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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现代诗钞》1997年初版，2021年再版。从初版起，就带动起西南联大诗歌的研究风潮，也引出学界对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持续关注。这本诗集使读者了解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昆明有那样一批知识分子，在时代悲歌中探索诗歌之美，而这些诗歌在历经半个世纪以后，依然价值不减。

11月28日，《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编者张同道，著名诗人和学者西渡、臧棣、姜涛、冷霜与联大后代——翻译家赵瑞蕻之女赵蘅、语言学家周定一之女周仲炎同坐一堂，就这本书展开了深入探讨。

书的编辑及研究意义

本书编者张同道是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命名者，他在博士论文《探险的风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里首次将西南联大诗人群作为一个独立章节。他回忆编辑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为西南联大的诗人留下档案和资料。抱着这个初衷，他与出身于西南联大的诗人杜运燮先生一起，编辑这部诗集。当时杜先生已年近八旬，主要负责联络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而张同道负责编辑、复印、出版这些具体的工作。“西南联大的诗多发表于各种杂志，而三四十年代杂志的发行很复杂，有日本占领区的，有国民党军占领区的，还有共产党占领区的，发行面都非常小，找到那些杂志就不容易。”令张同道遗憾的是，有一些杂志没能找到整套，如云南的《文聚》，致使这本书留有遗憾。

对于诗选的编辑，张同道认为编者没有资格评判诗的优劣，那是留给读者的权利。英国文学学者王佐良散文和诗都写得漂亮，但为了把他的诗收到集子里，张同道费了好大工夫，因为王先生认为自己的诗写得不好。杜运燮反复劝说，言明研究西南联大创作，未必要很高的诗歌成就，这是有效的资料，能不能为历史存真？王先生才同意把他视为不成熟的作品拿出来。“不久，他老人家就去世了。”张同道说。

穆旦的作品，有些来自于他的手稿。那时穆旦夫人周与良先生还健在，与杜运燮、张同道常常见面，商议穆旦著作的出版事宜。周先生在去美国之前，将穆旦的所有图片和文稿交给了张同道。

北京大学教授臧棣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40年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90年代中期找西南联大诗歌的原始资料很耗费了些精力，如果这本诗钞能早些问世会省事很多。

臧棣认为，这是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本诗集，中国现代诗写到40年代，有一种新鲜血色的生命气息，它结合着生命的体验和新生代诗人对现代汉语独有的敏感。臧棣做研究时常常感慨，这是恰逢其时的一代诗人，带着罕见的生命热情和力量，结合了那个时代的词汇，呈现出新诗的一种新面貌。

再从学术一点的角度去看待那一代诗人的追求。他们的新诗现代性有一个核心话题，对新诗现代性的追求，到底落脚点在哪儿。

这涉及怎样理解新诗语言和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重要落脚点。在40年代，朱自清其实已经用到了“新诗的散文化”这个词，新诗现代化未来的方向落脚在对语言的使用上，落脚在新诗要采用的文体上，可能就是新诗的散文化。

臧棣说：“沈从文当时也讲过一个观点，用了一个词，叫新诗的小说化。小说化其实是散文化的一个代称。比如卞之琳那代诗人写一首诗，总是用意境来化古，向中国古典诗致敬，我觉得这也没有错。穆旦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把新诗场景的意识打开了，从静到动。”

臧棣认为，他们用了一种综合的文体，包含对现代散文的吸收，还包含着突破诗歌、散文界限。这个混用本身让现代汉诗的诗体有了更多的包容性，能够回应更复杂的时代经验。这代诗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他们对语言最出色的运用。

40年代的诗歌成就在很长时期不为普通读者所了解，原因之一在于很多诗人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直到1981年《九叶集》的出现，这一收集40年代诗人作品诗集的出版，刷新了人们对40年代诗歌的认知。清华大学教授西渡说：“我们在讨论40年代诗歌时，多引用这本书里的诗作。新版在篇目上有所增加，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全部收进来了。新版还做了一些版本校订工作，这本书变得更经典了。”

