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编者按】张彦老学长因病于2018年7月8日去世，重新刊发张彦老学长2014年1月写的文章以示对这位外宣战线的知名记者的纪念。

2014年1月1日不仅迎来了新的一年，同时也迎来了曾经敌对30年之久的中美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的35周年。放眼世界，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35年前的1979，在我的人生中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我自1957年反右运动起被折腾了21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更意外的是，我竟同时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从此以后，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随之，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有机会去重新认识世界。我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对中美形势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回顾过去的35年，脑子里积攒的种种感触却不吐不快。

1979年，中美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来往。我们一行前往赴任，是乘飞机绕地球一周、并在法国巴黎过夜、第二天下午才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去我国驻美大使馆的车上，来接我们的新闻参赞告诉我：“已经有美国人送来一盆鲜花欢迎你！”我大吃一惊，这会是谁呢？到了使馆后，才惊喜地发现送花的竟是我的老友、曾在1945年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红岩村接见的三个美国飞虎队员中的两位：贝尔和海曼。这盆鲜花，立刻打开了我与我的美国朋友们之间的友谊宝库。

那时候，在中国私人家里是没有电话的，要打长途还得跑邮局。于是，我向使馆同志打听：“邮局在哪里？”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他们指着我手边的电话对我这个‘土包子’说：“邮局就在这里！”可见当时中美两国科技差距之大！电话打到了在400公里外纽约市的海曼家里，他一听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说：将来我去纽约采访时一定去看望你们。“不行！”他说，“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第二天，贝尔、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就乘每小时一班的犹如公共汽车似的飞机来华盛顿看我来了。于是，久别重逢的我们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里共度了终身难忘的一天。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抗战期间，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飞虎队（正式名称是美军第14航空队）基地设在昆明，我上学的西南联大也在昆明。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有机会结识了十多位渴望了解中国实情的美国飞虎队员。我们差不多每两周就聚会一次，长达一两年之久，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有五位在回国途中还在重庆有幸见到了当时正在那里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其中，有三位甚至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且合影留念。其中的两位，就是在华盛顿与我久别重逢的贝尔和海曼。

在接见时，毛主席当时就对他们预言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永远坚持下去！这事早已传为中美友好的历史佳话，那张合影也已成为珍贵文物保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按照当年的事迹拍成的电影《重庆谈判》，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谁也不可能想到，就是就因为这段美好的佳话，我们这几个当年的大学生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国际间谍”，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在美国50年代出现麦卡锡白色恐怖时期，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也因此受到了歧视和刁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与毛泽东合拍的照片深深地埋藏在地下，若干年后再取出来时已经发黄了。在当年美国人民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运动中，他们都是其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后，形势有所松动，他们曾经多次捧着当年的老照片来中国寻找他们的中国朋友。在当时的环境下，哪有可能找到我们呢？因此，可以想象，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们能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里久别重逢，彼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动心情！

从此以后，我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除了老友重逢，又结交了大批新友，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通过后来的多次采访和应邀在美国大学里讲学，特别是相当长时间生活在普通美国老百姓中间，改变了我们在闭关锁国时期形成的许多错误观念。我深深感到，我们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和中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民也十分善良朴实，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初到美国，我路不熟，出门总爱带张地图翻阅。常会有人走过来细声细语地问我：“您需要帮助吗？”也许是个老太太，也许是个学生，不知其姓甚名谁？有一次，我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开车送我去看个朋友。因为不认识当地的路，就向旁边一位妇女打听怎么走？她二话未说，跳进路边自己的汽车做个手势表示：“跟我来！”绕了好几个弯子以后，她又伸出手来表示：“到了！”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她是谁？至今还是个谜。我想，她从未听说过什么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故事，她显然本能地就觉得应该这样做！

美国宪法规定：人人平等，遵守法治。连一个学区的学监这样的小干部，都得经过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有一次，一位学监开车陪我去访问一个学校。途中，遇上红灯，于是停车等候。当时，就我们这一个车，前后左右空无一人，也无车来往。我问他：“你怎么不开过去呢？”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犯法。”可见美国人自觉守法已成为习惯。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

我和老拌应邀在匹茨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学，并在这城镇里租房子住过将近两年。我们不会开车，只能步行出去购物。一次，我们向一位老太太打听某家大超市在哪里？她没有回答我们，只是指着停在她身边的汽车说：“上车！”我们就义务地被她送到了那家相当远的超市。等买完东西出来，我们吃惊地发现她还在那里等候我们，让人感动不已。从此，我们成为时有来往的好友，她对中国的事情也特别感兴趣。那年的圣诞节，她邀我们同去教堂参加庆祝礼拜。在大会上，主教表扬了一大批信徒的好人好事。我们这位大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当主教将漂亮的奖状递到她手中时，她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这是上帝让我做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镇大概只有十来万人，看来穷人的比例可能不小。但是，我们发现，这里的救济机构也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子都有，甚至有“禁止打老婆”、“无家可归者之家”的机构。这说明社会问题不少，但是热衷于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也不少。要办事，就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美国有个全国性的基金机构，有钱的人和公司经常予以投资资助，凡有正当理由者都可以向它申请补助。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这不失为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

