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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同1955年４月出生于北京。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培养出来渴求知识的性格和善于思考的习惯，并博览群书。19岁时，陈大同插队于北京昌平。艰苦的农村生活条件逐渐培养了陈大同的拼搏毅力和组织交往能力，为以后的创业生涯创建了扎实的基础。22岁的陈大同，文革后第一批考入了清华大学（1977级无线电系），以优秀的成绩得到了多门课程免考的待遇，并提前半年毕业。毕业后陈大同任清华讲师，1988年获得中国教委首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1989年留学美国，在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结束了斯坦福的博士后生涯，陈大同于2003年顺理成章的进入硅谷的国家半导体公司工作，做半导体工艺的高级工程师。陈大同本人对于技术的追求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原来是做半导体工艺的他，逐渐迷恋上了半导体设计，对他来说，设计更能发挥个人能力，于是开始钻研。偶然间的机会，他帮助另一家清华校友创业的小公司解决了一个半导体设计技术难题，得到了其他创业者重视，便拉他一起创业，纯粹是对于技术的追求和对未知事业的兴趣，陈大同成为了“不知道什么是founder（创始人）的founder”。这家名叫Omnivison的公司成立于1995年，公司的核心技术是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被用于电脑眼、数码相机、手机摄像头等产品。图像传感器的市场原是被日本技术公司垄断，小小的OMNIVISION却能打败并占领这个INTEL和HP都没能成功占领的市场。陈大同通过和同事仔细把握科研方向和市场定位，经过无数的汗水，终于大获成功，公司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家公司至今仍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活跃，而陈大同则在上市之后做出了新的选择——回国。

陈大同虽然将这段成功的创业过程称之为“幸运”，轻描淡写之中仍然掩盖不了创业的艰辛和风险。但是陈大同发现，来自台湾、南亚公司给硅谷制造了很大的压力。而要加入这一国际竞争，最好还是回到大陆——市场在中国，客户在中国，技术跟着市场和客户走——这就是全球技术转移的潮流。再加上OMNIVISON的所有技术开发人员都是国内来的，却帮助美国人把技术从日本人手里垄断了20年的技术抢回来，这些经验的积累也增强了他回国大展身手的信心。通过仔细的筛选，陈大同选择手机的核心芯片作为主要产品，在中关村、张江、硅谷三个地方同时布局创业，成就了展讯的诞生。为了离制造厂更近，一开始，展讯采取了硅谷+张江的模式：硅谷留一小部分创业团队，而在张江则由十几人的团队来开发软件。这样开发芯片工作量的30%，通讯软件工作量的70%，都放在了国内。并且逐渐把芯片设计都搬到了国内，最终把硅谷那边的办公室给撤销了。

展讯在创业开始时，曾全力做WCDMA标准下的芯片开发，但是陈大同发现，首先，做WCDMA的话，永远只能在人后面跟随，要做TD可以变成领先者；其次，当时国产TD标准岌岌可危，标准虽然在2000年通过，但却没有得到手机大厂的重视，没有一个大公司来真正做芯片，只是应付，诺基亚等国外手机大厂只是袖手旁观，等TD死掉。因此TD-SCDMA的瓶颈是手机芯片，没有芯片，再好的标准也是一张废纸。展讯此时的介入，与其说是在挑战技术，更像是在为民族标准争一口气，他们要和时间赛跑。用陈大同自己的话说：“展讯是当时所有国内公司当中唯一有能力和有积累做芯片的公司，我们就觉得有点历史责任的意味。”在这种责任感的推动下，展讯创造了一个奇迹：手机芯片是所有芯片当中最复杂的，一般大公司一般要投资5-10个亿美元，最起码要做5到10年才能出来，而展讯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从01年6月份开始在国内进行软件设计，03年的8月份产品便有产品开始上市；又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花了半年时间，拿下了TD-SCDMA的手机芯片；为了和TD其他的技术方更密切合作，展讯拓展到了清华科技园，在宋军、梅萌等园区领导的支持下在中关村成功落户。这一切的努力，大大推动了TD-SCDMA的产品化和商业化进程，也推动了展讯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同之前的创业一样，上市之后，陈大同又选择了急流勇退：离开展讯，投身风投。在陈大同看来，他投身风险投资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早在05、06年邓峰和朱敏回国创办风投的时候就要拉拢陈大同加入，陈大同自己也想从接受VC的帮助向成为VC帮助别人这一角色变化，于是便欣然接受。展讯2007年6月份上市，随着锁定期的结束和股票的平稳，陈大同于2008年3月份正式退出展讯，来到了北极光，开始了他风险投资人的新身份。