谈到杜运燮，赵瑞蕻的女儿赵蘅说，“我叫他叔叔，他比我爸爸小一点，他们是很好的同学。杜叔叔病重时，我母亲带我来北京，我陪她去病房看望过，当时我知道他忙着编《穆旦全集》。他病重去世，我在妈妈嘱咐下打车奔到医院，见了杜叔叔遗容，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回家画了张记忆画。后来，在医院参加他的葬礼，邵燕祥老师他们都来了，我妈妈哭得非常厉害。我现在知道我们这种私人交往中蕴藏着你们这些学者、出版家做的事。”

卞之琳和穆旦

如果在新诗百年历程中寻找一位大诗人，你的心中会有怎样的排位？这大概是每个人心头都会犹疑一下的问题。北大教授臧棣也是如此，他会在穆旦和卞之琳之间犹疑，如果最终要做一个认定，他希望是穆旦、卞之琳的复合体；如果不得不二者选一，他会偏向穆旦。臧棣认为，穆旦的身上体现出了现代汉语诗性的可能性，他展现出的锐气、活力以及面向未来的勇气，应该称为现代汉诗的一种眼界，是那一代诗人的缩影。

而诗人西渡在穆旦和卞之琳之间没有犹疑，他坚定地偏向穆旦。西渡认为，穆旦除去展现现代汉语丰富的可能性这一点上，更在于他对古典的抵制，“穆旦直到晚年，一直抵制古典诗歌或文言的影响，他发现对现代新诗的写作，古典诗歌对他没有太多可借鉴的作用。穆旦对此颇为坚决，这种态度也恰恰说明他身上有着对现代性的敏感或执著。”

对于新诗的诗人身份，臧棣认为卞之琳将自己视为一个零余者，置于时代的边缘，他不愿做时代弄潮儿。但像穆旦、王佐良、杜运燮，他们对诗人身份的认定则是“心灵的战士”。

回想起90年代初读穆旦诗，臧棣感叹真是受震撼，“那种生命的朝气和锐气展现在诗歌里，让人无比振奋。穆旦将每首诗写成一出小小戏剧的模式对我有很大触动，我觉得我把诗歌的情境想得太小了，而穆旦那代诗人才具有时代的自觉。这也是中国新诗写作最根本的变化，以前的写作落脚点在情感，穆旦这代诗人是从现代人意识出发。”他感慨，现在很多诗人技艺很好，但动不动就疲惫，锐气和活力实在不如几十年前的那代诗人。

对于卞之琳和穆旦，北大教授姜涛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穆旦表面上批评过卞之琳，但很多地方又在学卞之琳。像卞之琳写灰色的天、灰色的路、灰色的海，穆旦会说蓝色的天、橙色的海、碧绿的海，这是他们之间很有意思的联系。”

姜涛关注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他的研究特别注目于这些作家的创作与其背后大时代的关联。他谈到，1997年《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出版时第一时间就买了，读完有大开眼界之感，“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这样一个诗歌群落，有很多诗人真是第一次知道，印象很深的是俞铭传。俞铭传写诗很多，也很好，一看就是才气逼人。他的写作质量，不在袁可嘉之下，甚至更高。如果排的话，穆旦最好，俞铭传能排第二。”

臧棣在做博士论文时看俞铭传的诗集，突然产生了对比冲动，觉得自己的写作有很多毛病，跟40年代那些有朝气、有锐气的诗人比较，私下里感到脸红。

西渡曾经在文章中谈到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特征，他总结从20年代始，一些重要诗人都来自于现代大学，这一点到西南联大诗人群发展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集中了一批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冯至，还有燕卜荪、奥登，以及英国诗人白英，都在西南联大教书。西南联大也因此形成了单一的清华、北大、南开不太可能形成的浓厚的诗歌氛围。”西南联大的师资条件，使西南联大学生很早就接触了当代诗坛最活跃的诗人。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学术价值

张同道也极为推崇穆旦。早在1994年，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就将穆旦推为新诗第一人。他认为一首好诗要具备三点要素。

