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逢彬

杨树达（1885.06.01～1956.02.14），湖南长沙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1925—1928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字学概要、国学要籍、修辞学等课程。

　　黄侃日记出版了，顾颉刚日记出版了，朱自清日记出版了，这都是与杨树达先生很熟的人。他的日记却迟迟未能出版，这不能不说与日记躺在中科院图书馆睡大觉有关。

　　在写这篇之前，我必须讲明，祖父主要著作中的绝大部分，在他老生前，都已经出版了。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是他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1954年以旧历算，共出书七种（包括再版）。去世几年后出版的，有《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

　　我读过一些文章，包括网络和出版物，都说祖父著作的顺利出版，得益于最高层的关照。不能说这一说法是错的，但不全面。因为这说法不能解释有些与最高层更为密切的学者，何以他们的著作在当时出版没那么顺利呢？以我自幼从家人那儿了解的情况看，恐怕与苏联有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与阿理克对祖父的推崇有关。阿理克，全名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苏联科学院院士，是苏俄汉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长期主持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人称阿翰林。《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9日：“清华同事蒋廷黻，新从欧洲返国，道过苏联。阿理克教授告蒋，谓读余所著书，极为仰佩，希望余以所著赠之。”于是，“与苏联阿理克教授书，以《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即《古书之句读》）《老子古义》《积微居文录》、近日学报论文单行本及《字义同缘于构造同例证》印本寄赠之”。不久，得阿理克回信，谓“敝人素仰先生之研究法，敬慕不已。其中，《古书之句读》尤为可得而增敝见者也”。这封信的原件我见过多次，字写得不好但工整，是用苏俄常见的稍用力笔头就会分叉、使得笔画变宽的点水钢笔写的。我学俄语之初，老师特意要求买这种笔练习俄文书法，这样竖笔宽，横笔细，比较美观。1950年11月，应中苏友好协会之邀，祖父写有《我与阿理克君之文字因缘》一文。1952年6月4日《回忆录》：“方叔章来，……言龙伯坚闻人言，苏联东方学院院长某君于余备极倾倒，每余一文出，必取而研究。龙、方意怂恿余往游，余殊无此壮志也。” 每次苏联学者来访，都由省交际处负责接洽。来访的德柳幸君告诉祖父，苏联有许多人了解祖父，东方大学教授科洛特夫尤表佩服。祖父于是取书三份，赠柳君并请转交阿理克与科洛特夫。当时广播电台曾予报道。家人常说，因常有苏联学者来家拜访，为了不显得太寒碜，学校还搬来几座木沙发。“文革”中，我见家里有硬面精装，蒙着浅色麻布的《积微居小学述林》，问如何这样精美，家人说，这是要送到苏联去的。

　　上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苏联驻华与对华交涉的两位重要外交官费德林与尤金，都是阿理克的学生。《积微翁回忆录》1941年11月10日：“苏联大使馆秘书费德林来书，求余所著书。自言专研中国文字语言，曾读余书云。”尤金则于五十年代初在广州亲口对担任翻译的七伯杨德豫先生说：“我是阿理克教授的学生，也读过令尊的著作。”尤金与最高当局私交甚笃，常在一道讨论哲学。当年，我的家人便深信，祖父著作的集中出版，有着苏联因素。苏联学者的集中来访，多在1950年到1952年，而祖父著作的集中出版和再版，则在1953年到1955年，这难道是巧合吗？前几年，茅海建教授在北大带的一研究生小张，准备从学术史角度撰写有关杨树达先生的硕士论文。为此来找过我，我曾对她说过这点。

　　至于祖父没有出版的重要著作，只有《文字形义学》一种（指1955年写定本）。《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版。

　　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父没有出版的著作就不多。祖父一生勤于著述，白天晚上都在写作，从不休息，直到去世。弥留之际发出的呐喊也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在即将出版的人文丛刊《湘水》第二辑大姑妈杨德娴所写《持短笔，照孤灯》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在《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中，我曾提到，祖父丧事刚一办完，就开家庭会议，议决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但祖父还有一些遗稿存留家中。这些遗稿后来到哪儿去了？

