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由洪大用教授和我组编的六卷本《李景汉文集》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新书发布会上，我作为组编工作的参与者有一段发言引起了不少共鸣。我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前辈学者，李景汉先生的诸多学术特质已经化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甚至全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客观来说，李景汉先生仍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被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大家，关于他的研究还不多，他的光彩和丰富‘面向’往往被‘遮蔽’和‘简化’了。我们希望藉由《李景汉文集》的出版，学界能够更多的关注李景汉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学术传统！”这番话表达了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我在整理李景汉先生留下的大量一手材料和学术文献过程中的深切感受。作为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的社会学来自于西方，而李景汉先生正是我国第一代专业社会学家的重要代表。站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百年历史的角度，更能够看到他的卓越贡献和多重价值。

《李景汉文集》，洪大用、黄家亮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1688.00元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者

李景汉先生1895年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学，先在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2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开始了其62年之久的学术生涯。

李景汉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李景汉先生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社会调查专家。他回国后很快就开始投身于社会调查，此后社会调查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轴。实际上，正是在他和同时期的陶孟和、陈达等人的大力推动之下，一时间扎根中国社会开展社会调查成为社会学界的一种潮流、一场运动，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而在社会调查运动之中，李景汉先生是起步最早、用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社会学家，被誉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张世文语）。

李景汉先生一生所从事的社会调查主题众多、地域广阔，在编辑《李景汉文集》时，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1、北京调查。北京社会调查是李景汉先生社会调查事业和社会学研究的起点。1924年，他学成回国后即出任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Gamble）创办的北京社会调查社的干事，并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6年，他与陶孟和、陈达等一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并任主任。在这一时期，他开展了包括人力车夫劳务及生活水平、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底层百姓生活费、郊外乡村家庭、妙峰山香客、天桥艺人等方面的调查，出版了《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1925）《二十五年来北京生活费的比较》（1926）《北京拉车的苦工》（1926）《北京无产阶级调查》（1926）《北京的苦相》（1927）《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调查报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北京郊外乡村家庭的调查，在1926-1927年期间，他指导10余名学生对郊外的挂甲屯村、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东村等村庄的农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开展乡村调查，也是他之前主要从事城市调查和之后主要从事乡村调查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调查的成果《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被著名社会学家张世文先生评价为：“国人第一部有系统的和较为完整的农村家庭调查报告，对我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农村社会学有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到了当年调查过的村庄进行回访，《人民日报》在1957年春节期间连续三天刊载了他题为《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的长篇调查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查，写成了《北京郊区乡村家庭调查札记》一书。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1981年才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

2、定县调查。北京调查为李景汉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声誉，正是有了这些基础，他于1928年被晏阳初聘任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从1928年到定县开始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的工作，到1935年离开定县到清华大学担任社会系教授，前后共七年时间。也正是这七年的定县调查，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定县调查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该调查的主题众多，包括当地的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方方面面。调查成果也十分丰富，仅仅以著作形式出版的就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须知》《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定县地方自治概况调查报告书》等，以及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当然，正如李景汉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定县调查成果公开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在那个战乱不止、风雨缥缈的时代，大量的调查资料并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

3、边疆调查。抗战时期，李景汉先生随清华大学转移到云南后方，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这一时期，他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开展社会调查，他担任了云南省社会处编写的《昆明市志》顾问，主持编写了《呈贡县志》，主持开展了昆明四县农业人口调查和呈贡县人口普查。此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凉山罗罗氏族、摆夷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一时期的调查虽然不像定县调查那样系统，但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他与陈达先生、戴世光先生一起成为被誉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驾马车”，他们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被称为“文庙学派”或“人口统计学派”“社会人口学派”“实地调查学派”，与在同一地域的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魁阁学派”并立，成为学术史上一段佳话。

