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中国知识分子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昔日的法学界泰斗钱端生也“消失”了，当他可以重新发出自己声音时，已经80岁高龄。

　　“二十世纪是老百姓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近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开国大典。49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他看到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缓缓升起，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后，钱端升先后担任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特别是就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后，工作几乎毫无喘息。“白天要到政法学院去，下午又要开什么会，晚上又要接待外宾，回到家后还要向中央写接待报告，困了就喝咖啡，等到上床要睡觉时又睡不着，只好再吃安眠药。”

　　钱端升的激情，源于他体会到了新政权的民主氛围。在1949年9月的一份发言中，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将给予各种自由之权。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中，言论自由的确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什么话也都可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确做到了。”

　　1917年，钱端升考入清华学校，两年后获官费留学美国，24岁时就已经拿到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先后于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校执教，讲授政治学、宪法学。一位曾听过他课的学生形容，钱先生“博学深思，授课也材料最多，因而参考书一大堆。期考的时候，要同学把参考书全抱到教室，随意翻阅。但如果平常不熟读，笔下不快，你也休想及格。”

　　由于欧美求学的经历，钱端升对“民主”二字再熟悉不过了。据说，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国民参政会上有四个人起立质询，蒋介石最感头疼，这四个人就是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和周炳琳，因为他们都熟悉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运作程序。

　　1945年，人们开始关注抗战结束后中国往何处去。钱端升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老百姓的时代！”，他说，这句话“真正代表了时代精神，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往这条路走的”，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以平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但是，当时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显然难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了。1949年，钱端升没有丝毫犹豫，选择留在大陆。他给好友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共产党的印象：“以一个欲适应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诚地赞许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他热情地赞颂了新政权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胞们，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所表现的民主是新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对自己不折不扣的民主。”这种感觉，当时不光钱端升有，其他代表也有。比如，在解放初的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有的代表开始很拘束，甚至有人说：“到了会场里不晓得怎么站。”会议后，有人说：“我参加了这个会，才知道代表会议是怎么一回事，往后对政府领导办的事，再也不观望了。”也有人说：“过去我没有把区代表会看得怎么重要，没有想到这次会解决这么多问题，本来我不想说话，但我看到这样民主，很高兴，也就说话了。”

　　“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

　　1951年，中央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观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钱端升远赴西南土改现场，调研了两个月，回来之后写下了《我要丢掉旧知识的重包袱》，主题几乎全在自我否定。

　　他说，“我旧日所掌握的知识，客观上是妨害进步的一套。我用这一套知识来进行教育工作，也自然只会产生不利于革命的结果……我的老一套的知识对农民没有丝毫用处，对工人当然也同样没有用处。”

　　“和农民同样，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从此要尽速地除掉我思想中留存着的很多的非无产阶级的部分，要加紧学习科学的国家法—苏联老大哥的国家法—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来思考问题，来进行教学，以期我的工作真正地能为工农服务。”

　　这还没完。1951年9月，京津地区的一些高校教师自发开展一场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为目的的政治学习运动，钱端升积极投身其中。这年11月6日，他撰写的《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他反省道：“解放以来，我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这个结论未免苛刻。钱端升为了上好“新时代”的课，其实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钱端升之子钱大都曾回忆道：“在没有进行院系调整之前，父亲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还在给学生们讲课，但是过去的东西是不能再讲了。我看过他当时的提纲，知道他很快就开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但是这门课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由此也可见钱端升自我改造心情之迫切与虔诚。

　　除了谴责自己，钱端升还笔锋一转，将矛头对准了开北大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掌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

　　“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钱端升的文章发表了三个星期后，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那篇文章成为思想改造学习的材料。

　　“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

　　1952年夏天，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钱端升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从原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的，这使得该校很大程度上秉承了“革大”的传统，即：党的干部管理学校；旧知识分子“靠边站”、上不了讲台；对师生政治要求严格等等。

　　著名法学家江平当时留苏归来，被分配到该校工作，也观察到了这种不大正常的现象。后来，他在《沉浮与枯荣》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北京政法学院还是很小的，破破烂烂的。当时钱端升院长也见了，说欢迎我们。当然当时很明显，大家心目中都知道党的领导，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的手中。当时党委的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所以回来以后，明显感觉到革大的老干部与北大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后来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种冲突表现的更为厉害，明显就变成革大来的一些掌权的人物来整这些知识分子。”