　　我的记忆，祖父的遗稿，存留在湘春中路36号安庄二楼楼梯口左侧的储藏室。该房间许多时候并未上锁，我就进去过好几次。1965年迁往学宫街后，便保管于堂屋西南角的一口大木箱内。因为“文革”中我翻过这个木箱，记得里头也有别的文件，如七伯小时候的日记，以及祖父的各种证件等。这些遗稿，有两个去向。一是大约1960年底或1961年初，被北京中国书店工作人员于铭收购。一是八伯父于2001年去世前，移交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了。

　　我们先从大伯父杨伯峻先生1983年底致七伯父杨德豫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七弟：

　　来信昨日收到，你身体已完全康复，极为欣慰。想七嫂亦安吉。徐提嘱代致意。

　　叔叔《文字形义学》无论四十年代石印本、五十年代手稿本我均未之见。盖未正式出版，当在四十年代，我在湘东，叔叔在湘西，无由得阅。五十年代中，我又来北京。五五年叔在舍小住数日，所谈甚多，而未及此稿。所云中国书店收购者为于铭，所持学者介绍信，不知谁所写。我因追问叔叔《说文口语疏证》，才知被囊括。由我提议，经当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文化部部长齐燕铭查究，始知所以然。叔叔遗著散在外者我所见尚有《国语集解》藏民族学院图书馆，仅集钞前人成说（由钞手所抄），叔叔仅校阅一纸，未作定稿，故不能出版，亦无从整理。我已复制一份，交人参考。而《说文》诸书，谅被私人收买，若我辈尚在，谅不敢盗名出版也。至于《文字形义学》各本高下，自是后来居上。弟等亲临教诲，我自然同意你所说。最后定本恐难复得，第一方案可能渺茫。……北京所承担诸稿，俱已交稿，独湘人所承担者仍有未交者。湖南师院，亦不与我通消息，故我一无所闻。来信及文教资料一册已转五弟，并请其转六弟，且建议五弟以亲属代表身份，附我致五弟信（内容：[一]文字形义学依尊文所说酌定。[二]八五年为叔叔百岁诞辰，请上海古籍出版社从速出书；八五年能出齐最好，不然，先出一部分以为纪念），看包敬第同志如何考虑。近因两事致书包敬第，一为告他五弟为亲属代表，一为《积微翁回忆录》人名注解问题，俱久未得答，不知何故，因此我亦不欲再致信与他。包本来是出版社副总编，主编李俊民翁退休，上级另派一人任之，包未升任，亦不知其故。总之，上海情况，我们毫不了解，信去能否顺利达到目的，不敢必也。匆匆即问

　　近佳，并贺

　　年禧！

　　逢斌处，拟俟左传诸书重印出书后，我再购寄。并告中华、商务已拟抢先重印数种，上海古籍社应加快出版。

　　伯峻匆白

　　（1983）十二月廿八日

　　这通信函主要谈两件事，一为六十年代追查祖父散落遗稿事，一为八十年代出版祖父文集事。“《文字形义学》各本高下，自是后来居上”“最后定本恐难复得，第一方案可能渺茫”云云，笔者将在介绍《文字形义学》如何整理出版的专文中予以介绍。信中“逢斌”即笔者。2000年前我的工作证和户口簿上的名字为“逢彬”，身份证上的则为“逢斌”，为免麻烦，后来改了。那么，第一件事“由我提议，经当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文化部部长齐燕铭查究，始知所以然”的详情又如何呢？

　　我们先看七伯父杨德豫先生在《〈文字形义学〉概况》一文中怎么说的：

　　父亲逝世以后，1960年底或1961年初，北京中国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家中，将包括该稿在内的若干书稿贱价购去。（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母亲卧病在床，精神萎顿，因见来人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遂予轻信）中国书店后来又在北京以贱价将该稿售出。因书店售出时并未登记购买者的姓名单位，所以此稿不知流落何所，二十年来踪迹杳然。

　　再看杨伯峻先生1963年4月底寄给正在湖南洞庭湖边的南县大通湖农场改造的七伯父的信：

七弟：

　　前寄一信，计达。关于叔父遗稿事，中华书局已得各方面（科学出版社、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书店等）复信并证据，可作出结论。兹分项告你：