无论是早期的北京调查，鼎盛时期的定县调查，还是后来的边疆调查，都体现了李景汉先生对社会调查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这源于他在留学期间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学习期间，有一天上社会问题研究课讨论有关各国男女人口的问题，教员突然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别比，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只得答曰不知。又问到中国的人口数字，因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口普查，多少年都是一个四亿五千万的估计数，他又无言以对。后来又问到中国工资涨落指数、中国土地分配等问题，情况也是一样。而询问到同班的日本人、印度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等，都能有根有据地加以回答。这使他在课堂上局促不安、如坐针毡，爱国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他把这种中国人不知中国事，以及我国不重视统计调查的情况，看作是国耻。正因如此，他在学成回国后给自己立下了“三不”的戒条：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他的志愿就是毕生搞社会调查，把中国的基本国情搞清楚。也正是因为将社会调查作为自己信仰，他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从事着在别人看来是枯燥无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甘之若饴。在定县调查时，有朋友看到整天从事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又有人不无讽刺意味地给先生一副对联，上联是“座上无鸿儒”，下联是“往来尽白丁”，先生丝毫不为所动，还自己加上横批“我行我素”。

第一代专业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

李景汉先生不只是一名卓越的社会调查专家，也是一名有着深刻理论洞见的社会学家，是第一代专业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量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不仅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社会改造实践，即使在今天仍不过时。

他强调要为了解决问题、为人类谋福利而调查，反对为调查而调查。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他认为要改造社会，必先走进社会、认识社会，“我们坚强的相信，谁认清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主人、时代的向导；谁远离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附庸、时代的渣滓。”定县调查就是通过对一个县域社会系统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找到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以可靠的资料分析了“愚、贫、弱、私”各种现象的构成要素及背后原因，然后将根据调査与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建议供给“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负责者，使他们计划实验或推进工作时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

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他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很多观点是都是领时代之先的。如他提出：“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问题。中国以农立国，因此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建筑在农村，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重心。我们要想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必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密切相连的，他说：“农村问题之解决的主要目标，是为着大多数农民问题之解决”，“所谓救济农村,改进农村,是要救济大多数农民的痛苦,改进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使大多数农民或说所有农民得到经济上社会上的平等地位”，他将农民平等地位的获得作为农村改革的根本目标，认为“若此根本的目标不定,则任凭生产技术如何改良,农业生产如何增进,也不过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属于农业问题的范围,而与农民问题之解决无大关系”。可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李景汉先生就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三农问题”，特别是尖锐地提出农村改革到底是为了谁这个涉及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问题。

李景汉先生还强调农村问题“是一整个的问题”，他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问题的根本问题”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小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这些观点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高度一致的，其高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乡村建设学派等其它各种政治势力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

在定县人口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先生提出了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且“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等主张。这是国内学者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最早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

社会学本土化的积极倡导者

李景汉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中国主体意识的社会学家，通过社会调查推动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他的既定目标之一。他也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实践“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社会学家之一。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学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基本还停留在用西方语言来介绍西方的案例和理论的阶段，以至于费孝通先生后来回顾说：“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按照李景汉先生的描述，那时的中国社会学课堂上，“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缺少本国的材料，尤其是有系统的材料”，而社会学要实现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有中国本土的材料，“如此才能根据中国社会之事实材料渐渐产生中国的社会科学”。他的调查尤其是定县调查，给中国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尽管有学者对于李景汉这种“在报告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的社会调查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是“社会学调查”而只是“社会调查”，但客观来说，这种“社会调查”对于当时本土材料极其稀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是有独特的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社会学本土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同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学者，在开展他们的研究、提出他们的理论时，都曾以定县调查的资料作为他们的核心证据。今天，我们来看待这种争论，答案就更加清楚了。李景汉先生所留下的丰富的调查资料已成为我们认识传统乡村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不少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开展有关研究，如黄宗智在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杜赞奇在研究华北的基层治理时，都大量使用定县资料。

李景汉先生还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有明确方法自觉意识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崇尚社会调查，但并不迷信任何一种具体的调查方法。他在年轻时就“立志把所学得的现代社会调查法结合于中国之实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调查法”。他强调：“真要把社会调查作得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得注重一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深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许贻害。”

