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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国家兴旺——吴大昌

2016-03-24 |

吴大昌,教授,浙江人。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业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任教。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8年退休。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国家兴旺——吴大昌

我上初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并继续向西扩展,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当亡国奴的危机感激发年轻人的爱国心。当时的国情与现在不同。1936年我从杭州来北京,那时山海关以外是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山海关以内是“冀东自治区”,也是日本扶植的。自治区辖区东起山海关,西迄通州,共26县,首府就设在通州,离北京很近。那时天津市内有日本租界,有日军兵营。日军残害中国人民,抛尸海河,漂流入海。海河漂尸往往是成批的,而且是常事。亡国的危机感使我盼望国家强盛,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各种救国论都感兴趣,认为中国强盛必须走现代化之路。

1937年抗体战争爆发。当时的口号是“抗战建国”。抗战胜利要建设新的现代化的中国。这个口号对年青人是有鼓舞作用的。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可惜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轻视民意,发动内战。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是民意,是潮流。内战是违反民意,不符合潮流的,所以发动内战的人失败了。
1946年7月,我去美国学习农业工程,1950年10月从美国回来,本希望到东北的国营农场或拖拉机站工作。到北京时正赶上抗美援朝,东北有被美机轰炸的风险,各大城市疏散人口。国家无意在东北办机械化大农场或拖拉机站,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曾到北京农业大学和华北农机厂参观,最后决定来华北大学工学院。
为什么选择来华北大学工学院?因为这里的发展前景好。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属于重工业部,为该部培养技术人才。重工业部包括电力、机械、采矿、冶金、石油、化工艺及航空、汽车、拖拉机等部门。
1950年的华北大学工学院,规模并不大,但专业却不少。我被分到汽车拖拉机专业任教。许多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由教师自编讲义,由油印室油印,分给学生复习。1951年,我担任《发电厂》课程的教学任务,就是自编自教的。没有实验设备,学校就组织学生到工厂实习。1951年夏,我曾带发电专业的学生约30人到邯郸市峰峰煤矿的发电厂实习一个月。当时解放不久,人民生活艰苦,发电厂工人食堂总是吃南瓜。实习一个月,天天就吃这一个菜,给我印象很深。虽然吃得简单,但工人与学生都无怨言,大家都情绪高昂,或勤恳工作,或认真学习,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1952年,重工业部分为电力部、机械部、煤炭部、冶金部、化学部等部门,华北大学工学院也改名北京工业学院,归第二机械部领导,为国防工业培养技术人员。我是学农业工程的,当时可以申请去新成立的农业机械化学院,但我没有申请,而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到1988年退休。改革开放后,各方面发展很快,农业方面变化也很大。以前都是牛拉犁,有时缺乏牲口,还出现众人拉犁的现象。这种悲惨现象促进我学农业机械。改革开放前,农业机械化受客观条件限制,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了,机耕面积不断扩大。耕耘、插秧、播种、收割都是繁重的农业劳动,现在已经基本机械化了。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农业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支援农业现代化,农业支援工业现代化。两者互相促进,不断提高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我年青时的希望,现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现象。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进步使人高兴,感到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表示状态的参数,它是人在状态变化过程中的感受。人在上升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在下降过程中感到不幸。因此,观察社会,看到社会进步,会使人乐观、高兴,感到幸福。
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国家兴旺,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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