　　（一）辛田受科学出版社委派来长沙取遗稿，铁铮开有清单。科学出版社已将此清单送来，辛田并依清单将遗稿点交出版社。足见辛田并无舞弊之事。

　　（二）科学出版社曾将未出版之遗稿退还婶母，婶母并有收到的复信。足见科学出版社也无可指摘之处。

　　（三）中国书店曾派人至长沙收购书籍稿本，曾来婶母处收购。依中国书店所开具的购得叔父遗稿目录，不但科学院所退还给婶母的遗稿都在其中，且有叔父的日记、笔记及其他遗稿若干种，其数量超出于交于科学出版社者几一倍（仅据其目录而言）。《国语集解》与《国策集解》都在其中。（《中国文字学形义篇》亦在其中，但不知流落何所。因书店售出，未曾登记。）中国书店收得后，俱以贱价售出。除《国语集解》系由民族学院图书馆以四十元（或八十元）收得外，其余买主尚待调查。（其中叔父自叙等文、手批汉书等书，系由科学院图书馆收得。）

　　（四）中华书局负责某君对我说，若遇老遗族不把遗稿如此售出，许多当可整理出版。（如对死者著作仍继续支付稿酬，或者付以保管费，当不无补益。然今则难言之矣。）现在其遗族既不尊重其先人遗稿，而又指控别人，似难理解。其遗族既然把它们贱价卖出，以后似不便过问云云。某君还问我，杨老夫人是否毫无文化？科学出版社某君问徐提说，杨老夫人收到遗稿，却又来信责问我们，是否神经有毛病？此种种话，我们闻之，极为难受，然亦无可如何。

　　（五）我为此事，极力怂恿中华书局出面干涉，而结果如此，目前也甚为尴尬。若你们早把曾经出售书稿之事告我，我也会一并加以考虑，不肯盲目责备别人。而且科学出版社曾经退还书稿，何至长沙方面一点也记不起来？必要科学出版社提出证据，使我们哑口无言？

　　（六）目前唯一挽救办法，是调查许多遗稿流落何所，设法调借抄录，能整理者，找人整理。应出版者，仍设法出版。此是学术大事，中华书局可能为之。（然时间必然拖延很久。）你们有何意见，希告。即问

　　好！

　　伯峻 63.4.29.

辛田，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有载：“（在北京，1955年10月）二十九日。科出社辛田来谈《淮南》重印事，辛拟改《淮南》本文为大字，余亦赞同。辛对余颇恳切，余因与谈《文通刊误》《文字形义学》与《金文余说》事。辛之兄为刘麟生（有词学著述），‘辛田’其革命化名，能举《论语》之文，颇有根柢，告余麟生佩服余云。” 《中国文字学形义篇》即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树达文集》中的《文字形义学》。不过，上海古籍出版的《文字形义学》并非1955年的写定本，而是1952年的写本的上半部。事情经过较为复杂，如上文所言，笔者将另外撰文详谈。当时七伯因右派问题而在洞庭湖边大通湖农场中学教书，心有余力不足，遂将杨伯峻先生来信转给和祖母住在一起的八伯父杨德庆先生。

八伯父回信云：

七哥：

　　五月廿二日信及前此几封信（以及寄到家里的信）都已看到。没有迅即作复，请原谅！

　　……

　　看到寿哥信，心里很难受。爹爹遗稿被贱价出卖（经手人是于铭），母亲固然有责任，在长沙的子女也有很大责任，我就有极大责任。这个教训我当终身记取。事后娘只说卖掉了一些书，矢口否认卖了稿子，虽然已经发现父亲大量日记失踪这个疑点，仍然轻信，没有向寿哥全面反映情况，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给北京今后的交涉增加了困难，目前只好照寿哥的第六项意见办了。为学术计，仍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怎样使它落实才好（如何调查？如何调借？由谁抄录……），希望你多考虑一下，我是说不上的。另一方面，事实真相既已清楚，家里还要做一些工作，事已至此，为生者计，还以小心、谨慎、细致一些为好。你最近给家里去信，可以暂时不提此事。

　　娘最近身体几乎完全康复，体重加了7-8斤，睡眠也好一些。精神饱满，从早到晚动个不停，不歇气。安装公司生产部门已经拆迁，变了宿舍，因此环境也安静多了（他们的电话机也拆掉了）。……

　　祝

　　好！

　　八弟 6.4.