李景汉先生强调，“若要获得民间的事实,必先得到农民的信仰”，要得到农民的信仰，必须“与农民打成一片”，即“先农民化，而后才能化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说说容易，但要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起初你愿和他打成一片,他却躲避，不愿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后来他愿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了。刚刚到定县时，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初到翟城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得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刚到农村调查时，老百姓对他们的动机是非常怀疑的，因为他们表现得很热情，有人怀疑他们是来传教的；因为他们总是问别人家里的人口、收入等信息，有人怀疑他们是来抓壮丁的或者是政府派下来查偷税漏税的。为了让老百姓“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直至最后主动配合调查，他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探索，最后形成了一整套实地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充分调动当地的资源，通过办平民学校，建立起在地化的调查网络；通过使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挂图、漫画等形式向他们宣传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运用放电影、演戏剧、搞各种文艺活动的机会，向老百姓宣传为什么要做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等方面，他们也下了很多功夫。

可以说，定县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关于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也最为系统的一次探索。正因如此，当时国内社会学界的权威学者孙本文先生对该调查给予了高度评价：“《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不仅是一种调查报告，而且在调查方法上有极大贡献。我们可以称李氏为国内有数的社会概况调查专家，为在此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其实，在定县调查之前，在做北京调查时，李景汉先生就已经探索出运用“记账法”来记录百姓收入消费情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学追踪研究传统的奠基者

长期以来，社会学被人诟病的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只关注现实社会，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历史演变脉络的分析。近年来，找回学术研究历史视野的呼声，在我国社会学界越来越高，一些教学科研单位也对历史上的各种经典研究进行回访，开展追踪研究，如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江村调查、林耀华先生开创的金翼黄村调查、美国学者葛学溥开创的凤凰村调查，以及杨开道、许世廉等开创的“清河实验和清河调查”等传统，都得到了较好的延续。

李景汉先生是我国社会学追踪研究传统的奠基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有二：首先，他从1956年开始，历时两年，对自己上世纪20年代调查过的北京郊外农村开展追踪研究，写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和《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这是我国社会学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追踪研究之一。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定县调查、北京乡村调查、底层市民的社会调查都为后来的追踪调查确定了“基线”，开创了这些领域的调查传统，成为后人开展追踪调查的宝贵资源。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先生所调查过的定县、京郊四村、妙峰山、天桥等地都进行过长期的追踪调查，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因篇幅原因，这里仅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定县的追踪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李景汉先生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首任主任。1984年，郑杭生教授受命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时，聘请李景汉先生为顾问。该所一成立就开始发掘李景汉先生的学术价值。在郑杭生教授的主持下，先后于1985年1月22日召开了祝贺李景汉教授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座谈会，1986年3月正式出版了近千页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重印本。1985年，李景汉先生通过法律公证的形式将其所保存下来的所有资料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委托郑杭生先生整理、选编、出版他的著作。这一批资料中，就包括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而保存下来的部分当年定县调查的资料。

本世纪初，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先生开始筹划开展新时期的定县调查。2003年“定县再调查”项目正式实施。调查持续6年，先后有近20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调查。调查的主题非常多元，除了全县范围的概况调查外，还涉及农村集市、土地、家庭、消费、疾病、职业、民俗、纠纷、社会动员、农民合作、社会组织等等。调查的主要成果包括《华北农村八十年的社会变迁——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翟城：一个华北乡村的生存与奋斗》（六集学术纪录片）《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以失地农民为例》《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以及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十余本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

2015年开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洪大用教授又组织了新一轮的定县追踪调查，我本人有幸担任本次调查的执行负责人。本轮调查围绕乡村社会治理，深入研究近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深层机制和逻辑，旨在探讨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现代性因素进入前、20世纪前半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制度框架和制度环境下（如传统小农经济社会、计划经济和集体化体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农民需求、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以及治理模式，并进而对西方治理理论及框架进行反思。目前，该项目尚在开展过程中，从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已经组织了多种形式、系统化的社会调查，由“点”到“线”再到“面”，逐步深入，逐渐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调查体系，已形成了数十篇基于本次调查的学术论文。正是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整理出版了300余万字的《李景汉文集》，另外，六卷本的“定县追踪调查系列丛书”也即将出版。

百年社会学的历史曲折绵延、积水成溪，行至今日已到了自主创新、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此时此刻，我们回眸历史，更能客观地看待一代代学人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做出的贡献。其中，李景汉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开拓者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不应该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