儿主要负责这一大摊的人就是施剑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也是一个A类的实验室。

　　骆新：也在硅酸盐所吗？

　　严东生：硅酸盐所的。

　　骆新：硅酸研所是负责纳米材料主要的实验室。

　　严东生：对，无机纳米材料。

　　骆新：纳米技术这么多年来，大伙也希望它能够在某些方面，去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如果让您给我普及一下科学知识，就这个像您所研究这个内容，如果咱通俗地讲，您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做人工晶体这一块为主的，还是以研究微分子，甚至粒子技术为主的？

　　严东生：做两方面，应当说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人工合成大晶体，应当说自然界是没有的。

　　骆新：叫无中生有。

　　严东生：自然界没有的，在科学大工程方面，它作为一个电磁量能器，一个敏感的部件。在里面，有粒子来，它就有反应。有新的粒子来，这个反应就说明你发现了某些新的粒子。这个是在它大科学工程上，能够起到一些，只是在科学界，认为有非常重要创新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纳米材料，那可以说另外一方面，我现在用在汽车尾气净化。汽车尾气排出来的主要三个有害物，一个是一氧化碳，一个是氮氧化物，一个是碳氢化合物。那么它同时可以给三个东西，一氧化碳变成二氧化碳，就是对人是没有害的，氮氧化物变成氮气，碳氢化合物变成水，所以这个就变成对人无害。

　　骆新：这套技术的实践过程还是需要很大的投入吗？

　　严东生：跟我们合作的有个民企，很有眼光，他投入不少，他现在投入3000万。

　　骆新：那这个技术如果一旦转化成现实，您觉得还要花多少时间？

　　严东生：也许三年左右。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博导 施剑林——

　　我们知道现在城市里面70%以上的空气污染，都来自于汽车尾气的排放。如果把它有效转化的话，可以避免大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我们这方面都是希望能发展一种新型的低成本的催化剂，使汽车尾气能够在汽车排放的时候，有效地得到净化。现在这工作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在大家眼里，严东生永远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人，而他的睿智、他的激情、他半个多世纪的事业心血，都只交付给了一个夙愿，让祖国和民族繁荣强盛，除此，他都看得很淡。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博导 施剑林——

　　在追求整个科学过程中，他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态度。甚至不像很多老先生，可能比较墨守成规，比较固守己见。他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思维，非常创新的思维来看待这个新的事物。鼓励我们学生和他周边的同事，不断探索新的未知的领域。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党委书记 王龙根——

　　他凭着他浓厚的基础和洞察能力，他发现了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学科方向。他发现了他都能够动员和团结我们所内以及所外的各方面的科学家，到这个领域去工作。他让人家去做，最后都得出了非常好的科技成果，拿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组织了很大的攻关项目。但是严先生他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没有在里面要去享受这个名、那个利。

　　严东生：科研废寝食，忧教忘春秋。

　　骆新：就是这个照片这是你们钻石婚。

　　严东生：这是我们毕业照，这是1939年毕业的时候。这是60年以后的。从毕业的时候就在一起，1939年到现在2009年，七十年了，毕业到现在七十年了。

　　骆新：我这次来采访您，我没想到，其实您这么德高望重，但房子不大。

　　严东生：房子就是这样，一直就住这儿，可以了。

　　骆新：您本人对财富好像没有太大的欲望。

　　严东生：没必要，钱有什么用？我住这房子跟住再大点的房子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我习惯了在这儿，我再搬一次家，反而对我不是正面影响，是负面影响。

　　骆新：您看您前面说了，1968年交了一万块钱交党费，那时候一万块算是天数了。

　　严东生：那时候一万块钱真是不少。196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四十年前了。

　　骆新：我记得1996年何梁何利奖金拿钱了，当时给您20万奖金，您也基本上都捐了。

　　严东生：对，我有个奖学金。

　　骆新：现在有多少钱了？

　　严东生：有百八十万。

　　骆新：您看今年都92岁了，您现在还在做一些研究 ？

　　严东生：现在基本不做，但是我还是注意，看看文献这方面，没停。

　　骆新：网球还打吗？

　　严东生：网球不打，喜欢看。现在温布尔顿公开赛正在打，这两天晚上都看。

　　骆新：您这精神头哪像九十多岁的人？

　　严东生：我喜欢听音乐，现在喜欢看网球，原来打网球，打到85岁，膝盖不行了。

　　骆新：85岁还能打得动吗？

　　严东生：还可以。

　　骆新：在您90岁过生日的时候，给您出了本画册，叫“博学厚德 完美人生”。“学”您已经谈了很多，而且我们相信，严老您作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您肯定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没人可以超越了。

　　严东生：没有，不可能，一代总要超过前面这一代，没问题的。

　　骆新：那如果就“德”的角度上来说，在德方面，您认为，您最推崇的德行是什么？

　　严东生：当个科学家，一个首先当然是要诚实，绝对诚实，诚信，说话算话。第二个是要能跟自己的一起合作者，或者是有关的人，很愉快地相处。

　　骆新：我们确实喜欢跟科学家聊天，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听得懂，你所说的一些专业内容，但我觉得所有的科学家都很平静。像您这样的科学家都比较平静。我们特别想知道，您的平静是从何而来？其实探知一个未知的世界，他永远需要一点激情，甚至可能会出现焦虑。

　　严东生：我想“焦虑”这两个字可能对科学界并不一定很适合。当然需要有灵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在，一种激情特别突出的状态，忽然冒出点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跟你的积累是有关系的。

　　骆新：那你做科学家的动力在哪里？

　　严东生：应当说对自然界有兴趣，还是有兴趣，好奇。

　　骆新：最后问您一句，您在乎您现在这名声吗？

　　严东生：当然，我们在大科学工程里有所贡献，国际上都对你能够承认，当然也是一个自己觉得很愉快的事情。不仅是自己，这个团队，或者我的单位，或者我们中国科学界。

转自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走近他们》 200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