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贯方(1901—1996)，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唐家镇鸡山村人。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毕业。1923—1971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资深馆员。

生活从这里开始——忆我儿时清华园

唐绍明(1952)

我来自北京清华园

1993年春天，我在上海参加上海图书馆新馆奠基典礼。会场上见到不少来宾趋前向一位学者风度的长者问好，称他为“王部长”。哪位王部长？猛然间我想起会不会是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不意中我竟坐到了这位长者身旁，于是我试探地问了一声：“王部长，请问你以前在北京住过吗？”“当然，”他看看我，脱口而出：“我住在北京清华园！”

无独有偶。1995年夏天，我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图书馆会议。一天休息时，走过来一位女士说道：“听你们讲中国话，是大陆来的吧！我也是中国人，希望能和你们一起活动。”她叫周广美，美国夏威夷珍珠城图书馆馆员。我们从她口音猜认她是哪里人，她说曾在四川住过，以前在上海住过，再以前吗，“我来自北京清华园！”她说她父亲是周鸿经。

通常向一个人打听他或她的籍贯或生活过的地方，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哪个省，哪个市，或哪个县，要不就是一个有特征的地方。清华园，兴许就是这样一个有特征的地方，若非有很深的印象和感情，是不会时隔那么久，相距那么远，竟这样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语调中还带有几分自豪。

清华园，你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

一草一木总关情

清华园是清华大学所在地，原本是清皇室的一座园林，园内有工字厅建筑。最早，游美学务处设在这里，以后改为清华学堂（校），又以后改为清华大学，校园不断扩大，今天的校园面积已是1911年建校时清华园的十倍，仍统称为清华园。

这里景色秀丽，风光旖旎。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端庄和古朴，又有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典雅和恢弘。这里有国学大师荟萃，又有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的现代学者云集。师长们谆谆教导，学子们勤奋苦读，到处弥漫着浓郁的学术风气，又不乏体育竞赛带来的生动活泼，呈现勃勃生机。难怪萨本栋一头扎进清华园，求学数载没有进过一次北京城，像这样的学子何止他一人？冯友兰说他在清华的几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像这样的感受在师长中也绝非他一人才有。这里的自然景色给人以心灵的和谐，学术气氛给人以对知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能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使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或迟或早，或潜或显，受到熏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后性格、情趣和志向的发展。九十年历史即将过去，时代变迁，学校发展，新的建筑、场所使清华园面目全新，但是旧时的基础仍然能够辨认，而正是这基础凝聚了多少深情，孕育过多少希望。杨振宁说他曾经爬过这里的每一棵树，对每一棵草都曾经研究过。对在这里度过童年的人来说，清华园啊，真是一草一木总关情！

旧南院寻踪

抗战以前，清华园主要有四片住宅区。一是北院，一是西院，一是旧南院（以前叫南院），一是新南院。我家住的是旧南院十二号，一个四方院子，包括北屋和东屋、西屋。整个旧南院是个名符其实的大院，四周是四排房子，中间是一个广场，广场的东半边是球场——足球场、网球场，西半边地势较低，是一片树林。四周的房子分中西式两类：北排和东排是西式，前屋有回廊；南排和西排是中式，都是小院子。旧南院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个通向院外大路的门，从东南门可以走向校南门，从西北门可以走向二校门。经常进出的是西北门，东南门平时总是用铁锁锁住。旧南院的住户，各个时代不同，就我战前(1937)和战后(1946)的记忆，北排二号住的是张清骅（张泽熙家，战前），五号是张秋华（张子高家），六号是萧庆华（萧蘧家，战前）；东排住的是七号俞平伯家（战前），十号是袁疆（袁复礼家），南排住的是十一号余绳武、余绳孙（余冠英家），十二号是我家，十三号是牟作云家（战后），十四号是全绍志家，十五号是涂铁仙（涂文家，战前），孟宪民家（战后）；西排住的是十六号马启平（马约翰家），十七号是冯钟广（冯景兰家，战后），十八号是沈铭鸿（沈履家，战前），吴治衡（吴泽霖家，战后）。出旧南院的东南门，在大路的东侧，有一块地方地势较低，树荫掩映，平时很少看见有人去过那里，住着张申府一家，是否还有别的住家就不清楚了。

