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许少鸿西南联大毕业照（1943）

我和庞祖法在1939年10月中下旬坐“黄鱼”车从贵阳到昆明，当晚住金碧路一家旅馆。第二天上午到联大去，报了到，分配到新校舍25舍。新生是不分系“杂居”的。一个宿舍40人，两排双层床，分成五对，每对相对而睡。这样四个人就成为一组。相平行的两对如果混熟了，也可以算拼成了一个大组，八个人。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宿舍里除了床，没有任何别的家具。各人的行李自己找地方放。和我同一组的除了庞祖法，还有工学院的同学。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因为第二年他们就住到拓东路工学院的主体部分去了。两个校区相距大概有七八里地，所以大家来往不多。

当天下午我就安顿下来了。吃完晚饭，正在宿舍里闲着没事干，就听到外面有人喊我。一听声音马上认出那是王浩。我出门迎到他，他说已经找我一整天了。他早到了好几天，并且料到我将在那几天到达，天天都在找我。我说明了昨晚到得太晚的情况。现在我已不记得我们早先是怎样联系的。那时通信的手段只有邮件和电报，而当时两个人都在旅行，行踪不定。我和王浩在长沙实中认识以后，只同班一个学期，但很快就异常投机，每天课余几乎是形影不离。1938年秋天他去西北探亲了，他的姐姐在西北大学（联大？）当教授，他就转到了从北京搬到汉中的师大附中念高三，并放弃了他在那年暑假考上的西南联大经济系的资格，原因是他父亲不同意他学经济。结果他在1939年重新参加高考，进了联大数学系。他到联大，带来了他的要好同学王景鹤（也就是王景），而王景又带来他原来在徐州中学的同学章锜。从此我们四人就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一年级时，大家应是分散住的，但我依稀记得，他们三个已经住在一起（12舎同一组）。到了第二年暑期，我就搬到他们那儿去。而到开学时，可以自行选择同伴，我们当然住到一起（13舍中间的一组）。三年级到32舍，四年级36舍。一直到毕业，不管怎样换宿舍，都不变。

除了我们四个，二年级时住在旁边一组的还有吴光磊，原来谁也不认识他，碰上了。他也是数学系1939年入学的，所以很容易就熟了。另外在二年级时，从工学院转来了不少同学，由于上同样的专业课，不久就都熟了。其中有张崇域、胡日恒、沈克琦、洪川诚等，不过在同一宿舍不同组。那时候转系很简单，只要你念过该系相应的必修课，并且成绩不错，系主任看过同意，签了字，就可以转了。各系都一样，所以转入转出很频繁。实际上，等到毕业的时候，原来入学时考入物理系的已不占多数。另外，还有一个孙世铮，经济系的。他好像原来认识王景，和我们也很投机，很快就熟了。

联大的学生住得比较分散。我入学的那一年，在城外北区的校舍刚盖好，叫做“新校舍”。按编号宿舍只有36栋，个别的还作他用（例如信件收发、盥洗，等等），所以总共能容纳的不过一千学生多一点，而当时学生有两千多人。除了工学院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住到拓东路，就需另外有房子。女生集中在另一个地方，是借昆华中学在文林街上的校舍（昆华已搬到乡下去，一直都没有来讨回去，不知为什么）位于城墙南边（也就是城里了），所以叫南院。那边还有两到三间可容纳一百多人的大教室。离新校舍有将近10分钟的路程，所以有时候上课需要“急行军”。后来还在其西边扩大（也是原有的房子）作为附中的教室和教师宿舍（左面的附图就是当年附中的大门，已封掉。这是文林街和钱局街的交叉口东侧）。

