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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那些曾经“无问西东”的年轻人

2019-03-20 | 来源 公号“档案春秋2018-01-23 |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绿树环合之中,一块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有着重要地位的石碑——“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

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则录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其后是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西南联大学子姓名。每一个名字背后又都是一段鲜活而动人的故事。

成为“烈士”的兄弟

上海中山公园旁的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圆脸、白发和带着慈笑的缪中从三楼走下来。年过九旬的老人有些气喘,他徐徐地打开房门,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缪中和弟弟缪弘的名字,都在这份“从军学生题名录”上。缪弘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他是五位在抗战中牺牲的联大学子之一。

其实,1945年之前,缪家两兄弟的生活几乎是交汇在一起的。但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他们的命运走到了交叉口。

缪弘

缪中出生于1923年,弟弟缪弘则比他小三岁,出生于1926年12月17日。“我们都出生在老家无锡,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了上海的租界。”

缪中的父亲名叫缪斌,是民国初期相当有名的一个政客,绰号“小道士”。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时候,亲日的缪斌出任了“立法院副院长”

缪中很平静地说,因为有许多进步学生流亡去了内地,他们也就在1942年5月结伴去了重庆,同行的一共是6个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次相当于背叛家庭的逃离。在此之前,缪中曾经在日本读了两年高中,因为抗战爆发而归国。

这年8月,缪弘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缪中则报考了中央大学,但谁也没想到,因为父亲缪斌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的缘故,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反对,导致缪中未能被学校录取。

缪斌

一年后,两兄弟在高考时使了个心眼,没有在报名表上填写父亲的真实姓名,然后同时顺利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缪中进的经济系,缪弘进的外语系,于是他们又结伴前往昆明。

1944年,联大出台规定,所有应届毕业的男生只要身体检查合格,都征调为翻译官。低年级学生不做硬性要求,但可以自愿报名。

在联大读大二的缪弘曾报名参加远征军,但未如愿。1945年4月,他又保留学籍报考了军委公译训班第七期,毕业后编入降落伞兵第八队第二分队任翻译员,先后在云南宜良等地服务。不久,他和20多位联大同学被调至OSS.OG(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接受跳伞训练。训练仅六个月之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

伞兵日常训练

缪中略早于弟弟进入译训班,被分配至四川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从事通信翻译工作。缪中告诉我,这里有许多美国来的教官帮助国民政府训练部队,所以需要懂外语的人翻译“外教”的授课内容。但直到抗战结束,这里的部队也没有上前线打过仗。

出身于汪伪政府高官家庭的兄弟两人同时从军抗日,当然是一段佳话。

而在此时,之前人生经历高度重合的兄弟两人,走到了命运的分叉口。从译员培训班毕业分别之后,缪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缪弘。

1945年5月,驻广西的中国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7月,缪弘随鸿翔伞兵部队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空降至广西柳州准备投入战斗。鸿翔伞兵突击队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由中美人员混合组成,每队有三十名左右美国官兵和八名译员,共一百多人,装备精良,缪弘被分在八队。出发前,每个人都照了相、填了表。表格中有一栏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当你不幸阵亡时,如何通知你的家人。

伞兵空中跳伞

7月底,收复平南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役打响了,缪弘所在的空军陆战队配合第十三军某师作战。8月2日,伞兵部队占领军事要点,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全面打败守敌,收复丹竹机场。在8月4日的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进入阵地前列,被敌弹击中,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悲壮而悄然地陨落在深山荒野中。

缪弘的联大同学、译员训练班同事罗振诜听战士们还原了缪弘阵亡的细节:进攻时,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山下去了。作为翻译官,缪弘也可以跟着下去,但他没有临阵退缩,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冲锋,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

缪弘牺牲仅仅10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更令人为缪弘的早逝而惋惜。

鸿翔伞兵突击队臂章

95岁的缪中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自己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时,已经隔了很久。后来,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缪中记得,父亲缪斌在得知弟弟的死讯后叹息道:“死都死了,有什么办法。”

事实上,当缪中、缪弘兄弟相继成为中国军人抵抗日军之时,缪斌则于1945年3月至5月间去了一趟日本。他此行受命于戴笠,目的是游说日本方面投降,但最终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因为“游说有功”,缪斌并未被捕,反而领到了8万美元的奖金和蒋介石签发的嘉奖令。

然而,“小道士”的境遇很快急转直下。1946年5月21日下午5点50分,缪斌在苏州监狱被枪毙,成为了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怀有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缪中和缪弘,逃离和从军才会更加决绝。

