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父亲王天眷和母亲徐骣宝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十级的同班同学，他们于1938年毕业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是他俩的母校。然而，他俩各自的学生生涯却并不是从清华园开始。

父亲是遗腹子，祖父王卓在辛亥起义中牺牲，时年二十一岁。在浙江黄岩的乡下，孤儿寡母靠民国政府发放的烈士抚恤金生活。十九岁时，父亲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预科。在家乡的中学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少年，一进交大就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父亲被国民党几抓几放，放他是因为陈果夫出面说了话。祖父王卓和陈果夫是南京陆军中学堂的同学，在一起商议起义事宜，得到情报，武汉战况吃紧，王卓遂自告奋勇，率学生军星夜兼程赶赴武昌，在汉口的长江中中弹，“壮志未酬身先死”，民国初年被黄兴追赠为“学生决胜团团长”。父亲最后一次被捕，被质问是否改变信仰，回答是否定的，随即被告知离开上海，不然再被抓住是要杀头的。父亲于1933年夏从交大退学。稍事休息后报考清华物理系。1934年入学清华时年龄比大家大，得了个绰号叫“王大”。

母亲是幺女，家中排行第八。外祖父在上海的缫丝厂做帐房先生，家在钱塘江畔的海宁。母亲的年长她六岁的唯一的姐姐念的是浙江大学物理系，1934年，她也考上浙大学物理。一年级时对学监郭人元不满，于是和赵芳瑛、胡宁一道转学，插班到清华物理系十级。赵芳瑛是我母亲的表姐，我称呼她“芳姨”。

十级是建校以来物理系学生最多的一级，毕业时有十六人。入学时更多，有的转了系，如李崇淮转去学经济；有的离了校，如孙汉卿，参加了共产党去革命。

梅贻琦领导的校务，饮食起居无微不至，把学生保护得像松塔里的松子。教他们基础课的老师们，造诣深厚、风格迥异。周培源先生的板书洋洋洒洒，任之恭先生的讲话风趣幽默。他们如沃土中春雨滋润的小苗，齐刷刷肆意伸展着枝叶，课余嘻嘻哈哈，一派天真。吴有训先生送给活泼的物理系十级“三头六臂”的评语，几十年后，这些同窗们忆及，在晚辈面前，笑得阳光灿烂。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门前合影。1排左起：陈亚伦、杨镇邦、王大珩、戴中扆、钱三强、杨龙生、张韵芝、孙湘，2排左起：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任之恭、吴有训、何家麟、顾柏岩，3排左起：赫崇本、张石城、张景廉、傅承义、彭桓武、陈芳允、夏绳武，4排左起：方俊奎、池钟瀛、周长宁、钱伟长、熊大缜、张恩虬、李崇淮、沈洪涛，5排左起：秦馨菱、戴振铎、郑曾同、林家翘、王天眷、刘绍唐、何成钧、刘庆龄

1935年的北平，抗日救亡的浪潮风起云涌。父母都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父亲是地下党员，参加游行的大小标语是他的杰作，多年后与我提及，仍是满脸的自得。母亲很单纯，“漂亮一点的女生，早早被人挑走，结婚生孩子”，这绝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爱国抗日的热血她有，于是她除了参与学生抗日活动外就是安心念书。1936年2月29日，军警在清华园大肆搜捕“一二·九”积极份子，母亲和芳姨躲在朱自清先生家里，逃过一劫。大表舅赵万里(赵芳瑛的哥哥）和朱自清要好，他们于1925年同时受骋于清华。一个月以后，母亲和芳姨参加北平学生反迫害的“三·三一”抬棺游行，被抓进了监狱，赵万里多方奔走，救出了妹妹和表妹。同年11月，父亲参加清华十七位师生组成的“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去塞外荒野宣传抗日，战地服务，鼓舞士气。当时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百灵庙大捷”是抗日的先声，震惊中外。同去的有同班同学李正武。

清华同学们组成“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赴绥远前线进行战地服务，被称为爱国青年的好榜样。后排左起：王天眷、陈其光、□□□、李整武、丁锡祉、何玉珍、吴瀚、彭国珩、郭见恩、杨戌生、刘秉正、傅梅芳、戴振铎、高本乐，前排：王裕治、叶笃廉、任泽雨。