说起住宿，联大的宿舍恐怕是再简陋没有了，土坯墙、茅草顶，木窗户没有玻璃，只是一个带有竖条的木框而已，通风当然好，可是也给小偷方便。他们用一个铁丝长钩，便可以把学生的衣服钩出去。当时学生也穷，衣服本来就少，如被偷走，会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小偷问题。如果抓到小偷，怎么处理？不能打，人那么多围着看，一开打就说不定出大麻烦。怎么办？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当地有一种草，如果不小心碰到它的叶子，皮肤就会又痒又痛，出来一条红痕，极难受。于是就用这种草去弄那小偷的身体各处，让他难以忍受。我们虽不曾身受，但那滋味儿可想而知。大家都哈哈大笑，解了气。现在回想，也是一件特别的事。所以记上一笔。最后解决小偷的问题，还是把许多“便门”都关掉，只从大门出入，那里日夜有校警把守。另外，小偷们大概也知道，这些流亡学生没有什么油水，不值得冒那个险吧。

那时的盥洗，全靠用盆打水，没有自来水。有趣的是那烧热水的灶，灶很大，灶上一口铁锅上装着一个大木桶，有台阶可以走到灶上面。由工人挑水，灌入木桶。下面烧火，水就热了，但现在想不起来那铁锅是如何与木桶连接而不会漏水。学生打水也是从台阶上灶，从木桶里舀出热水，倒到自己的盆里。附近有一个盥洗室，只有宿舍那么大。不过昆明长年天气基本上温暖如春，学生又都年轻，在屋里屋外洗都差不多，所以没有觉得拥挤或不愉快。  

联大在昆明城北，一部分在城里，大部分在城外。城外就是新盖的“新校舍”。男生都住在“新校舍”的西区，“新校舍”东区北边有两个大食堂，几百学生都在那里吃饭。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既节省了凳子又节省了空间。因为那时绝大多数都是流亡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政府每月给14元“贷金”，就是我们的伙食费。吃的大都是发霉的米，里面还有沙子，大家也只能吃下去。就这样的饭还要抢，来晚的吃不上。为了抢饭，有时还会吵起来。不用油炒的南瓜和空心菜几乎是我们天天吃的菜，以致我对南瓜一直反感，至今也不爱吃。空心菜倒还可以吃一点。食堂是否开早饭，我已不记得。也许刚进校的时候开过，也去吃过。但后来几乎再没有去，而是在校门口公路两边的小摊子上吃的。下图就是联大大门前的环城公路。两边大树林立，很有点气派。小摊子就在那些树下，像集市那样拥挤极了（拍照时已是1946年，学生走了许多，学校解散了），豆浆、糍粑、摊鸡蛋饼……

东区多半是教室、图书馆和行政单位。“新校舍”的南区都是教学用房，校医室也在那里。除了城里的房子借用昆华中学的作教学用房和女生宿舍外，在大西门外龙翔街还有师范学院，包括教室和学生宿舍。

刚到昆明那年，我和王浩、王景鹤、章琦四个人常常在午饭以后到街上去散步，那条街叫做“凤翥街”，和它垂直的一条就是龙翔街。这两条街是大西门通向城北郊和西郊的主要道路，来往车马人员很多。那时运货的车不太多，驴和马倒很多，特别是驴，大概因为它善走山路。所以满街都是驴马粪，干了，风一吹，空气里都是粪粉，我们就在这种粉尘中散步、聊天，倒不觉得什么不舒服。现在想起来真恶心。那街上有些小铺，我们因为肚子难得填饱，所以午饭后忍不住要买一点东西吃（亏的咽得下去）。我和王浩常常是买一个有红糖馅儿的发面饼，不但没想到满天的驴粪粉尘，还吃得津津有味儿；章琦和王景则喜欢花生米。1939年时，昆明还用滇币，一元“法币”换10元滇币；称重用公斤（这多半是受法国人的影响），开始很不习惯，后来习惯了，可是滇币也很快就不用了。过不了多久，小吃店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不只是吃糖饼和花生米了，还有米线和饵块。米线有不同口味的，煮好的米线加上一点辣鸡丁儿，就叫闷鸡米线，还可以加别的，可惜我想不起名字来了。饵块是一种无味的米饼，有点像宁波年糕，只是比较大而薄，也是同样的添料。煮米线和饵块的锅子是铜的，擦得很亮，有个把儿，很小，倒出来正好是一碗。饵块也有不是煮的而是烤的，卖的时候现烤，抹上芝麻酱，挺香的。这多半是夜宵的主要食品。当有事进城赶不上学校开饭时间时，有的同学就上饭馆了。好像唯一的饭馆就是文林街的文林食堂（左图中的房子就是它的原址，在钱局街和文林街的街口，联大附中对面。这是1981年拍的，当然早就不是饭馆了），在我们的眼里那是高级的食堂了。有些经济来源比较充足的同学，对食堂伙食腻了，就常常去光顾。我已不记得是否去过，要去过顶多也不过一两次。