　　我对当时情形略有印象。大致的情形，正如七伯父所说，1960年底或1961年初时，祖母病卧在床。她出生于1894年圣诞节，当时已经六十六周岁。平日我在附近新湖南报社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才接回。其他人白天上班，所以七伯所言“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是确实的。祖母病卧，当时家人都以为行将不起，必然头脑昏聩。于铭来时，祖母病卧于床。而于铭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其中一位我依稀记得是马宗霍。马是祖母极为熟识的人。当时祖母住楼下西南间，我父母则住东南间，窗户朝向前花园。祖母即让人上楼去自己找。那人将遗稿装满两箩筐，雇工人挑下楼，然后拿出一摞清单，让祖母过目后签字。祖母草草看了看，便签了字。

　　难道是祖母穷疯了，卖遗稿换钱？我以为绝对不是。祖母一生，大大咧咧，对钱财毫无概念，有钱即花，花光了事。祖父在世时，是不让祖母掌管钱财的。七伯曾说，祖母有时钱不够花，就向在上海的银行做事收入颇丰的哥哥张家祺（迪人）要，他也就几百几百地寄来。1943年，张家祺得了一场病，当时日本人实行药品管制，得不到有效治疗，去世了。如果需要用钱，将这些遗稿出版，所得稿费，较之卖给中国书店的所得，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以为，一是病中头脑昏聩，二是见到熟识学者的介绍信，也不知当时于铭说了些什么，便将这些遗稿统统托付给他了。

　　当时经杨伯峻先生极力争取，祖父的一些遗著列入出版计划。而家人到到二楼楼梯口储藏室找寻时，一些重要遗稿却不见了。家人询问祖母，辛田受科学出版社委派来长沙取遗稿，科学出版社是否退还？祖母说不清楚。后来的中国书店于铭来收购遗稿，是否列有清单，祖母是否签字，也记忆模糊。因此，当杨伯峻先生问起时，家人以为科学出版社所借遗稿没有归还，中国书店于铭取收购手稿手续存在问题。杨伯峻先生据此在北京找到金灿然、齐燕铭（金是寿伯中华书局的领导；齐是祖父挚友吴承仕的学生，任教北平中国大学，祖父三十年代应吴之邀兼职中国大学，与齐熟识）出面说话，开始追查手稿去向。最终的结果如上述信中所述，科学社既已归还，于铭处也有清单和签字。这样，杨伯峻先生着实尴尬，出面的领导也有所抱怨。1963年4月的来信中，就有这些情绪的流露。

　　除了著作，祖父遗稿中的日记，恐怕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了。

　　在叙及日记之前，我们先谈谈《积微居友朋书札》。我最近翻检七伯留给我的一些他与其他学者的往来书札，才知道整理出版祖父师友遗札，是由张舜徽先生最初提议的。详细情形，我们将在介绍《文字形义学》的专文中予以叙述。1984、1985年，我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当时，各通书札按什么顺序排列，是个问题。有人提出，按写信者的姓名音序排列，又有人提出按其姓名的笔画排列。七伯提出，同一作者的书札放在一起，按写信时间排列；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书札的时间先后为准。这样，从头读起就有历史层次感。但这样排列也有困难，因为许多作者书札落款中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七伯又提出，祖父保留下来的这些书札，日记中都有记载，建议我到中国科学院善本书阅览室去查。这些日记，是于铭从祖母处购得后，中科院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样，我就有幸与这些日记朝夕相处了半个月（两次，每次一周）。

　　这些日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祖父1920年到北京一直到去世写的，一共五十一册。一部分是祖父1905年到1911年底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只有四五册。前一部分不知何故，有两册没有被于铭购去，一册为第四十六册，是1949年初到1950年长沙解放前后的记载；一册为第五十册，是1952-1953年高等院校“思想改造”即“洗澡”时期的记载，弥足珍贵。下面这封五伯德骧给七伯德豫的信就谈及了这两册：

七弟：

　　多时不通音信。数月前得悉你身体欠佳，离职疗养。不悉疗效如何？深盼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

　　寿哥从长沙回京，谈及父亲文集事。诗集部分由寿哥负责，从父亲多年的日记中摘录。此项工作由寿哥委托孙秉伟（我四女婿，66届老高中毕业生，教了十年书，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年年初毕业，留校）趁八月份暑期之暇，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父亲日记中誊录完毕。唯日记缺两本，在长沙家中。寿哥商之于我，为使诗集完整，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寄京，摘出其中诗文，保持诗集的完整性。