清华崇尚思想独立、平等自由。观点相左、家庭背景的差异从来不会影响到师生间、同学间的友谊。校方对同学们支持抗战的热情给予很大的支持，校方对学生们的宽容爱护无处不在。母亲颇有运动天赋，在杭州高中时，被说服代表校网球队和排球队去比赛，她记住的只有三件事，桔黄色的丝绸质地的队服，她自己角度刁钻的网球发球，和大运动量的比赛及训练造成的右胳膊粗左胳膊细。母亲上清华后基本不参加体育活动。清华有室内游泳馆，体育课的一个项目是过游泳关。溪边长大的父亲素喜抓魚摸虾，这种事难他不倒。其他人就不然了，想尽招数糊弄。母亲则干脆，她不会也不学。清华的体育课留给父母深刻印象的是马约翰教授的和善和体育馆设施的精良，母亲曾多次称赞体育馆的地板。他们爱戴马先生，马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学生们的淘气、滑头和不听话给过他们颜色看，让他们学体育技能只是为了让身体更强健嘛。这种象牙塔中井然有序的生活，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的枪炮声，永远划上了句号。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中文系八级蒋南翔在“一二·九”时的呼吁，已成现实。好在清华校方及民国政府早有准备，母亲不得不告别她非常喜爱的女生宿舍静斋，跟随学校南下。由三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课。抗战局势持续恶化，民国政府决定，临时大学再次南迁。南迁兵分三路，记得母亲说过，她是坐火车绕道越南的海防去的昆明。父亲是走去的，三百多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两个多月。这段现在被称为“壮举”的长征，在父母偶尔涉及的对话中云淡风轻。“苦吗？”我问。“当然啦。”随之转移话题，一脸的淘气，“你妈妈是坐火车去的。”然后开始打趣，这段青春的岁月带给他们的全是快乐。我㤞异，“这是战时哎，你们就没有担过心吗？”两人都不置可否，想了一会儿，不约而同得出一个结论，“大概是因为年轻吧！不知道危险。”其实，校方为保障南迁的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学生的，仍然是松塔中被保护的松子。

父母到昆明时快毕业了。四年大学生活，学生与老师之间十分熟悉，战时一切条件从简，学生们和教授们有机会一起用餐。提起杨振宁，父亲呵儿呵儿地乐，“那时他是个中学生呀，我们和他父亲(注：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可见杨武之先生教子的严格。杨振宁于1938年入学联大。

父亲毕业前后，在昆明大普吉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做事。西南联大与清华一样崇尚思想独立、平等自由。战争时期，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父亲生性耿直固执，却不善言辞，一着急时有点结巴，争论占下风的时候，气没处撒。在无线电研究所时，父亲和与他观点相左的同事吵架，吵到要动手打人，当所长的任之恭先生劝架，还不能表现出偏袒。这件事被任先生写进了自传，每次见到我都要讲一下。

那时外祖父已经因肠疾去世，我姨照顾外婆。母亲虽挂念外婆与哥哥姐姐，那几年却回不去，海宁的旧宅在日本的轰炸中夷为平地。母亲教书养活自己。提起昆明，她说，“经常跑譬报！一听见汽笛声，苏噜！飞奔到防空洞躲起来！”当过运动员的母亲动作飞快，旗袍想必是高开叉，不然经常要动针线缝补了。

母亲讲“过桥米线”的故事，“桥”是什么样的“桥”，“过”要怎样去“过”，切得极薄的极新鲜的肉片和米线，用筷子夹入鸡油覆盖的滚汤，那个香呀！仿佛那是她一生中吃到的最鲜美的食物，让我小小的脑瓜对战时的昆明极为向往。晚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出差背回一只汽锅，我把它带到了美国。极为普通的一只汽锅，随着我南征北战。父亲从不在做饭上下功夫，小小一只汽锅，让他想起昆明偶尔打牙祭时享用的美味“汽锅鸡”，也让我想起父母和他们经历的岁月。

适逢清华十级毕业八十周年，也是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参与西南联大博物馆组建的联大校友亲属群的讨论，让我尘封的记忆之门缓缓打开。当《西南联大》五集电视纪录片第一集《八音合奏》介绍到国立清华大学时，那张早已熟悉的三十年代物理系合照缓缓推出，看着父亲和父母的师长们、同学们那些熟悉而年轻的笑脸，我的视线渐渐模糊……那是一个我还没有到来的年代，却是一个我如此熟悉的年代。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在不经意间，父母学生时代的经历和故事，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我，使我仰视铸造了他们的母校。虽然走过的道路如此艰苦，他们和他们的母校，精神始终是昂扬的，这种＂刚毅坚卓＂的力量，也始终是我前行的动力。

初草于2018年11月，完稿于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