一年级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因为宿舍的灯光很暗，不能读书，而图书馆座位不够，所以要抢。不仅是抢座位，还要抢借书。后来宿舍里许多学生都自己在床位间装了电灯，用木箱和木板搭了桌子，也可以读书了。同时，街上茶馆大发展，借茶馆的灯光可以读书。泡上一杯茶，再来点“马豆”（一种炒熟的硬蚕豆，由于它的硬，我们认为它是给马吃的，就叫它“马豆”，价钱比花生米便宜），岂不美哉。另方面，影印的书也大行其道。再加上高年级同学把用过的书低价出让（贴有小广告。写有地点和时间及价格）。这样一来，图书馆也不挤了，书也不紧张了。后来，不少同学习惯于晚上到茶馆去消磨时间，有看书、讨论问题的，也有聊天、打桥牌的。我们几个迷上桥牌后，几乎每天都打，差点儿就像现在学生上网吧了。但是王浩并不像我们那么着迷。当然如果少了他，可以找别的同学。学会打牌已是二年级以后的事，那时熟的同学很多了。

熟悉的同学多了以后，我们常常在午饭后到宿舍区北面的篮球场去打篮球（那时我们没有想过饭后马上打球对消化系统不好），参加的人有张济舟、陆以信（他们两人是最热心的）、王浩、王景鹤、洪川诚等，更多的人名现在想不起来了。我每次都参加，因为投篮比较准，他们也很愿意有我参加，特别是比赛时，可以说我是不可缺之队员。除了打篮球以外，我还很喜欢玩单双杠，双臂引体向上能作17次。后来经过苦练，能够单臂引体向上了。这一直保持到我到应用物理所时。

我们上二年级的时候，日机的轰炸日益频繁，学校只得把上课时间改为早晨七点到十点，下午三点到六点。中间的时间，多半时候是“跑警报”，就是躲轰炸。我们很多人都是往北边的荒山上跑。那荒山坡上有许多荒坟，有时也有很小的小山洞（约一平方米）。在那种躲轰炸的情况下，读书也静不下心来。于是打桥牌就熟练起来，并上瘾了。那时熟的同学已不少，很容易凑四个人。打桥牌成了我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成了我以后不用功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昆明的那些年里，到大观楼、西山去玩，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活动。一是喜欢那清澈见底的昆明湖水，在里面可以游泳、划船，二是喜欢爬西山。从大观楼上船划出去，一直划到西山，然后上到龙门，欣赏那一整座岩山雕成的艺术杰作，感叹那为了最后一点小缺陷而投江自尽的完美主义。有时我们不划船回大观楼，而是从西山步行回校。我和章锜、王景鹤去的次数多。王浩因为很用功，这种费时较多的活动他不大参加。周光地喜欢步行，有时候也和我们一同去西山。但他喜欢独自行走，带着“锅馈”，走很长时间，也不知是去哪里。

