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端升(1900—1990)

　　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民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钱端升把自己1949年之前的生活概括为“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纵观民国法学界与法律人，钱端升在北平解放以前，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专心教学、治学、育人的法学大家，是一名基本上未担任政府职务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这倒不是说，钱端升没有机会参与政治，正如谢泳在《寂寞钱端升》一文中写的，“钱先生要想做官，机会多的是”。只是，在钱端升看来，当然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拥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高于一切。

　　庚子赔款这一年，钱端升在上海出生，至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并酝酿北伐的24年间，中国的政治势力、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甚至革命。不过，钱端升似乎未被这波涛汹涌的社会现实所左右，尽管他也关心时局的变化，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处于动荡变革的年代，想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我隔离生活很难，也不现实;但，致于学，在钱端升的身上反映得更突出和明显:从松江中学，到南洋公学，到清华留美预科，再到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直至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短短二十几年里，他完成了一名知识分子早期应有的知识储备。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钱端升人生的第一个二十四年，是求学、游学阶段;而第二个二十四年，即至1948年，才是真正的以教书为业，以教书为生的阶段。

　　这期间，钱端升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讲授政治学和法学。据后来学生回忆，钱端升在课堂上，博学深思，授课材料最多，参考书目也最多，很受学生欢迎。柳亚子曾写诗称赞其课堂上的儒雅与侃侃而谈:“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特别是在西南联大，钱端升自1938年至1941年，连续4年讲授宪法学，并于1942年对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进行再次修订，在1936年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这一篇的有关内容，时至今日，该书仍然是研习宪法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也正是这一时期，处于青壮年时期的钱端升，学术生涯达到人生顶峰，专著、合著、译著达数十部之多。我们现在阅读他这一期的著作，事实上，有时候只需浏览一下书目，就可以发现，其研究重点聚焦于各国政府组织与政府行政，以及与此相关的宪法问题。比如他的专著《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年)、《德国的政府》(1934年)、《法国的政府》(1934年)、《比较宪法》(第四版)(1936年)、《民国政治史》(1939年)等，无一不与这一主题相关。但这也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似乎钱端升痴心于比较政治和比较宪法，尽管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还是表象。钱端升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1936年，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行政研究室，因抗战被迫中断，后来在西南联大又再次成立行政研究室，其任务均是“穷同人三四年之精力，将中国行政完成一初步考察”。从这一点切入，我们不难发现，钱端升以宪法为起点，考察各国政府及政府组织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研究中国政治与行政作准备，一个知识论上的准备，落脚点是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只因战难，导致这一宏大研究计划无从实现，就连考察西方政府与政府行政，也仅限于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美国和英国未来得及涉及，这其实也是他研究计划的一部分。1947年应邀赴美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近一年，他主要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并在此基础上，用英语出版《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可见，他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都没有变，尽管偶尔会暂时地中断。

　　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那一片学思与法意》一文中，大致将中国步入近现代以来法学家划分为五代，钱端升与江庸、王世杰、杨鸿烈、程树德等大家并列为继沈家本、薛允升、伍廷芳、王宠惠之后的第二代，并认为，这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学有所成，蔚成专家，而各因世道人心的遽变，雄才不展，未臻大家”。

　　就钱端升的学术研究进路而言，这一评价无疑很客观。新中国成立后的钱端升，由于政治运动，以及不间断的所谓自我改造和革新，除参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外，其学术成就几近空白，宏大研究计划更是无从谈起。但系统阅读钱端升作品，又会或多或少感到，称其为专家而非大家，又似乎有些不准确。事实上，正值学术盛年的他，通过对各国政治和宪法的比较研究，结合对时下国内政治的考察，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研究路径。也就是说，他的学术研究框架在这一时期已经搭建完成，世界学术史上，像这样的大家不是孤例，思维方法常常比得出结论更重要。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部被誉为法语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试图分析当时法国社会给成员带来的邪恶和不幸，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许多观点和推理存在不少漏洞，需要后人去研究补充完善，但瑕不掩瑜，不影响大家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端升仍然可归为大家之列。

　　虽然以教书为业，但钱端升并非蜗居于象牙塔中，而是对社会与时局保持密切的关注，并不时发出自己的声音。1934年，北方两大报纸之一的《世益报》主笔罗隆基，因批评蒋介石政府而被迫离职，由钱端升接任该报社论主笔。其秉承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应用政治学和法学理论，撰写一百多篇社论，揭露和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当然，作为文人，大学里的教授，钱端升有时难免过于理想，忽略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抗战胜利不久，国民政府当局策划了“一二·一”惨案，造成联大四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以钱端升为首的法学教授，即主张运用法律程序惩罚凶手，并成立法律委员会，起草《西南联大教授会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但结果并不尽人意。置身独裁专制的国度，法治只能是理想。

　　1980年，钱端升当选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但对于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而言，不可能再次迎来个人的学术春天，这也许是永久的遗憾。（曹东）

转自《检察日报》201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