一是诗的质量。从穆旦开始，中国诗从气体情绪化进入肉体雕塑化。古今中外多少写春天的诗人，穆旦的《春》最具力量和质感，“它是可以触摸的一首诗，能摸到它的肌肉，看穆旦的诗，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和自己搏斗。”

二是方法。写一首诗，不是简单靠一个灵感，还需要方法论。穆旦大面积置换了中国的方法论。比如他的《五月》，用古典诗和现代诗结合的处理方式，运用反讽，很新颖。

三是语言，这一代诗人也革新了语言。像杜运燮的“一对年轻人像鲜花一样漂上河堤”，这种语言以前没有出现过。

“这些诗人给今人的感觉是青春写作，基本是在40岁之前，那是用热血和生命的活力在写作，可惜的是大多没有得到圆满的发展，都没有走到中年写作。”张同道说。

联大老师与学生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张同道回忆，杜运燮曾和他讲，上沈从文的课听不懂，但去沈先生家聊天，沈先生帮他发表作品，对他影响很大。年轻人一下能在那么好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和先生们的提携分不开。那时候大家都穷，教授也很穷，沈先生每次寄稿子，都把纸边裁掉，尽量使信轻一点，少花一点邮费。张同道感叹，只有在大学里才会产生这么一批人，而老师在学生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一个学术资源，也是一种精神影响。用诗人郑敏的话说，每一个教授都与他的学问融为了一体。

姜涛特别谈到张同道写的编后记，觉得标题《警报、茶馆与校园诗歌》就有意味。姜涛认为，《西南联大现代诗钞》这本书除了诗歌，其实也谈了诗歌周边的文化和教育生态，以及昆明城市的生存状态，这恰恰是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变化。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所选的作品并不限于西南联大这个固定时段，有些作品比较早。如沈从文的作品选了一首1926年的，还有袁可嘉的作品，是他40年代后期所作，那时联大已经复校，北大、清华、南开各归各校了。姜涛觉得这个编法很有意思，这样编体现出了动态的文学史视野，可以让我们理解西南联大诗人群体如何来，以及它之后的走向。

抗战结束之后，西南联大虽然复原回到北方，但聚集起来的文脉没有中断，甚至还在进一步展开，但依托的背景不再是简单的学院，更多依托于朱光潜、沈从文主持的一些重要文学刊物。在这些平台上，联大作者重新聚合起来。后来有人说在北方掀起的文学潮流以沈从文、朱光潜为核心，可以说是后期京派。西南联大和后期京派，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延展开的文学脉络。

新版尽量采用初发表的版本

细读这本集子，能读到很多生动的环节，姜涛举例，比如赵瑞蕻先生有一首长诗：《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写一群学生在轰炸时跑警报，躲避轰炸，聊天、画画、读书的情景。他完全用小说化的方式写，是一个动态的生活画面，同时也引用了很多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学的经典段落，穿插在一起。而这也是1939年到1942年穆旦常用的写法，他是从艾略特和叶芝那里学来的。“穆旦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也是写躲警报、钻山洞。把赵瑞蕻这首诗跟穆旦的做参照，能看出其中的对话关系。”

姜涛认为，赵瑞蕻这首诗是赠给穆旦的，他可能有跟穆旦竞技的想法，觉得穆旦你诗写得又多又好，我也写，比你写得更好。而姜涛感觉赵瑞蕻确实写得更舒畅饱满，“那个阶段的穆旦无法消化自身的能量，所以写的小说化、戏剧化的诗比较零乱。他有高质量，但气息尚不流畅。”

赵蘅听姜涛谈到父亲的长诗，感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评价。她作为女儿很偏爱这首诗。而赵瑞蕻出版较早的诗集是《梅雨潭的新绿》，是一本很简陋的小册子。第二本诗集是在香港出版的《诗的随想录》，收录了赵瑞蕻的150首诗。赵蘅自觉现在自己的任务就是把父亲的东西尽量收齐，留下来。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选入了何达的诗，姜涛认为这是看似不大的细节，但能让读者更好地捕捉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何达现今不太为人所知，但当年却是联大一名非常活跃的学生，与闻一多、朱自清都关系紧密。朱自清很看重他的诗，专门写文章讨论，他的有些观念甚至影响了朱自清的文学判断。”