　　钱端升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首先，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被取消了，他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这是钱端升直到晚年都耿耿于怀的一件事。第二，正如江平所看到的，钱端升工作中遭遇的掣肘，是他之前所没有想到的。

　　比如，一些“革大”过来的领导，不让老教授教民法、刑法等专业课，评工资时，按类排队。个别“革大”领导，“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

　　钱端升还发现，“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校1954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工作……工农干部压知识分子，老干部压新干部。”

　　这个解放初的“虔诚者”，心态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57年5月20日，钱端升收到学生章文岳的来信，“正直的人会碰得头破血流，受到排挤，甚至被迫害至死，而阿谀奉承者却能得到信任。”两天后他复信，告诉章文岳“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当章文岳问他，党的错误是否可以批评时，他立刻答道：“这算什么话！党中央错了，也要反对！”

　　此时中央正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5月29日举行的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钱端升将胸中种种愤懑，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

　　“党员总是少数的，工作做好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

　　“以钱端升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谨慎和小心来看，如果不是十二万分的委屈和掣肘，他是不会在鼓励‘鸣放’的教师座谈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著有《政法往事》的学者陈夏红认为。

　　其实，钱端升的这段表白，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感觉。在这场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引蛇出洞”的运动中，很多人都站出来，痛陈政法界的不正常现象。

　　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谭惕吾说：“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

　　政治学家楼邦彦指出，“在过去，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遭到彻底的否定：(一)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完全被否定；(二)全部旧的政法科学知识被否定。”

　　新闻教育家顾执中认为：“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

　　他们还不知道，灾难很快便要降临了。

　　“一个兴致盎然的夜晚却以悲伤而告终”。

　　1957年6月，党中央突然停止“百花齐放”，继之以“反右运动”，这令很多知识分子措手不及。

　　钱端升成了政法学院一系列反右大会的靶子。一些人骂他“表面恭维，背地骂娘”，还有一些人说，“党和人民不念旧嫌，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未认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机进行反动活动。”

　　“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钱端升在晚年《我的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形。

　　迫于巨大的压力，钱端升1957年8月4日做了检讨，并以《我的罪行》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印。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 他说。

　　此后不久，钱端升被撤销除政协委员外的一切职务，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每天的工作，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

　　一位在政法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自此“靠边站”了。

　　不能当官不要紧，最令钱端升感到痛惜的是，1962年，他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该书计划从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他最后校阅，并对原著写简短的介绍，这项巨大的工程，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经过他的最后校阅，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结果，“文革”伊始，译稿抄走，至今不知去向。

　　直到70年代初，经周恩来指示，钱端升才得以参与中美建交的一些幕后工作，不过，此时的他早已学会了“谨言慎行”。1972年，他的美国好友费正清来华访问，发现“钱端升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

　　当费正清向他讲述自己如何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钱端升却只是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无独有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钱端升助教的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1972年受中国政府邀请，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访问中国时，在欢迎宴会上突然发现了钱端升，他高兴极了，宴会一结束，他冲到钱端升的饭桌前，说：“钱教授，我期待在北京逗留期间到您家去拜访。”回应则是一阵沉默。罗伯特才意识到，钱端升是不宜接待美国来访者的，“一个兴致盎然的夜晚却以悲伤而告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人才有机会在家中促膝长谈，钱端升终于可以向这位美国朋友诉说起“反右”与“文革”的往事：“23年啊！我被当作一个不存在的人，不能教书，不能写作，甚至不能去看望北大的老朋友！”

　　一句话，道尽悲愤与无奈。

　　1980年，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80高龄的钱端升被任以名誉会长。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我们中国，自从解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在政治学方面没有多少成就可言，旧的政治学都不要学了，新的政治学更谈不上。这种情况确实是使人感到很不满意的。现在必须坚决把它改过来。”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于北京病逝。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只有冲破艰难险阻，他们才能坚持着既定的政治价值观，滋养着一个革新国度的梦想。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钱教授也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依然寻求为他的人民和政府作出贡献。”罗伯特忆及这位好友，感慨万千。

《人民日报》的评价则有所不同：“1957年，钱端升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他并未动摇对党的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新的贡献，并在81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转自《中国周刊》201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