近读王元化《重返清华园日记》，为他寻觅近七十年的旧踪未果而惋惜。他住过的旧居其实就是我家旧居，30年代初他家搬走后我家才搬进住的。从我记事起，这家就叫旧南院十二号，他记得是十四号，这就难怪没有找到了。我小时听父亲说元化自幼聪敏，脑袋大，绰号“王大头”。俞平伯家也有个孩子润民，头大，叫“俞大头”。解放后王家还来过清华园向我父亲打听：当年他们有个亲戚，在家里帮忙的，后来和清华园附近农村一姑娘结了婚，落户农村，不知以后怎样了。

开始走向生活

我一两岁时住进清华园，到七七事变后离开清华园，在清华园里度过了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从这里开始走向生活。作为一个孩子，所能看到的清华园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清华园留给我的印象仍是难以磨灭的。自然美景给孩童们展开嬉闹的场所，或是到山上去躲藏，或是到溪边捕捞，浓荫下听知了鸣唱，黄昏后看鸦雀归巢，四时变幻，其乐无穷。我喜欢到父亲办公的图书馆去玩，看那大理石的圆柱，光滑的石板，软木的地板，毛玻璃的门窗和书库里那有名的玻璃地板。在办公室里，堆放着那么多的书刊、资料，打字声响个不停，一片繁忙。在阅览室里，那么多人埋头苦读，一片宁静。这一切在我面前展示了另一个文化、知识、创新、贡献的新天地。有时，父亲会给我拿回一些外国邮票，从这里，我初步辨认了英文字母、外国国名，知道伟 人华盛顿、林肯，知道欧洲有个国家叫罗马尼亚，还有皇帝。美洲有个乌拉圭，还有个什么马拉。我惊异于世界有那么大！我有时也奇怪，我这一生，干过许多行当，走过不少地方，怎么也没想到最后一班岗会到图书馆？这不能不说是缘分吧！而结成此缘的却是清华园。

我们住在清华园，过的当然是中国生活方式，但在这样一个西化的环境里，却也长了许多现代的见识。有一次，到二校门去看西式婚礼，新郎穿礼服，新娘披白纱，手挽手徐徐从里面朝二校门走来，乐队奏响瓦格纳的《结婚进行曲》，路旁的人向他们鼓掌，祝贺，跟着跑着，一路扔纸飘带，这和我参加过的中式婚礼大不相同。还记得1936年参加过马约翰家的圣诞晚会，大家唱着圣歌，从圣诞老人手中领到礼物，好像还看了一段马先生在柏林奥运会上自己拍摄的录像，其中还有马先生偷拍的马佩伦在清华操场行走的背影，急得马佩伦上去用手捂镜头。她后来在昆明教过我小学五年级。清华园里西式东西很多，比如小学生制服做的是西式灯笼裤，下脚束在小腿脖子上。母亲不知道这种裤子要束脚，总觉得裤子做短了，要裁缝师傅一遍一遍地放长。后来留意看马约翰穿的就是灯笼裤，这才明白过来。西方生活方式也许较早地激发我对现代生活的向往。

欢聚和惜别

清华园里有一所小学，叫成志小学。我以前曾听父亲说，这是我的伯公唐孟伦经手创办的，他当时任清华学校的庶务长。不过我又听人说他创办的是成府小学。这留待日后考证吧，总之是为解决教工子弟入学而办了一所学校。我在成志小学念到初小二年级。后来到了昆明，别人问我此前上的什么学校。我说：“成志。”对方往往纠正我：“不是，是志成。”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北平有个志成中学，很有名，所有听者都以为我说错了，其实我没错，只是成志太小，不起眼，不过我还是十分钟情于这所给我启蒙的学校。二年级念完，在班上考了个第二，挺高兴；一年级考的是第四，这不就是进步吗？接着是暑假来了，我感到很突然，我觉得放假意味着离别，往日欢快热闹的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心中立刻生出悲哀来。

成志小学背后是座小山丘，翻过山丘就是工字厅前的大片院林，散落着一、二、三所人家。但是从成志小学去一、二、三所，可以不翻山丘，旁边有一条小路，将山劈开穿过，那里林木茂密，曲径幽深，夏日里见不到太阳，平时很少有人来往，放假就更寂静了。有趣的是在我的记忆中，路的西侧有座小亭子，端立在南路口，但我日后又不敢确定有，也许是一个幻觉，这和李叔同的《送别》一曲有关。那时，毕业班都唱《送别》，词中有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到底是因歌而才有亭，还是因亭而联想到歌？总之，我也跟着唱，就是弄不懂“天之涯，地之角”是什么意思：天怎么会有“牙”？地怎么会有“脚”？但是那支曲子的忧伤情调深深感染了我：眼下这不就是长亭吗？这不就是古道吗？这不就是碧绿遮天吗？可如今四望无人，寂谧入定。一阵孤独的悲怆涌上心头。

