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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教授的西南联大记忆

2017-11-15 |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7年10月18日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资料图片)

毕业将近7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仍然记得母校的样子。泥筑的围墙,铁皮的屋顶,还有校门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始授课。三所有着不同文化底蕴的高校,在炮火连天的8年零11个月里,培养出了3807名毕业生。其中,有160名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8名“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批人文社会学者。

今年11月1日,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由北大主办,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协办。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也忙碌了起来。除了给纪念大会“出出主意”“提提建议”之外,许多媒体也找到了他。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来,频繁回忆往事,回忆母校。

他回忆母校狭窄的校舍、简陋的校门、校外的茶馆。也反复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陈酒”一般的老师,学校里严谨细致的学风,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但这位老人更关心的,还是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否还能复制。

怎么当学生

“学分制,弹性学制,还有学术自由。”潘际銮一一列出西南联大的理念,他曾经试着复制过。

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潘际銮成为南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做过一个“试验”,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揉进对南昌大学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学校的学风和教风。当时,经过高考进入南昌大学的学生有两种,考得好的是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费生,两种学生都是四年制。

潘际銮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不用功,“谈情说爱打球玩游戏”,什么样的都有,在学校混过4年,弄个学历就可以了。

“这么念书,差太远了。”潘际銮哭笑不得地说。

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工科生的数学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际銮曾经是云南省高中会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会考时,他的学号列在榜单后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联大当时有非常严格的选修制和学分制。在学校想选什么课、挑哪位教授来教,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只不过,课程的进度不能跳着来,一门课考不过,就不能修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这个学分为止。

虽然不会淘汰或开除学生,但是不及格的学生必须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联大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参军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区参加革命。还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愿意读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严格的学分制度让学生不得不在学习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际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候,老师讲的内容不一定一样,考题也非常难。一个班甚至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西南联大的老师有个“老办法”,叫“开方乘十”,把所有学生的分数,都开平方后再乘以10,比如,一个学生原本是36分,开方乘10后正好是60分。用这个办法,总算保证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及格。

“就是说,你听课听懂了也不行,习题作对了也不行,要把它学通了。课上讲到动力学,就要自己课下把动力学的问题都搞清楚,不局限于一本书。要把相关的知识都掌握了,融会贯通,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他得出结论后,就开始自学,捧着中外各种物理教材,林林总总十几本书,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来,总算把自己的学号排到了榜单最前面的位置。

但学分制在南昌大学刚一推行,潘际銮就碰到了拦路的石头。

没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开除一部分学生,没想到学生情绪激烈,最后闹到要辅导员班主任到学生家去“做工作”。学生家长也反对他,写信到教育部,要求让他“赶紧滚蛋”。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潘际銮找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说了自己的为难。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时任领导让他放心。

潘际銮觉得心里定了,第一个学年下来,他开除了40多人,这是南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怎么当教授

尽管考试严格,西南联大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却得到了潘际銮“也很宽松”的评价。

按照学分制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却可以重修,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由于学制是弹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毕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一个专业读了一两年,觉得读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专业的学分,只要成绩够了,经过系主任批准就可以转系。还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家里没钱了,直接休学一年半载,回来接茬往下读。

潘际銮开始在南昌大学推行学分制,但弹性学制却无法效仿了,因为,“四年必须毕业”。

他让学生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费生可以成为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费生变成自费生,不再以入学时的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潘际銮观察,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不念书不行,要开除的。”

只是,这个制度同样让家长,尤其是公费生的家长“非常反对”。原本是公费的学生,自费之后,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学费。家长不干了,又一轮给教育部写信。

作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2002年离开南昌大学后,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关于西南联大,关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访时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际銮眼中,当下一些大学的校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属于学生,更属于老师。

历史学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离校70多年后,依然对当年那些老师的教风念念不忘。当初校园里有风范的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

他在文章中回忆,到抗日战争后期,老师的生活比学生更苦。闻一多穿着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朱自清披着一件“赶马人的披肩以御寒”。他亲眼见过吴晗提着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战争期间,物价不断上涨,多数老师都是拖家带口的,日子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冯友兰做了“贞元六书”,金霖写出了《知识论》《论道》。物理学者吴大猷,干脆把北大的大型摄谱仪零件都搬来了云南,在一个破庙里把仪器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了《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际銮也想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当下高校的教风问题,但他发现,行不通。

“有人问,能不能现在把清华、北大、南开的最优秀的教师,再合并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西南联大是不可能复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他说。

他眼看着有的老师“就想着赚钱”,不热心搞研究工作,忙着在外面讲课,“200元一小时”,一个星期10堂课讲下来,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划算。

还有一些老师,比起学术,更热衷于搞活动。

“教授本来该是做学问的。”潘际銮叹息。

不止一个人问过潘际銮,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为什么无法复制。这位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才能改变教育制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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