　　再，据小婿孙秉伟禀我，科学院图书馆对父亲日记极为珍视。每册外加塑料皮，每八册装入一精制小木盒，不是特殊介绍信，概不外借。图书馆同志也表示为缺少两本，深表遗憾。因此，我想到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转让该馆。作价若干，双方共同协商，使父亲部分手稿（日记也是父亲手稿的一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后辈也可稍慰先父在天之灵。不悉弟妹们意下如何？我郑重声明，也代表六弟郑重声明（六弟六月份因公来京，我们曾议论过）：图书馆作价若干，我们一文不受，留给弟妹们生活困难者。具体分配方案，由弟妹们协商决定，我们不置一喙。

　　我近来身体尚可，每日仍半班，但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静地午睡一小时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仍从公。

　　你已是五十开外之人，多年苦难，身心备受摧残。今日罹疾，非一日之寒所致。盼诸多珍摄，早告痊愈。

　　九弟调长沙，不知调成否？念念！

　　诸弟妹处不另，望及时请代致意！

　　即祝

　　早日康复！

　　五哥德骧

　　八二.八.卅一.

1982年，杨树达先生之子杨德骧致信杨德豫，讨论杨树达日记处理问题

　　笔者的五伯杨德骧，是杨树达先生次子，抗战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是我国著名水泥专家，当时任国家建材局规划院副总工程师。当过多年“右派”。写完这封信两年多后，于1984年12月底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信中说“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静地午睡一小时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仍从公”，国家建材局印制的《杨德骧同志生平》说：“带病坚持工作，就在逝世当天还出席研究‘七五’计划的会议，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刚从深圳出差回来发病的。有次我父亲到北京看他，七十五岁的规划院总工程师指着六十七岁的五伯说，他是我的接班人。可见经过十年浩劫，人才断层有多严重。许多高龄老者还超负荷工作着。

　　七伯收此信后，次年长沙诸长辈才得以聚集一堂，讨论两册日记是否交给中科院图书馆，我也参加。大家一致同意，不要钱，捐献出去。此时，我冒昧地插嘴说：最好让他们复印一份，给我们留底。长辈们说，逢彬的意见很好，就请他们复印这两册，但不作为先决条件。我又说，我指的不仅仅是这两册，而是所有五十一册和留日日记。对此，长辈们不同意，说这有“交换之嫌”。我至今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将证明其正确性。

　　中科院图书馆很快回信了，信中热情洋溢地表彰杨家，也完全同意在收到两册日记后，将精心复制副本寄来。副本很快寄来了，复印得非常清楚，用深蓝色厚毛边纸作封面，线装，相当精美。可惜的是，后来廖海廷先生借去阅读，其中一册封面不慎弄坏了。在1984年4期的《图书情报工作》杂志，有一篇署名“余单”的短文《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积微居日记〉已成全帙》，文中说：“经与杨氏亲属商谈后，欣然于1983年12月捐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这两册日记，曾长期存于家中，我当然认真读过，存于中科院图书馆的四十九册，也翻阅过半个月。这些日记用的是毛边纸，大小约为十六开本的书，每册厚薄不一，在一点五至二点五厘米之间。竖行毛笔书写。日记还用了例如阏逢摄提格、旃蒙单阏的太岁纪年法。留日日记，写于1905-1911年祖父留学日本期间，用的新式笔记本，比三十二开本略小，厚约二点五厘米。这种笔记本类似以前年代流行的知识介绍笔记本，地脚留得较多，用来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本土及殖民地等。虽是日文，但我能看出个梗概。记得介绍“清国”，将内地十八省作为本土，而将蒙藏、新疆青海以及南洋诸国算作殖民地，大约“殖民”就是移民的意思。日记是英汉对照，左边页中文，毛笔竖行书写，右边页英文，钢笔书写，花体，书法特别漂亮。但该日记由于年代近百年，且由于用现代工艺制作纸张时用了大量的氯，纸张已经发脆，翻阅时稍不注意，即成碎片；碎片用手指一捏，即成粉末。这几册再不出版，待成齑粉，也就晚了！

