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1983级

我将人生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童年；二是专业；三是事业；四是生活，并各占25分。如果将你给每个方面所打出的分数相加，得出的数字，就是你具有实际生活意义的年龄，这当然是我的拙见。据此，我给清华五年评定为20分，这应该是较高的分数了。

我是懵懵懂懂学了建筑的，在这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建筑师这样的名称。那是1983年在北京师大附中高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而第二志愿就换成计算机专业了，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考上建筑系真是万幸。报考建筑系只是因为自己在绘画方面有一点特长。

到清华报到我是自己去的。我记得是1983年9月初的一天，一个人早晨5点钟从昌平家中出发，骑着家里的一辆女式28型自行车，车后边拖着一个木书箱，里面放着我高中学习用的数理化等课本，我现在怎么也想不清楚，到大学学习了，背这些书干什么。书箱上面驮着一个铺盖卷，铺盖卷的大小与书箱相仿，可以想象书箱有多大。车把上放置一卷草凉席和一把浅蓝色塑料雨伞。当然还有一个大书包挂在车把上，三绕两绕，正好成为捆绑雨伞和凉席的工具。

我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父母的教师圈里曾传为佳话，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些伟大和悲壮。我记得到学校报到时候，清华的大门外就已经有很多送新生的汽车了。但凡遇事我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可能是在师大附中住校养成独立的性格所致。考上清华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的学生每年都很多，在大学或者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成绩也可能都不错，但工作以后却表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专注本职工作，吃苦耐劳，在工作单位很快表现出来，并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另一种是眼高手低，怨天尤人，经受不住一点挫折，不能善意地团结同事，发挥团队的作用。这样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工作单位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对人的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而知识只是生活中的一方面内容，那种将学习专业知识看成人生惟一的培养目标的做法是完全错误和不可取的。

我是在清华西区的2号楼中间的过厅处报到的，我的宿舍被分到二层的西南角，房间号是2031。后来才知道我所住的宿舍楼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每每回想起来，总感到时空变换的苍凉。我的室友共五人：刘建军、陈兴明、胡志坚、曲敬铭、卢彬，我在这里不想写他们了，因为每个都能和我一样写得更多。六个人在一起学习了五年的时间，毕业后各奔东西，又赶上国内大的建设时期，虽在北京工作的居多，偶有聚会，但总不像学生时期那样简单，多了些许礼数。

班里的干部分工是在焊接馆的教室里进行的，我记得是辅导员韩宝山做的安排。施卫良是我们惟一的党员，任团支部书记，邱江任班长。给我分配的工作是任学习委员，学习委员的工作主要是每学期收书费，每个设计课题协助任课老师安排学生分组等，一干就是五年。当然，做学习委员很自然也就对自己的学习要求要高一些，特别是专业课，也有一些机会与老师能够多接触。虽投入了一些精力，但也有收获。

大学一年级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从高中学习压力很大的环境下走出来，总会有一种放飞的感觉。而且，建筑系的课程相对其他专业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大家参与共同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邱江的哥哥那时候也在天津大学建筑系学习，于是帮助联系了天大建筑系同级的乙班结成友谊班，并约定第一次活动到天津大学去。那是1984年春季的一天，我班同学来到天大，已是当天的晚上。吃过饭以后我们来到教室，只见班里的课桌统统地被移到了墙边，中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场，一个大型的双卡录音机传出强劲的DISCO音乐，完全是一个舞会的场面。可当时对于我们班的同学来说，基本上还保持着中学时期的学习风气，几乎没有人会跳舞。我们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背着画夹子，里面是个人的绘画和建筑初步的设计，完全是一幅学术交流的样子。于是我们只好坐在四周的椅子上，看着他们班的同学跳舞，我想那种场面既尴尬又好笑。他们跳了好一会儿，可能是意识到我们多不会跳舞，就有几个同学过来与我们聊起学习来，这样才凑合着将当天晚上的活动搞完。从天津回来后不久，我们班在2号楼二层东侧的电视房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与天大的友谊班交往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玩性太大，与我们班交往缺乏共同语言，决定不再交往下去。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末的时候，才开始建立对空间的思考方式和习惯的。二年级最后一个课题是别墅设计，当时看了许多别墅设计的实例，当然都是国外别墅设计的报道和介绍。每个项目既有图纸，又有主要的空间照片。当学习完之后，我可以合上书本，静静地回味整个设计，如同自己在建筑中行走一样，可以形成对别墅空间的完整的印象。这样一种空间的训练我认为很有用处，对于我参加工作之后，发挥建筑师设计与控制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之后经常要求我院的设计师，不要一有问题就去翻图，应该将图纸上的内容记在脑子里。做专业负责人就要将本专业的设计记在脑子里；做工程主持人就要将整个工程设计记在脑子里，这样才能具备控制设计的条件。我记得别墅课题的设计我得了92分，被留在系里做了范图，最近有学生到设计院来采访我，还提到见过那份图纸。

