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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绳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过去我干的是新闻，现在干的是旧闻。”杨继绳的语气里，有点自我解嘲的味道。

　　作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40多年的新闻生涯充满传奇，如今他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坐在堆满了各种杂志、书籍和文件的桌子后，他喃喃地说：这样也挺好，退休了还有事情做，而且越做路子越宽……

　　一名投稿者的电话打了进来，足足讲了10多分钟，杨继绳一边接电话，一边拉开抽屉找投稿者的稿件，抽屉里放了那么多的东西，没想到的是，还真的找到了。放下电话，杨继绳用铅笔在那篇稿件上，重重地做了个标记。而在他新出版的《三十年河东》一书的目录上，也有他用铅笔打的一个个对勾。

　　这本书是杨先生过去十多年来部分政经评论的集合，在他看来，所有画了勾的文章，都“仍有现实意义”。也许，只有翻开这本厚厚的书，才能真正体会到一种特别的感慨：那里面有太多的预言，如今已成现实，在纷纷扰扰中，我们终于没能摆脱规律的力量。

　　时代进步的脚步，如此匆匆，甚至有些忙乱，可我们究竟铭记了什么？或者遗忘了什么？

　　多年前的评论，仍有现实意义

　　晨报：新闻被认为是易碎品，《三十年河东》中很多文章都是十多年前的，为何又要将它们结集出版呢？

　　杨继绳：这十多年来我总共写了400多篇政经评论，此次挑了120篇，绝大多数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所以就出版了。

　　晨报：书中《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什么？

　　杨继绳：那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许多人正为市场化唱赞歌，但我认为，并不是什么都应进入市场的，比如权力，一旦它也进入市场，就会丧失其管理能力，最终会导致不公的情况出现。这篇文章被几十家报纸转载，当时影响就很大。

　　晨报：权力进入市场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杨继绳：权力与资本都是老虎，必须加以制衡和约束。权力不被制衡，资本不被驾驭，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从本质上看，权力和资本都是贪婪的，一旦二者发生恶性结合，就有可能导致罪恶。今天大家如此关注这篇文章，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吧。

　　警惕凯恩斯依赖症

　　晨报：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比如凯恩斯主义，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媾和的一种形式？

　　杨继绳：2002年我专门写过一篇《凯恩斯依赖症》的文章，这次也收到书中了。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觉得离了凯恩斯就不行。要警惕这样的错觉，即“苏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经济生活中，以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为根本，将市场经济放到了“用”的层面上，这种想法很荒唐。计划经济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实践证明那是存在问题的，改革就是要从传统体制中走出来，怎么可以仍然坚持“苏学为体”呢？

　　晨报：为何凯恩斯依赖症频繁出现挥之不去？

　　杨继绳：因为改变这种依赖性的动力不足，30年来我们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在不影响原有阶层利益的基础上，新的阶层成长起来，在没有涉及核心利益时，两者可以相安，一旦涉及到核心利益，就会出现矛盾，所以一些问题只能延宕下来，暂时无法解决。

　　年近古稀，仍不悲观

　　晨报：阅读您的著作，深深地感到杨老以天下为怀的胸怀与担当，遗憾的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关怀，对此您怎么看？

　　杨继绳：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有什么担当？比他们更没担当。我在清华上大学，连陈寅恪、吴宓这些今天清华引以为豪的大师，我们都不知道，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给学生开会，说他们走的是白专道路，要大家不要学他们。那时，我在清华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文精神的熏陶，学校图书馆放着那么多书，就是不让看，相比之下，今天的青年人有网络，在信息选择上有了自主性，我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有担当，虽然我快70岁了，但我对未来不悲观。

　　晨报：现实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人文素养不够，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啊？

　　杨继绳：人文素养不够的情况一直都存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有这个问题。那时所谓的“巨著”、“经典”，在今天看来，许多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所以没必要特别苛责今天的年轻人。

　　打破“车夫困境”

　　晨报：造成这种延宕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杨继绳：社会的进步是各方面意见的合力来推动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如果在这个四边形中，权势阶层的比重过大，那么，决策被干预的可能就非常大，就很容易走入“车夫困境”，最终成了给权势阶层服务的工具，成了他们的车夫。

　　晨报：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车夫困境”？

　　杨继绳：主要靠民主来解决。比如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地方有了财权和事权，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会有相互竞争，也就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能这么快，这一点非常重要。

　　改变应循序渐进

　　晨报：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发展中，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化解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杨继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国家也是一个系统，如果把其中的流弊看成是熵的积累的话，那么随着系统运转，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那么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系统内负熵的加入，比如面对腐败可以加大反腐力度等，另一个是将系统开放，从外部获取负熵。如果错过了这两种选择，根据耗散结构的理论，一旦熵的积累达到某个临界值，则系统中某个局部（可能很小）的超常规行为，就可能最终导致系统整体出现“巨涨落”，原有秩序被彻底废除，另一种秩序被重建起来，这种“巨涨落”是以社会大震荡为代价的，这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可是当一个系统如果不能有效清除腐败等流弊的话，这样的结果就难以避免。

　　晨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负熵加入就是加强自我的革新，而系统开放就是加强和外部的交流？

　　杨继绳：是的，这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之路，付出的代价相对会小一些。

（陈辉）

转自 北京晨报 2010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