　　三十年过去了，黄侃日记出版了，顾颉刚日记出版了，朱自清日记出版了，这都是与祖父很熟的人。杨树达先生的日记却迟迟未能出版，这不能不说与日记躺在中科院图书馆睡大觉有关。有人说，《积微翁回忆录》已经出了两个版本，没有必要再出《积微居日记》了。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且不说两者篇幅相差巨大，即以《回忆录》是否选取了《日记》的全部精华来说，《回忆录》始撰于1951年初，到1956年初杨树达先生去世时写到1953年6月底（后面约两年半的由孙秉伟依据原体例增补），其间经历了1952年高校思想改造运动，人人“洗澡”过关，那么，在撰写回忆录时，能照录《日记》中的精华吗？我曾经在北大版《回忆录》后摘录了若干第四十六册、第五十册《日记》有而《回忆录》无的片段，从网上的反映看，这些片段是有价值的。而且，《回忆录》出版时，删掉了许多极有史料价值但当时比较敏感的部分，这些都在日记中完好保存着。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表示慎重，将拟删部分写成一个文件，如其中一段：“P405 L12毛主席告王季范言，曾告金日成，嘱其缓动。金年少急进，不之信。毛评新文字云：‘斩断历史，制造文盲’。”又，我手头有社科院近代史所白吉庵摘录的《积微居日记》（从1920年8月摘到1922年12月底，刊于《文献》1985年3期、1987年2期），将其与同一时期《积微翁回忆录》文字作对比，则发现白吉庵所摘虽然仅是“节录”，也较之《回忆录》文字详尽若干倍且有趣许多。例如，记祖父与祖母结婚事，《回忆录》仅记载：“程叔文为余媒同县张家祓女士为继室”“六月四日，行婚礼于聚贤堂。伯兄先期来京主婚。洪儿偕至”两条，白吉庵所节录的则有七条，其中一条颇有趣：“（李）劭青并告余前晚张训钦君到沈伯巽家，问女士意旨，女士初不肯相见，继为人曳出。张君问其对于与余婚事意见云何，女士初不肯置答，张君再三问，乃云：‘爹爹！你只说旁人的学问好，你看我，学问是这样的，恐怕于你老的面子上不好啊！’张君便说：‘人说我的儿子没有学问，那倒是真的，至若小姐，是很有学问的，那我可以放心啊。’女士始飘然而去云。”

　　为什么《积微居日记》迟迟未能出版呢？是没有出版社感兴趣吗？非也！对此感兴趣有意出版不下十家出版社。最终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不能得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同意。以前，若出版社复印日记（包括1920年开始撰写的五十一册日记和五六册留日日记），会对日记造成损害，但如今已可使用数码照相技术，不致对其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如上文所言，越不及早整理出版，放置时间越长，损害越大。

　　例如湖南的岳麓书社想出版《积微居日记》，为此，我通过我所认识的湖北大学文学院舒怀教授——他是中科院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某君的同窗——与某君见了一面。某君介绍，如出版社有意出版，他没有提供《积微居日记》的权利；必须由该出版社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具给中科院图书馆的公函，再由馆方责成善本室提供给出版社。当然，要想出版这么一部大部头，经费是少不了的。另外，日记虽然是用较为规范的行书书写，但由于是文言，且使用大量学术术语，又没有标点，尤其是其中有大量甲金文和篆文，整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有些出版社希望不加整理，照相出版。不过，这样出版经费就要增加不少了。

　　上海一家挂靠于某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室，主持人是笔者一位朋友，考虑到第四十六、五十两册恰恰写于解放前后和思想改造时期，想要先整理这两册出版。笔者为此将保留于长沙家中的该两册复印本再复印一份提供他们，大约是未找到专人整理，三四年过去了，也没见出版（大约是有此能力者，不屑于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活；而愿意干的，又无此能力吧）。我写此文时临时想到，何不借寒假返湘省亲之机，用笔记本电脑将这两册誊录下来呢？下一寒假就试试看吧。出版了这两册，有了一定的影响，大约能促成整个《积微居日记》早日出版。

　　至于藏于家中的其他手稿，在长期与祖母住一道的八伯父去世之前，已经移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于这些手稿中有些什么，七伯十分关心。有年暑假，我从武汉回长沙，他便写了一封信，让我面交岳麓书院前院长杨慎初先生，请他与现任院长朱汉民交涉，让我看看那些手稿，再向七伯汇报。我到杨先生家，他便给朱电话，朱答应我到岳麓书院见面。见面后，朱说，那些手稿还没有整理，你过一段时间再来吧。到了寒假，我又去找朱，他还说没有整理完。我又不可能老是呆在长沙。如此三番五次，我明白他是不想让我看，也就不去找了。直至七伯2013年初去世，我也没完成他老交给我的任务。

转自《东方早报》201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