如果缪弘没有牺牲,也许现在也已经子孙满堂?说到这个话题,缪中黯然,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缪弘遗诗》

其实兄弟两人的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从译员培训班毕业之后,他们的生活还是没有真正“交叉”开——无论兄弟两人中的哪一个活下来,其实不只是为自己活着,也是在为逝去的那一个继续他的人生。

由缪中口述的《我的弟弟缪弘》一文中写道:

缪弘生前酷爱文学,是一位热爱创作且成果丰富的作者。在1945年4月9日入译训班以前,他曾把近三年的作品整理成集子,题名《十八年》,扉页上写着“纪念亡母和我18岁的生日。”集子凡三册,诗歌不在内,可见创作力的旺盛。

缪弘牺牲后,联大师生无不为之悲恸。为纪念他,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外文系1947级级会、南开中学校友会联大分会和文艺社四个团体于8月19日在联大新舍南区第八教室组织并举行了“殉国译员缪弘同学追悼会”,会后筹备印行《缪弘遗诗》,由协新印制所印制500册。

作为诗人的缪弘,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在最后一阵有力的旋转后,

我躺在柔软的泥沼里,

在那里,

我满意地发出我自己的气息。

不吝啬于我的尸体腐烂成泥,

也不对逝去的往昔,

再作无聊的悲泣。

我只幻想:明年

会有个勤劳的农夫,

挖我去肥田,

有金黄的谷粒,

会因我的滋养

而成长。

有人说,缪弘的这首诗作,冥冥中似乎在写自己牺牲时的场景。这是一种偶然,但或许又是诗人乐意为之含笑的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

“八百壮士”中的“大人物”

西南联大校内曾有过三次从军热潮,包括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报名参加青年军。“题名录”里的“八百壮士”,其中超过半数参与抗战的方式是应征翻译官。

1944年12月,西南联大师生欢送抗日从军同学

由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编写的《二战中印缅战场的中国译员》一书中写道:

1940年后,美国航空志愿大队来华助战,急需大批译员,首先设立译员训练班,委黄仁霖为主任,设于昆明西站原昆华农校,聘联大、云大教授为教师。

1943年11月9日,联大梅贻琦校长动员报名。11月12日,联大教授会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

1941年1月,继续开办译训班,称预一班,联大学生约40人。3月份,办第二期,这期联大学生300人。

……

从征集到的“译员”名单中,译员最多的是西南联大学生约500名,其次是重庆中央大学,全国译员最低估计不下3000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门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中,很多人都会提到“译员训练班”。在上海大连西路的住处,87岁的原联大附中学生凌宏炜回忆说:“我的父亲凌达扬当时在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担任教授,他和闻一多等人都在译训班给学生上课。”凌宏炜还记得,有过留美经历的父亲英语流利,家里常有“飞虎队”的飞行员来做客。他自己则因为美国飞行员常听一个放英语歌曲的无线电频率,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当时最为流行的英文歌。

现居上海的42届经济系校友、1917年出生的彭鄂英老人说,她特别认同“全民抗战”这个说法,在当时的联大校园内,确实就是“全民抗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写道: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11月10日,梅贻琦常委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分别动员学生应征。

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

……

在大批应征的译员尚未入围之前,就有30多名联大低年级学生如翁心钧等,于1943年11月14日提前报到。

西南联大由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

(左起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

关于这些热血青年,有着太多故事,太多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

比如这位提前报到的48届机械系校友翁心钧,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可谓“名流之后”。

2013年8月22日,翁文灏的幼子翁心钧在上海去世,去世前编定完成了《翁文灏日记》一书。

当时,许多联大名教授的子女同样报国心切。在“八百壮士”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教授的长子冯钟辽,梅贻琦校长的长子梅祖彦、侄子梅祖培等等。甚至还有女生——比如梅校长的女儿梅祖彤,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F.A.U.)。

这份“题名录”中的很多名字,后来因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闻名遐迩。例如已故的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巫宁坤,后居台湾的哲学家、“五四之子”殷海光,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殷福生”。此外,还有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黄宏嘉院士。

2015年8月23日,44届化工系校友蔡国谟去世。他曾任上海轻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组织并参加了我国第一个青霉素厂、第一个磺胺车间、第一个合成洗涤剂厂的设计。悼念逝者时,很多人才知道,这位化工专家也曾经是抗战中的翻译官。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指令于1946年5月14日由驻上海的美军司令下达。名单中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