这里也已安放不得

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清华园并非那么平静，它不是“世外桃源”。华北危急，清华园也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时候，我还不到六岁。那几天风声紧，我还是照常出来玩，刚走出旧南院的西北门，突然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在二校门前，军警正和学生对峙。军警穿黑色制服，戴白边帽，黑压压一片，占据了二校门前停车场，背靠小河，面向校门，正拧开停车场上一个消防水龙头，用水龙把水凶猛地向守卫在二校门前的成排学生喷去。学生奋起反抗，扔石头，有几个勇敢的学生冒着砖砸水淋，冲进军警的行列，夺过水龙，反向军警喷射过去。这批军警哗地一下往小河这边退却，有的已退到石桥。我正看得发呆，突然听见惟一的一位和我一同观望的人大叫一声：“快跑！”回头看，是杨葆康，沈铭鸿的母亲，中国首批公费留美女生。她后来是我中学五年级时的英语老师。我现在还能记起她那略显肥胖的身躯，跑起来略显吃力的身影。我们一拐就进了旧南院的西北门，她回过身使劲地先拉后推那两扇平时从不关闭的木门，我也上去帮她推，总算把门虚掩上了，两人把耳朵贴在木门上探听动静，心怦怦跳。当天，听说有几个学生被捕，关在由二校门通往西校门路上校警站岗用的警察阁子里，后来又被学生抢救回去了。解放后，学习革命史，才知道这是发生在1936年2月29日的大逮捕事件，被捕获救的学生有姚依林、蒋南翔，还有学生为了营救他人而负重伤。还有，前面提到的张申府，住在旧南院东南墙外的，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警察，把他和太太逮走了，说他们是共产党。我当时还钻出十二号家门往路东头看，只见有好多人，还有小汽车，但没看到被捕者。我惦记着他们那两个几乎一般大的女儿，她们和我姐姐是同学，但记不起叫什么名字。打那以后什么也听不到，这一家人似乎就消失了，但这件事在我脑中始终没有消失。解放后张申府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我到北图时，可惜他已离世，要不还可听他讲讲当时的情况。

那时的北平城还有件怪事，就是天上时常有日本飞机掠过，撒点传单什么的。飞机来时，总是飞得很低，就像在树梢上掠过。连驾驶员的脸都能看到，那机翼上两块红点的日本国徽最为刺眼。怎能让日本人在这里耀武扬威呢，真是百思不解。不久，传来了傅作义百灵庙大捷的消息，还看过有骑兵杀敌的纪录片，大家都兴奋极了！这还是头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呢！我们孩子们在旧南院球场上踢皮球，每逢带球攻门时，大家就呐喊助威，不由自主地唱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歌真能鼓舞人。

“洵是仙居”成了失乐园

1937年暑假到来了，父亲说，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回一趟南方省亲，谁料刚走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在清华园可听到隆隆炮声由远而近。日本飞机还向校园里扔了炸弹。图书馆北面正是父亲办公室的窗外，炸了一个坑，有说是机关枪扫射的。按照学校当局的安排，母亲带上一家老少八口人，躲到科学馆最底层避难，那里聚集了各家各户，扶老携幼，席地而卧。这底层可能是实验室或资料室，记得周围墙壁有些玻璃窗柜子，里面有很多散页的文稿，这时有人出来招呼大家不要翻动，其实这些文稿早已注定了消亡的命运。过了几天，人们就各奔前程。我家也逃往城里亲戚家去了。短短几周间，“洵是仙居”的水木清华一下子变成了失乐园。

北平沦陷，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呻吟。母亲说，无论如何也要回清华园看看，打听打听消息。那天，她一个人大清早出去，傍晚才回来，大家担了一天的心才放下。她讲述了进出西直门、海淀、清华校门的惊险，还讲了清华园的变化。清华园已是一片荒芜，旧南院已见不到人影。打开家门的锁，捡了一包多少还有些价值的东西带了出来。家就不要了。回头看，那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大波斯猫跳了出来，围着母亲叫个不停，看来这阵子它也不好过，又脏又瘦。“你怎不把它带回来？”我们焦急地问。“唉，人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了猫！”母亲无奈地说。大家一片沉默。母亲说是这样说，却为这事后悔了好几天。

