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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熊秉群逝世

2020-12-16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熊庆来先生的幼子熊秉群先生,20201215日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85岁。熊秉群先生小学和中学在昆明度过,曾就读西南联大附小和昆明师范学院附中。中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后院系调整,转到北京邮电学院有线通信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干27年。在这期间,曾担任长途电信教研室、多路电信教研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学院教务处长。

1985年出任原邮电部教育局副局长,次年任局(司)长。1990年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19989月担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曾任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云南大学客座教授。

熊秉群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热心参与校友工作。为了更好让后人研究教育家熊庆来先生,熊秉群校友多次向云南大学捐献熊庆来先生有关资料。


附:

熊秉群:我生在通信业激情燃烧的时代

原载《通信世界》杂志2009年第37 作者:李新苗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电信,尽管当时还局限在业余无线电制作。当然,这不是没有来由。

1992年,我曾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后来被放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网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就提到过,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喜欢无线电制作,无线电让我觉得神奇而有趣味。父亲熊庆来对我的影响和支持,也促进了我选择通信业并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12岁开始与电信的不解之缘

最初时,我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我们全家还都居住在昆明。那时昆明买无线电器件不很容易。记得还是在12岁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亲就特意要我开了一份元件清单,请他代买我所需要的器件。事后不久,当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个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这是一种较复杂的高级收音机) 的零件时,我高兴地一夜没睡着。

后来,我经常说,也许就是这天,成为我选择电信专业作为我终身事业的日子。

我投考大学时,被重庆大学的“电话与电报通信”专业录取。开始我还不知道“电话和电报专业”是学什?入学后才逐步对电信专业有所了解。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和天津大学电信专业的师生转入北京邮电学院,即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后,才算正式进入电信行业,并且一生从事这个专业。

1953年我高中毕业入大学时,刚好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那时的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抱着建设祖国的热忱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去上的大学。我当年还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回过头来看,大学的学习只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那时学的专业课的内容现在几乎都被新技术淘汰了,不过那些最基本的数学、物理、外语、电路基础等还是一辈子受用,学习的方法、工程的方法更是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回忆起来,我们那一代人,恰好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成长为大学生。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个人都从内心里充满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热爱。

算起来,我们算是北京邮电大学最早的一批学生,我们比谢高觉副部长低一年级毕业,他们是第一届毕业生。

我们的晶体载波机模型接受了国庆检阅

1957年我大学毕业了,那年刚好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我本来是很想去研究院工作的。但那时,刘宜伦老师(后曾任重庆邮电学院的院长)代表学校动员我说:学习好的同学,最好要留下来做“老母鸡”,像带小鸡一样,当个教师培养更多的学生。

刚留校那会儿,就分配到教研室刚成立的“县内电话研究室”工作。当时,我国还处在被封锁和自己闭关锁国的状态,铜的资源还很缺乏,农村的电话还是使用铁线传输呢。我们研制的“铁线晶体管三路载波机”,让一对铁线能通4路电话。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超前。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晶体管,我们用的晶体管是去苏联访问的老师带回国的。

1957年的十月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进行研究开发。经过整整一年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任务。就在1958年的国庆节,我们的项目参加了国庆献礼,我们做的晶体载波机模型被学生抬到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庆检阅。后来,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又参与了12路载波机的生产任务。可惜的是这些设备因为元器件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又必须赶时间,整机也不能达到指标,设备也不稳定,运到企业没有使用多久,就被淘汰了,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

后来回到“长途电信教研室”参加教学辅导工作,一直到1960年,学校要办新专业,我被调去筹建“自动控制”专业,被称为“白牌教师”(学生的校徽是白底的,教师的校徽是红底的)。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一边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旁听专业课,派同志去西安交大进修;一边开始制作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和超低频幅相仪。到了1963年,又增加了几位和我同年毕业的教师,我们终于可以开出课程和相关的实验。

和农民一起吃白薯,再开始从零学ABC

1969年我们几乎全校的教师们都去了在河南省确山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年半。打井、做砖坯、盖房子、做炊事员、干农活……

在干校时,我还曾和几位老同志一起调去参加“整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整顿农村的干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吃了半年白薯和高粱糊糊,在干校浪费了我最宝贵的年华,但也更多的知道了中国农村的状况。

当年在确山我们一帮同时“接受再教育”的同事,有时喜欢坐在山坡上,仰望着天空闲聊。我也许有一点盲目的乐观,我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教育尤其是没有高等教育呢?我们一定会回去继续作教学工作的。直到1972年夏,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开始重新教学,带学生做毕业设计等等。

1976年为解决文革带来的人才奇缺、我国科技水平和世界差距拉大的情况,邓小平提出要派人出国学习。当学校领导让我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我自知水平太差,考完笔试,没等考口试,我就退出了。后来我们决定全教研室老师分成两部分,一拨人帮助基础课教研室工作,一拨人去学习外语。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好有谢冰心女儿吴青主持的英语教学节目,我为了打好基础,发音准确,便跟着电视从ABC的基础开始学起来。两年后,我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1981年,我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

回国后,我回到北京邮电大学,继续从事通信专业的教学工作。以后虽然有工作调动,但始终没有离开通信行业,并且亲身经历了我国通信业大发展的时代,我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通信业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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