刚进入风投领域，陈大同一度对当时普遍的泡沫和浮躁难以适应。一直在做实业的他经常思考：那些被投资的项目怎么能赚钱呢？接下来的日子，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把泡沫打破了，大家都回到基本面：做公司总要有独特的地方。陈大同终于找回了感觉，他终于可以从技术出发选案子了。

于是，陈大同专注于他的本行：高技术制造业。他将国内风投的投资项目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商业模式驱动的，一种是新技术驱动的。新商业模式驱动类型投资项目的基础是，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转折时期，会出现很多原来没有但是别的国家已经发展成熟的行业，但陈大同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随着市场化越来越成熟，这样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而以技术创新作为核心价值的项目，可以长期保持竞争力。所有制造业，不分传统和新的，规律都非常相似：如果某个产业没有技术特点，产品的替代性强，也还是会碰到价格战，即便是半导体也不例外。但是，只要产业升级做的稍微快点，就能从制造变成创造，这也是华为开创的道路，这样的公司才有全球竞争力，这过程本身就是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毛利从10%提升到3-40%，净利却从1%提升到20%，从而形成了正向循环。同时，主要竞争对手是欧美公司，可以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保持企业的健康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陈大同选择那些技术上“好一点”的公司进行投资。所谓好一点是从性能价格比上面好一点，他甚至量化为20%的性价比优势：或者性能高20%，或者成本低20%。如果做不到这点，公司就会和竞争对手展开“八折定律”的价格战：彼此性能一样，价格低20%。几个八折下来以后，企业也就完了。而且，技术领先只能暂时保持，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怎么长期保证比对手领先1年。例如陈大同投资的一家LED芯片企业，国内同行的一个技术指标只能做到80,他们投的公司能做到150，但因为他们投的公司还要盖厂，等到投产的时候，别人技术进步虽然能做到110，但是他们依旧保持领先，产品售价还能几倍于成本，甚至和国外公司竞争。

同时，陈大同发现，他倡导的这种模式对于国内的体制并不能很好的适应，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的产学研转化效率太低。他归结为国内大学的研究资金来源依靠国家太多，大家全都从政府找项目，从而切断了大学和产业的联系。因此，陈大同尝试探索把技术“从教授手里面拿过来”，他理想中的技术转移模式是这样的：大学里面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是直接承担企业任务，企业相当于验收人；还有部分成果是从事其他项目过程中出现的衍生品。对于这部分成果转化，可以通过教授——学生模式进行创业。但目前的问题是，这样的公司没有财力向学校支付过多的技术转让费用，而学校控股的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公司独立商业决策，把公司变成校办企业，从而影响了创业者的积极性。陈大同为此借鉴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探索同北京某大学的合作：通过分期向学校提供2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用——这仅占投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资金则用来在学校内建立企业的研发中心。中心的研发项目报公司批准，研发专利可以属于公司，研发费用由公司提供，资金可以随时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需求，而研发人员们占有公司股份。对于这样合作模式，陈大同充满信心。

与许多传统观念里面崇尚概念，追求曝光度的炒作式风险投资商不同，陈大同仍然是用他扎扎实实、做实业的方法来做风险投资。这种扎实肯干的作风同陈大同的专注的制造业领域无疑极为相称，同时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母校清华大学在陈大同身上烙下的深刻烙印。这种清华烙印不仅反映在陈大同的言谈举止当中，在创业过程中，陈大同也一直同志同道合的清华校友们进行合作，展讯的四个创始人当中有三个来自于清华，北极光创投业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由清华校友创建的风投，陈大同目前自己还担任着清华企业家协会的会长。清华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几乎全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以创业和创新为核心，成员大部分都是公司的创始人。通过这个平台，协会支持了清华的一些和创业有关的课程、清华创业协会和创业大赛。还和橡子园的朱伟人等人联手推进“思源计划”，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北极光也积极同清华大学的社会实践项目结合，通过组织社会公益实践大赛等形式，积极投身于支持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领域内的创业。可以说，实业与社会责任，是陈大同个人信念与投资理念结合的两大支柱。（王德禄）

转自 《中国高新区》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