《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新旧版本，姜涛也做了比对研究。他认为，新版在一定程度上将90年代以来诗歌史，包括诗歌版本的研究成果吸纳了进来。他注意到，穆旦的长诗《隐现》第一版没有收。而经过学者解志熙、易彬多年的研究，《隐现》的版本已经比较清楚，新版收了进来。还有97版选用的诗歌有些是修改版，新版则尽量采用初发表的版本。

姜涛说：“看似只是版本变化，对诗歌理解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一些关键作品影响是很大的。如袁可嘉的《北平》，97版收的是袁先生改动了结尾的版本，而这首诗初发表时，结尾是赞美傅作义，说谁能够支持古老的北平？要靠傅作义将军，这在当时争议非常大。所以只有读最初的版本，才能知道争议性在哪里，修改后的抹平了历史，也看不到历史性了。”

“现在的版本学术性更强，对我来说，既是老朋友，也是新朋友。”姜涛此说带有着感情。

什么样的诗能够称为经典？

一位观众关于经典的提问引起学者们多角度的探讨。

西渡说，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这个诗集的再版就证明了这些作品有着这样的能力。可以说在诗歌技巧之外，它们是活着的生命。

臧棣接着说，经典这个话题在现代文学研究里其实充满了文学政治意味，对你是经典，对别人可能就是垃圾。公认的经典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非常复杂的语境作用，有的时候还要碰碰运气。“比如穆旦的《春》那首诗，如果不好判断是不是经典，可以找十首同样主题的诗做比较，如果你还不觉得穆旦这首诗是最好的，我觉得你的有些观念要去改变。”

张同道阐述了两条概念。首先，作家只负责写作，不负责写经典。经典是靠时间的淘洗和读者的挑选。“我们这么多人都和穆旦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但是我们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完成穆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因为发现了他的价值。另外做专业的选本，也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其次，经典只是文学价值的一种，并非全部。读者想读什么，读着高兴就好，这个道理就是，满汉全席再好，也替代不了土豆丝。”这个比喻说得生动浅显，听众不由得笑声四起。

臧棣重申，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进程上，还是从诗歌语言来讲，现代的很多东西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从实践的角度，远远谈不上超验性，如果有的话，也是比较虚的东西。中国古人文以气为主，讲气韵，那个滋味，不着边际。中国诗歌的超验至少在古典诗歌范式里非常发达，比如天人合一，在此影响下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缺的是成为一个时代的力量。庞德讲现代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写得像散文一样好，散文带出来的硬度和文学的力量，是文学的现代性，而诗的现代性还没有处理好，需要努力追求。

姜涛则说，我们谈过很多卞之琳跟穆旦的问题，我现在还在考虑，“我过去是穆旦的死忠粉，这几年有点变了，对卞之琳的评价慢慢高起来，这两个诗人是我读的现代诗人中感觉非常亲切的两个。胡适、徐志摩、郭沫若、艾青都非常重要，但是我感觉跟自己不是很亲切。胡适学问大，徐志摩有钱，郭沫若有魄力，而卞之琳、穆旦这样的人就是普通人，后来成为研究者或翻译者，他们过的日子、面对的苦恼和挣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姜涛坦言，年轻时血气旺，觉得穆旦真好，敢于跟时代正面对抗。现在年龄大一点，觉得卞之琳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跟历史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碰撞，而是尝试用自己的一套逻辑去领会，领会历史内在的趋势和展开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某种成长。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如何把历史经验变成个人内在的血肉，其实通过诗歌可以完成。

这些诗人离我们不远，他们写作中处理的问题也是现代人面临的问题，让诗人们成为我们人生的某种参照，或许我们的生活能充溢起青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