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1938年冬，我们继江泽涵兄之后迁居到北仓坡螺萃山庄，那是当时内政部张次长的住宅。我们住偏房楼上的一间，毛子水先生住楼下一间厢房里，和我们一同膳食，饶老师每天来吃晚饭，饭后诸门人及毛先生陪他玩几圈牌。饶老师读书很勤，除读书外，打打牌乃是他唯一的消遣。

　　我们都叫毛子水先生为毛公。他的房中各处都放着书。毛公是北大毕业生，在校时与沈雁冰(茅盾)同一房间。我见到毛公的书堆，就像我一见邮票便扯下来塞进一大纸盒，不再过目一样。他很讲究卫生，洗脸，饭前烫碗筷都要用开水。每睹此状，郑华炽和我便不停地同他开玩笑，就像大家都是小孩子似的。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毛公是一个少有的“通人”，他是我朋辈中最受我敬爱的人之一，我们对许多事的见解，大都一致。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巧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楼下5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在1939—1940年这两年里，物价已经逐渐上升，但大家还用得起一个女佣人。我们的女佣人陈嫂，她有一个小孩，由于她丈夫没出息，所以她才出来帮工。她在我们这里做工3年多。或许她身上有些苗族血统，长得高大，但粗中有美。毛公对她也很赏识，经冠世训练了一下，能做出很可口的菜来。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却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儿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很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作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就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我那时比现在还“窈窕”一些，但是，冠世她大姐冠沄，在对别人介绍我时说：“吴大猷讲书时，是将肚子放在讲台上的。”这形容也未免过甚。

　　1940年秋天，日本空袭开始频繁了。起初，我们根本不理。后来，只走几步到北门街清华航空研究所的防空洞去躲一下。有一天，大家心血来潮，走出北门，沿着公路，向大约离城郊五、六公里的岗头村奔去。那时，北京大学在岗头村盖了一所很简单的平房，供蒋梦麟先生疏散之用。在几级阶石下的另一个院子内，盖了两排泥墙、平顶、泥地、纸窗的房子，一共7间，每间约12尺深，10尺宽；另有一间大厅附一间小房；这些是在紧急时供诸同仁疏散之用。这回我们能跑到岗头村来，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冠世从未走过这么多的路，来是来了，可却回不去了。大家都说既来之，则安之，就临时住在泥屋里算了。那天，一齐到岗头村来的还有傅孟真先生。他跑一段便坐在大树下休息一会儿，这样歇歇走走，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昆明西门外，因为躲警报，所以将上课时间安排在上午7时到10时，下午4时到7时。

　　有一天下午，真的有空袭。以前，虽然时时有警报，但都是一场虚惊。在乡下可以看到飞机，也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看见空袭后的烟尘。5点多警报解除，我便步行进城，先去理发。店里人在谈论什么地方被炸，什么地方着火。理完发顺便到郑华炽先生家去吃了一顿晚饭，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向自己住处——周部长公馆，打算睡一觉，次日清晨一早上课，免得我多跑10里冤枉路。

　　当走到西仓坡附近，遇见江安才助教带着一个工友，挑着一担东西仓惶而来。原来，下午空袭被炸的地方，就是我们借住的周部长的房子，中了4枚小炸弹。我们的行李、铺盖、什物等都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事后，他们特来掘出一些东西。最有趣的是我家有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面粉里却掺进了些碎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那天晚上，只好又跑回郑华炽兄那里睡了一晚。假如我们未留在岗头村，那天也许不去躲警报，那便正好中“头彩”。后来，我在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

　　那7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的原则。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3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甫太太(带一个孩子)4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只得屈居在大厅旁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作为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却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在小小几方丈内，挤了九姓。此外，还有疏散来做短期居住的张景钺太太和孩子、雷海宗太太和她的女儿，他们挤在像门房似的更小的一间屋子里。更有几家从前的奶妈，现在的女佣也住在一起，因此热闹非常；当然，也不免发生许多磨擦。住在这里的先生们各有特点。饶老师是悲观型的，就私的方面讲，有丧偶之痛；就公的方面而言，在报纸不断报导我军败退的消息(而原稿却宣称我军转进有利阵地等等)后，情绪低落，胃溃疡病复发。他的房和我家仅隔了半截土墙，他的呻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他是我的师友中最爱怜我的一位长者，他不仅爱我且纵容我，有如父母对待儿女一样。 　(选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