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在战乱年代，每位联大同学，都有自己一段难忘的历史。对于我来说，虽然考取了大学，不等于就能入学。1941年夏，我毕业于对外比较阻隔的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只身来到贵阳参加当地国内最著名的四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以第一志愿录取西南联大电机工程学系——最数尖的几个专业之一，在街头报栏里的日报上，从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喜忧参半，怎样去报到呢？入学后又怎么办？保留学籍，只限一年，失学即失业，我既无家庭，又无亲友的任何支援。同学临时借给一点路费，因无法买到正常的客车票，就搭乘运往国外钨砂的卡车，不避阴雨日晒，走走停停，吃睡无定。一两天的路程，一个多星期才到。经过省边境崇山峻岭间的“二十四湾”时，看到翻到山底的车辆残骸与无数的白骨，心惊肉跳。

　　学校规定九月份开学，我十一月份才赶到。感到学习很困难，生活适应不了，决定通过休学与转系来调整。

　　联大学习的几年中，环境和活动对每位同学的熏陶，都是很重要的。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校内有影响的教授与社会上的民主人士，经常在校内图书馆前的大广场上进行聚会与时事报告，对同学们思想政治的提高，影响很大。

　　学校大门内两边的“民主墙”上，反映出校内生活的活跃。在各学生团体的壁报中，有对时事评论与声明、有关建议、职业介绍、家教征询、学术活动与报告会通知、体育动态、音乐聚会、教堂消息、假期旅游、野外考察、校友会、同学会、同乡会活动，甚至于书籍、衣物转让等，无所不包。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同学独自每期张贴一份壁报，发表个人观感与有关评述，真不愧是“民主墙”。学校近处文林街茶馆是同学们课余消遣与思想交流场所，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同学们工读形式，社会上各种兼职都有。还有从军、担任翻译等。我由于经济困难，也曾经与同学近十人组成去外县中学承担全部教学课时，这类县立中学，除校长由县长或教育局长兼任外，其他从教务主任到所有任课教师都到大学公开招聘。

　　进入联大几年，学校对同学们除能给以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外，还有通才教育。像我这样一个理工科学生，可以听取当时国内知名的“红学”大师刘文典、吴宓教授的红楼梦研究和探讨；冯友兰教授的中华文化儒家人生哲学；陈岱孙教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随意去旁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大课；张奚若、罗隆基等人的形势分析专题报告；潘光旦、费孝通教授的社会调查。最有意思的是闻一多教授除关于对时局的呼吁外，还有他的古辞研究与篆刻艺术讲坛也倍受欢迎。这种情况，不仅在当时，就是后来的大学也是绝少见的。

　　入大学的专业选择，一般都是有慎重的考虑，但是追求时尚与盲目选择也有的。联大对学生的专业变更(转系)的处理都是很宽容的。两边的系主任看了你的成绩单后，一般都给予签字。任之恭教授给我签的字。这也是对人才培养的一种特殊方式和渠道。联大人才辈出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