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基本功的训练，比如建筑初步、设计表现和课程设计，使我成为一名综合能力较高的建筑师。那时候有一批老教师还战斗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使我们这些本科学生有幸得到他们的教诲。这种基础的训练现在看来显得有些苛刻，但我不后悔，我觉得本科教育就应当注重基本功，当然不仅是表现与设计的基本功，也包括创作方法的基础训练。

我们班共36名同学，其中女同学6人。到了二年级我班的女同学就已经和年轻教师或高班的同学谈恋爱了。当女生离开教室回去的时候，总有些男生跑到焊接馆的楼顶上去看女生与等待的男友一起消失在夜色中。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建筑专业的男女走到一起的比比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很好的榜样。学习建筑也必须了解人，了解人的需求，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如果一位建筑师所做的工作不是认真地尊重人的需求，或者说不是首先尊重人的需求，那他在做什么呢？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班的女生基本上都已名花有主了，于是男生们开始着急了。在大家的倡议下，不知道谁给联系的，我们又有了新的友谊班——北京第二医学院的一个班级，记得他们班也有36名同学，其中男同学6名。我们约好一起到刚刚开放的稻香湖公园春游，这一活动我们班的女生拒绝参加，他们班的男生也拒绝参加，只剩下我们班男生和他们班女生。活动当天我们为显示建筑专业对美学的研究专长，好像共带去了7部相机。但大部分都是海鸥205型，是从取景框中取景的那种，用的是黑白胶卷，现在早已绝迹了。当时我们参加系里的篮球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奖品就是一个富士彩色胶卷，这个彩卷被放在陈兴明借来的一架亚西卡单反相机内。因为只有一个彩卷，在玩的时候，大家总是聚拢到这部相机前照相。我穿了一件红白相间的毛衣，由于色彩鲜艳，曾多次被扒下来穿到同学们身上拍照。那天大家玩得都很尽兴，亚西卡的相机照了一张又一张，已经照了四十多张了，还没有用完胶卷，有的同学认为可能是彩色胶卷较长的原因，所以能够多照几张。但到最后已经照了47张了，大家才感觉到出了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摄影爱好者都不能原谅的，原来由于怕浪费胶卷，挂上的片头比较少，导致胶片脱落，根本没有曝光任何照片。这使我们班的男生受到莫大的羞辱，也因此无脸继续与友谊班的同学交往。大家对陈兴明可谓口诛笔伐，后来每当同学聚会一提起此事，不管陈兴明在不在，总免不了受到批评。

1988年的7月初，我们毕业了，在送别同窗学友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可能没有人不哭。站台上，年级里唱歌的同学排成一个半弧形，弹吉他的是谁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唱的歌我还记得，因为我们一直在反复地唱崔健早期的摇滚歌曲“你说你要走”，歌词大意是：你说你要走，我不能把你挽留，这不是无情义，只怕给你添忧愁；你走你就走，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我怕你看到我泪流。我们足足在车站呆了一整天，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每次要走的同学挤进车厢，一定要从开启的车窗内伸出头来，与同学们握手告别。

从毕业到现在一晃20年过去了。大学的生活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是一个从幼稚转向成熟、从学校转向社会的阶段。因此，凡是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某种启发和教育意义并值得在朋友面前夸耀的事情就记得比较清楚。但总的来讲，只顾往前冲的我，还是忘却的多，记下来的已是片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