这次回清华园，还算带回点消息。母亲说，她专门去了一趟二校门邮局，看看有没有父亲的来信。忽然听到有人用广东话叫了一声“唐师奶”（广东话对同辈女性的尊称），回头一看，是陈福田。陈先生是美籍华人，祖籍广东东莞，和我们家素有往来，他因有美国国籍，行动比较自由。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低声用广东话告知学校已迁长沙，已和父亲联系上，令他先去上海，随后赶赴长沙临时大学，不回北平了，要母亲想尽办法把全家带到香港投亲靠友，伺机转往内地。从此，我失去了清华园，我极力想象被遗弃的清华园是什么样子。也是多少年后，读到蒋南翔在延安写的纪念杨学诚的文章，记述了七七事变离校二周年后回到清华园的情景：风景如画的清华园已经满目荒芜，杂草丛生。杨学诚感慨地说：“我们再来北平时，不知清华园变成什么样子了！”谁知他此地一别，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直至献出了壮烈的青春，再也没能回清华园。清华园，感慨系之，黯然神伤。你留给了我不尽的思念！在昆明，为躲警报，我和杨武之先生三子杨振汉都随家迁到龙院村，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清华园的往事。国文老师刘伴溪先生出作文题“沉思”，我思念的还是清华园。

劫后重逢忘当年

经过八年抗战，胜利之后，我又随全家于1946年10月回到满目疮痍的清华园。沦陷期间，日军把清华园变成伤兵医院，体育馆成了马厩。到处是破烂，无处不修复，整个校园乱哄哄的，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和宁静。内战爆发，警特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冬天来了，天空总是阴暗的，人们心头像压上一块石头沉甸甸的，一片茫然。我家仍旧搬回旧南院十二号老房子。旧南院的名字已经改了，为了怀念抗战八年在昆明的流亡，按谐音取地名来取代，旧南院由此改为“照澜院”，新建的住宅区取名为“胜因院”、“普吉院”。有人说，简直成了寺院，可是真有“大普吉”这个地方，是战时清华所在地。但后来还是这样叫开了。

我的家经过战争洗劫，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先说大门，原来中式门帘、门框、木板面，现在拆掉门帘，换成两扇大门，很宽，简直可以进汽车。北屋，也就是正屋，墙上砌上了一层石块，长满“爬山虎”，门顶呈三角形，正门开了个门洞，有两扇玻璃门。屋里的地板都变成瓷砖地了。这是什么地方？原来日军占领期间这里成了东洋式的酒吧间，里面本来还有柜台，修缮工人把它拆了，只留墙壁上一个圆形壁橱，放酒的。为什么选中我家作酒吧间呢，大概和它的位置有关，大门正对着由南往北的大路的转折口上。我们左邻十一号是余冠英家，右舍十三号由牟作云搬进来住。我在这里住过了解放前的三年和解放后的三年，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校方把它收归公房，我们才又迁到西院。

几年前我去看望余绳武，谈起当年旧居的情况。我说：我家在日军占领时被改为酒吧，好像还和你们家打通了。他说：是的，刚搬回来时，看到房屋被隔成很多间，各门上还刻有什么花呀、草呀的名字，看这情况，像是已变成了日军的慰安所了。我听得着实大吃一惊，接着猛然省悟，看日本侵略者把我们的家糟踏成什么样子！这个我多年来深切怀念的、给我带来许多童年欢快的旧居，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忘了。我只有青年时记忆中的家，在西院，是战前陈寅恪的旧居。

永远的记忆

清华园的魅力，我感受的还是太少了。但我却能从兄长辈的怀念中更多地体会到清华园的魅力所在。当我走在荷花池畔的小路上，总会想起杨振宁当年随他父亲沿着这条小路走向科学馆时的心愿；当我看到儿童们在草地上玩耍，脑际又会闪现熊秉明当年和同伴们摆弄海蚌和海螺时的浪漫情景；当我走近王国维纪念碑时，又会闪现王元化在“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碑之前的思考；当我看到二校门那参天大树，又会闪现虞佩曹心中那种高大强健的人生支撑；当我在夏夜里歇凉，自然会想到宗璞的萤火情深……

常听那过了不惑之年的人说：过去的事往往记得清，而眼下的事却常常记不住。为什么？其实过去的事并不是样样都记得清，能记清的恐怕是那些经过岁月磨洗、经历过人生崎岖和攀登后的感悟。“自将磨洗认前朝”。洗去世俗、利欲、恩怨、喜怒，留下的是纯真。这才是永恒的。正因为它经过磨洗，达到净化，而更具生命力，也定能经得起新的岁月的磨洗和考验。往事在记忆的隧道中越走越远，可是那真情的亮光永远在闪耀，成为我心中不灭的圣火，永远引导着我前进。

1999年12月

* （作者为唐贯方先生之子，曾任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