我和周光地都喜欢看星座。这其实是为了消遣。昆明天气特别晴朗，经常万里无云，而且基本没有冬天。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辨认各种星座，最后达到能够认出有名的那些恒星，行星就更不在话下了。可惜现在我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认出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猎户星座等少数几个，另外有天狼星，织女星、七姐妹星等。现在眼睛坏极了，恐怕连这些都看不清了。可能由于看星，我的眼睛的近视，四年里一点也没有加重。回想起来，当时这种活动对我的人生观影响不小。其结果有好有坏。好的方面是我把人生看得轻了，觉得在浩瀚的宇宙中，人连一粒灰尘都不如的渺小，任何事实在都不值得去计较，名利思想淡薄了。坏的作用则是，我更觉得有无成就无所谓，不如随心所欲，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无需为功课辛苦。这是为懒惰找到借口。对于天文，倒是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四年级时，我选修了天文。教师是戴文赛，可能他刚回国，没教过书，所以教得不好。讲课有点索然无味，那点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

我们刚到昆明的时候，电影院很少，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大众电影院，常演美国电影，但既没有译音，也没有译文，唯一的办法是有一个人在楼上讲解，有点像同声翻译，讲的还是云南话，常有翻译错误。这时会有个别看电影的联大学生笑起来，甚至重复他的错误。那讲解员就会恼羞成怒，公然用粗话骂起来。因为翻译的低劣，联大学生兴趣不大，去的人就少了。

后来在南屏街修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南屏电影院。老板娘叫“刘太太”，显然很有钱，据传是个军阀的老婆。电影院比较像样，电影也有了文字翻译（中文字幕），因此联大去看电影的人很多，昆明其他人去看的也很多。买票很难，全靠挤入购票人群的本领。我总是和王浩、章琦、王景一起去看，买票就靠我了。我把眼镜和钢笔（这两样是读书不可或缺的东西）交给他们，就开始往里挤。我的窍门第一是要去得早，第二就是靠墙溜边往里挤，因为买到票的人都从中间挤出来，所以溜边就不会和出来的人流对挤。我多半是能买到的。四十年代的那些有名的电影在那里看的最多，如《魂断蓝桥》《蝴蝶梦》《北非谍影》，等等。

我们看电影有固定的三部曲：一看电影、二吃蒸饺、三洗淋浴。这三部曲把一个下午都占了，所以要赶上那个下午大家都没课才行。再说也要花钱，所以也要几个星期才能享受这么一次。

进联大以前我对音乐的接触很少，高中时代的朋友们也如此。我虽然认识五线谱，拥有一本One Hundred and One BestSongs ，但不会唱升半音或降半音，可以想象唱歌也是很难听的。到联大后，有一天看到布告说在某一个院里放送交响乐，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交响乐，只觉得许多乐器在一起演奏，很长，听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有人组织到一个教堂去听交响乐，有人讲解，第一次是讲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我从此对交响乐大感兴趣。以后有这种听交响乐的机会，我一定去。记得第二次放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同去的人有陆以信、王浩等。渐渐迷上了交响乐。

许少鸿西南联大研究院时期留影（1945）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北京，处理的唱片堆积如山，我还买了一些带回福建老家。有人买了一个唱机，还是那种带摇柄的老式唱机。我和沈克琦、陆以信、孙世铮等常聚在郭沂曾那里听唱片，因为郭那时已经是讲师，有一间比较独立的房间。听过唱片后，郭还有时给我们讲点解放区的新闻。在北京这个阶段，反碰到没听过的交响乐，就要听一听，而且对听交响乐还特别用心。有时会随便放一段，互相考一下，说出是谁的什么作品。

许少鸿（1921-2010），福建海澄县（现龙海市）人。物理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4年考取西南联大研究生，1948-1950年美国哈佛大学、德州农机大学研究生。1950年起先后在中科院北京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长春物理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学工作。毕生从事发光材料、器件的研制及其物理过程的研究。和黄有莘一起建立中国第一个发光实验室和我国第一个发光专业（中科大物理系）。研制成第一代固体平板式光源和显示器，后期研究工作主要是稀土发光材料、有机和无机电致发光薄膜,以及与发光效率有关的物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