这其中,就有梅祖彦和蔡国谟的名字。

翁心钧老人(照片中穿军装者是翁老在抗战中牺牲的二哥、空军飞行员翁心翰)

无法忘却的记忆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B-25中型轰炸机

几年前,43届机械系校友宓祚昌不慎摔了一跤,从此无法行动自如。这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神情有些迟滞地盯着电视机里的体育比赛。照顾他的保姆也已经年过七旬,老保姆拿了一块小毛巾兜在宓祚昌的胸前,老人的口水不断地从两侧嘴角里漏出来,落在口水巾上。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热闹的新天地。

宓祚昌在联大没有毕业,就去当了翻译官,之后再也没回学校,也没拿到毕业证书。他的抗战经历已无从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来在育才中学几乎教了一辈子书:物理、解方程、制图、英语……

当翻译官危险吗?44届化学系毕业生夏培本曾告诉笔者:“在缅甸的比较危险,我是在印度史迪威那边,而且是后方医院,所以不怎么危险。”

史迪威对撤退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讲话

1944年夏培本穿上军装,在印度东北部边境、靠近尼泊尔的阿萨姆,他被分到战地医院的门诊部工作。这所医院原来是美国的费城医院,颇有名气,因为战争需要,全部搬到了印度,成了“第二十后方医院”。医院很大,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伤兵基本是中国人,所以需要翻译官。

夏培本印象最深的是,坐飞机去印度,因为走的是“驼峰航线”,路上很危险。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被关照,要把耳朵塞住。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飞机飞得很高。“然后快速往下俯冲一段,这就到印度了。战争胜利后,我们坐了12天汽车回到云南,领了毕业证之后便就地解散了。”

2015年9月初,夏培本老人患病入院,虽然之后情况好转出院,但已较难与人交流,更无法再讲述当年从军的往事。2016年,老人离世。

但幸而,有一些“联大二代”留存下了父辈们参与抗战的记忆。

中国远征军开进缅甸

1977年1月,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的44届机械系校友曹德模去世。但在30多年之后,旅居加拿大的长子曹宏杰根据父亲在1960年代末写的自白书,还原了曹德模和同班同学吕新民投笔从戎的抗日经历。其中写道:

译员训练班没有受训期限的规定,学员们往往是根据当时需要而分配出去。家父和吕伯伯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Ramgard Training Center,R.T.C.)。(1944年)3月31日,出发那天中午,他们到饭店吃了一顿算是离别昆明的午饭,点了不少的菜,还破例喝了些酒,饭后同乘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印度。当时盟军尚未完全取得制空权,为防止日本零式飞机的袭击,飞机不敢飞越缅甸,改飞世界屋脊人称之为驼峰的航线。结果,这顿吃得很尽兴的午饭,使得他们在飞行途中吃足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乘当时的那种飞机不宜吃饱,而且美军运输机既无座位又无加压舱。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不断爬升,颠簸得很厉害。美军机务人员都用上了氧气袋,机舱内的乘客则只能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内的地上,耳膜刺痛,大口地呕吐,呼吸困难……

如今,两位44届机械系校友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记忆,因为有心的子女记录整理,幸而得以留存。

未被刻进石碑的不朽

1940年初,在联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20岁的夏世铎决定投笔从戎。他投考了位于昆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随后被送往成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入伍教育。入伍半年之后进行分科考试,凡是数理化好的,可以报考炮科,夏世铎是预备入伍队上分科考试第一名,所以就转到了炮科。

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后,一心想杀敌的夏世铎主动要求上前线。“但学校不肯,因为我成绩名列前茅,安排我留校训练后面的学生。”

张治中将军

他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写信给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是我的安徽巢县老乡又是我父亲的领导,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说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到前线去,现在我希望还要到前线去,请你们想办法把我调到部队去。”结果张治中给他回信说:“你应该服从。”

这是夏世铎第一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留校的夏世铎在黄埔十八期担任了助教,十九期担任区队附、代理区队长,之后又考上了陆军大学参谋班,转赴西安。1944年,从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夏世铎觉得自己上前线的机会来了。当时正是反攻滇缅之际,钟彬任军长的远征军71军在滇缅边界的腾冲等地和日军打得十分激烈,夏世铎满怀期待,希望能分配到那里去。

钟彬将军

结果又一次事与愿违,他再次被留在学校里当教育副官,后来又被分配到了重庆最高统帅部后勤部,初时去了20人,经过考试只留下2人,夏世铎便是其一。“机关级别高,又没有生命危险,很多人求之不得。但我不愿意,非常难过、懊恼,可上级说你必须去,我也只能服从。”