在美国当记者时，我几乎跑遍四面八方，但是却很少需要花钱住旅馆。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每家都欢迎我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次，我去贝尔在纽约的家。一进门，他就把一串钥匙交到我手上说：“这就是你的家，随便出入！”他还很骄傲地向他的邻居介绍：“这是我的中国老朋友！”有一天下午，我出去看朋友，没有料到被邀去看了一场电影又共进了晚餐，回到家已经过了晚11点了。一进门，我就发现气氛不对，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急死人了！”原来，他怕我生病了，已经给许多医院的急诊室打过电话查询有没有我的名字。他还给几个警察局打了电话，怕我遇见了什么车祸之类的事情。这样的场景使我十分尴尬，也使我深受感动，手足之情真无国界！我的另一位飞虎队老友帕斯特，终身致力于中美友谊的事业。到了晚年，他还强烈地希望再访一次中国。因为年高体弱，医生不允许他远行。为此，他坚持疗养了半年以后终于和他90岁的夫人一起来到昆明与我们这些中国老朋友重叙60年前的旧情。在昆明，这事已传为佳话，令人感动。我们这样的友谊，已经传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为此而感到骄傲。

在美国，还有一位“大朋友”给了我极大帮助，那就是在许多城市都有分支机构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 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简称USCPFA)。这是在中美建交以前早已存在的群众组织，现在就更活跃了。我到外地采访，常常都是它的会员把我从机场接到他家入住，并且成为我最好的向导和朋友。这样的人都是热情的中国之友，在与他们建立友谊的过程中让我对美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我需要去百里外的郊区采访，我于是求助于当地的美中友协。当时，只有一个女值班员接电话。我首先声明为在节日求助表示抱歉，她却毫不犹豫地答应开车送我去。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亭亭玉立的24岁的女孩子TESE已经站在我面前了。这一天，她送我去采访了居于深山野林中的美国农业工人协会主席，同时又送我去与他们的对立面农场经理们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汽车上度过，什么都聊，因此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从此结为好友。她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专家，并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她曾经被邀请到我国的《人民画报》当过专家，还在北京大学教过英文。她与我家已经成为至交，每到北京就住我家。像这样的美国新朋友，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

另一位新朋友是著名的产科大夫乔丹（JORDAN PHILLIPS）。“文革”刚结束时，他和夫人在韩国开完医学会议以后顺道来中国一游。吸引他们的倒不是长城故宫，而是吃惊地发现中国当时的医药情况如此的落后，现代医学的图书资料奇缺，医疗手段大大落后于当代的世界水平。除了与中国医学界交流经验外，他们回去以后立即向全美医学教育机构呼吁对华捐赠医学图书仪器，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委员会形成一个长期有序的活动。为了监督这项活动的有效进行，他们夫妇俩十多年来每年都自费来往于中美之间。每次他们到达北京后，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我们到了！”为了表彰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卫生部曾授予这位美国大夫“中国卫生奖”金质奖章。同时，他也被人称为“美国的白求恩”。

我和美国朋友之间的这些友谊故事，被美国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的陈德福先生视为最具有典型性。这位执著的纪录片爱好者，竟不惜花十年的功夫将其拍成了一部四集纪录片《飞虎奇缘---一个中国记者和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各地播放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最近，中央电视台的老故事频道的编导们也认为这个题材非常适合当前形势的需要，于是用高清度手段加以提高改编后在央视文化频道上播出，更广泛地受到观众的热烈赞赏。

今天，在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的时刻，展望中美两国关系在当今世界形势所具有战略意义，更不能不令人惊叹这一转变的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中美两国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的第一、二把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相互倚赖关系日益增强。两国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磕磕碰碰，但是似乎总能找到一定的解决途径。直到不久前，两国元首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内举行畅所欲言的非常会晤，终将两国关系达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习近平还用三句话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不冲突不抵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不仅对于中美两国极为重要，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也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

在近代史中，中国总是受到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但是，在中美交往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相对而言彼此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中国的帮助最大，美国的飞行员在中国作战中牺牲的就有两千余人。在中国的困难时期，到延安采访中国革命的多半是美国人。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在全世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计的。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之所以不断向前发展，与双方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们的高智慧密切有关。是在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笑谈的信号发出以后，才有了尼克松划时代地跨过太平洋来与周恩来握手，从而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

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巨变。国与国的关系也应该有新的思维，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需要人类共同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治理已经严重污染的环境问题，各个国家的领导决策者都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规律，可以也应该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而不是不惜用武力手段强加于人，其结果必然造成更大的灾难。在杀人武器发达到如此地步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会带来人类的毁灭。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只有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去面对，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证。作为影响世界举足轻重的中美两个大国，自然肩负着特殊的重任。

人民之间的友谊永远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双方民间友好情谊的加深，才能使中美关系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