当时的后勤部部长是俞飞鹏(俞大维的叔叔),为表示鼓励也是感情联络,他亲自出面接见新人。夏世铎趁机提出:“我有意见。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前线,请长官把我分配到前线去。”俞飞鹏说:“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成绩、学历。这一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你是大学生,你能当参谋的,就是要留你。”就这样,夏世铎第二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俞飞鹏

1944年底,日本攻占桂林、柳州以后,分兵进袭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地方都被占领了,在战略形式上有攻取贵阳的可能,并且对重庆产生了威胁。

这时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夏世铎又一次感到机会来了。“我就跟我们的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说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次我宁可做青年军,不当军官,也要上前线。他非常恼火,教育我:‘现在是立体战争,前后方是一致的,没有后方哪有前方?后方不得力,对前方影响很大。你要知道你是优秀的军官,我们才留你在后方。’我当时听了还蛮反感,说:难道前方打仗的军官都是不优秀的吗?后来他提出让我负责一个临时战区,做这次战役的作战补给计划,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就是当时的黔桂战役,总计参加战役的中国军队有9个军约20万人。“如何把20多万人的作战物资及时补给给他们?这些计划得由我拟定,任务很重非常紧张。稍微有差错,前线出问题,也可能要被枪毙的。”20多天时间里,夏世铎在防空洞里,吃喝也不方便,上空又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一面守着电话,一面拟定计划。“虽然不比前线,却也非常危险。”就这样熬了差不多一个月,他基本很少睡觉,总算把任务完成了,最终这场战役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不久后,夏世铎由中尉升为上尉,但他还是要去前线。几经周折之后,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第一次坐上飞机,回到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我就和同学联系了一下,到昆明找部队,他们也很欢迎我。但我是炮兵,希望还是进炮兵部队。”

美国有个炮兵学校在昆明设立分校叫作FATC(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它和云南驻滇干训团下属的炮兵训练总队合作,学员在这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专门训练,教授的内容包括美国105毫米的榴弹炮等当时的重炮。

日本明信片——中国学生军炮兵阵地

“报到时,总队长一听我是联大的学生,也很器重,先在军士队里面当副队长,这一期已经开始了,等下一期带职受训,训练好了就能组建一个炮兵团或者炮兵营到前线去。受训的十二期毕业了,我自己参加了第十三期的学习。毕业时发的毕业证书也是全英文的,我的评语是Excellent(优秀)。”

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夏世铎在FATC第十三期毕业之际,日本投降了。 夏世铎又一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有着极其“复杂”的经历,就读过现代中国“文”“武”两个领域最著名的学校——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仅就读了一年,他便毅然投笔从戎,后进入黄埔军校披上戎装。

2015年,“九三大阅兵”前夕,夏世铎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于这位抗战老兵历史功勋的肯定和表彰。

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夏世铎

在上海,另两位领到勋章的联大校友是42届政治系的陈志竞和44届土木系的陈琳。但遗憾的是,1919年出生的陈志竞老人已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的一个月,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去世。

陈志竞从联大毕业后,曾在《中央日报》短暂工作,1943年进入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很快进入了蒋经国的视线,并在日后成为“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1944年,在蒋经国授意下,陈志竞等一批干校毕业生以政工干部身份加入青年远征军。青年军不同于普通国军,主要招收在校大中学生,意在组建一支文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

陈志竞被派到青年军201师,担任搜索连训导员。连里士兵大多来自上海,不少是复旦、交大的高才生。几个月后,青年军践行远征使命,大批的学生兵被运送到中印、中缅边境,同日本人血刃厮杀。陈志竞连里一百二十几人,有一百零几个人去了缅甸战场。后来,他送走的这一百多名学生,大多没能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志竞担任过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挂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去台湾,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专员。

2012年,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在75周年校庆时的合影

前排右四为夏世铎,前排右一为陈志竞,后排右六为缪中

第六人民医院十五楼老年科病房,留下了陈志竞人生的最后印记。照顾他的护工李阿姨说,在这位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依然和善,精神好的时候,喜欢看一些“打仗的电视剧”。

虽然一生坎坷,陈志竞还是对来探望他的人说:“国家对我很好,为我做了很多。”也许,这一枚纪念勋章,印证了陈志竞生前所说。

西南联大结束时发布的公告

西南联大,因为抗战而诞生,仅存在了9年,却培养了质、量惊人的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昆明校园里的爱国精神和年轻人投军报国的往事,不应该也不会被人所遗忘。

(原载《档案春秋》2015年第11期,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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