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这是一所早已不存在的大学，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她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一段不甚了了的过往。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她却是旷世的绝响、惊鸿一瞥的不朽传奇和缕缕不绝于心间的怀念——那些曾经万分艰辛却又光芒万丈的日子……

　　她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破山河在，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烟中的大学，向世人证明了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倔强地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延续血脉的决心。其时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其辉煌的历史地位至今也没有后来者可以超越。

　　9月，大学的新学期又开始了，走进校园的学子们不该忘记，71年前，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在战火中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让大学的精神照亮了那段灰暗的历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满江红 西南联大校歌

　 又是一年开学时。

　　一年前的9月，在昆明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照例迎来一批刚入校的新生。如同所有初入云师大校园的学子一样，来自云南保山的大一新生辉尘，如一只好奇而莽撞的小鹿，在校园里四处游逛。无意间，随性的脚步把他带到了校园里一处静谧的角落。

　　这里端立着有一栋黄墙、铁皮屋顶的简易校舍。空落无人的校舍里整齐地排列着油黑乌亮的长条课桌，安静而肃穆。仿佛课初下、人刚去、声未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不远处，一块黑底白字的校牌高高矗立。

　　一段70年前辉煌夺目、云烟沧桑的历史就这样不经意的在这个年轻人的眼前如画卷一般缓缓展开。

　　一年之后的今天，就读于云师大的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的辉尘向学校申请，成为了“西南联大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身着70年前式样黑色学生制服和布鞋的辉尘，在春城明媚的日光中，向无意闯到这里来的同学娓娓讲起那些尘封多年的联大往事……

　　万里长征 又成别离

　　1937年8月28日，在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分别接到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封公函。在函件里，教育部指定三所高校联合在长沙组建第一临时大学。三校长被任命为临大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此刻，正值神州大地烽烟四起。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半个月前日本海陆空28万大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序幕。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纳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在北京的两所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及位于天津的著名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千里南下。

　　11月1日，长沙第一临大正式开学，她便是西南联大的前身。11月1日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成立纪念日。而那一天，长沙城上空一直不断回响着凄厉的空袭警报。

　　“当时课桌未稳，最后一批教授还没有到来，长沙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现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李曦沐对这段历史非常清楚。但当时的他还只有15岁，尚在专门收留东北流亡青年的国立中学——“东北中山中学”中，随着学校一路向南流亡。4年之后的1941年，他才有机会入学西南联大历史系。

　　1937年12月，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同年12月，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

　　千里流离组建的长沙第一临大不得不再次面临万里跋涉的命运。此次的目的地是遥远偏僻的昆明。

　　“当时情况刻不容缓，是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的。”19岁的辉尘手指西南联大迁徙图，仿佛自己当刻正身处其间。

　　三路之中，大部分教师、家眷、女生和体弱的学生沿粤汉路和水路经中国香港、越南而入中国云南。而另一路线则是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最艰苦危险的是第三条线路，有300人的师生步行团，沿着湘黔公路进入云南。在13个带队的老师里就有闻一多先生，而带队的两个团长，一个是张治中将军派遣的中将黄师岳，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教务长黄钰生。”

　　异乡未立，再赴异乡。悲壮与凝重的气氛回旋在步行团的上空。

　　于是，从湘江之岸到贵州的盘肠大山，一直到云南胜景关以内的万里平畴，一幅奇异的场景展现在沿途农人的眼中：一大群看不出来头、非兵非民、穿着草鞋、架着眼镜的队伍一路逶迤而过。还不时写写画画、摘花采石，与当地人亲切攀谈。

　　这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历经艰险，用双脚行走了1800公里。于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面对着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团长黄师岳抬起手，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这一段艰苦卓绝的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中兴业 须人杰

　　1938年4月2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在昆明成立。从此这所伟大的大学开始了它在昆明8年的艰难而恢宏的时光。

　　在许多年之后，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在对西南联大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写出一本名为《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的书。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南联大研究中最好的著作。

　　易社强在评说西南联大时曾由衷的赞叹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虽然彼时的联大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最后为了养学，甚至将平房校舍上的铁皮也卖去换钱，以茅草作为屋顶。那些声名显赫的教授，为了温饱写字卖画、做饼销糕，甚至典当不多的家产。但即便在如此的乱世风雨之中，联大的朗朗书声也从未断绝。

　　对于当年亲自受教于西南联大的学子们来说，这样的感受更为深刻与真切。联大兼容并蓄的开明学风、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如云涌集的学术大师，让西南联大的8000学子受益与感怀终生。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李曦沐至今仍记得他所就读的历史系主任雷海宗。“那真是片字不带啊，纵横捭阖，观点独到。讲到点滴史实，从不看书，直接就在黑板上写出来，从无缪错。真正的大师风范啊。”

　　“当时真正是大师云集，集合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奢侈得没有边界。”看着纪念馆里那些远逝的大师们的照片，19岁的辉尘眼神中有无限的仰慕。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里，历史系的名教授有雷海宗、吴晗、钱穆、刘崇、金宏、郑天挺、陈寅恪，哲学系有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罗常培，外文系有吴宓、冯至，数学系有华罗庚、陈省身，政治系有钱端升、张奚若，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等等，这些人不但在自身学科内堪称大家，同时也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更有一批是刚刚从国外归来，了解世界学术最新发展的一流学者。

　　根据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的统计，在联大8年校史上，有300多教授先后在此任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西南联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不仅仅是名师云集，由三所著名高校所构建的联大精神更是决定了联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化绚烂一页，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殿堂的至为关键所在。

　　8年之间，三校合作无间，虽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联大却是兼容并蓄，虽有学术见解之别，却无门派之见。

　　邹承鲁院士回忆起在联大的求学时光时，曾总结为两个字：自由。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

　　不仅如此，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联大不仅培养出大批才俊后学，联大的教授们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学术业绩。

　　在开明的学风中，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中流行着这样一幅对联：

　　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联大的旷世风采在该对联中尽显无遗。无怪乎杨振宁先生在垂暮之年也念念难忘：“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后来，曾就读于联大的学子鹿桥在1945年写就的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小说《未央歌》中，以优美的文笔，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联大校园里所充溢的自由、青春、热情、纯净、理想、浪漫。

复神京 还燕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南联大师生和全国民众等来了最后的胜利。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五四”这个特殊日子里，宣告联大使命完成，自然蕴含着别样的深意。8年联大身上所展现出的正是“五四运动”里所张扬的民主、爱国、自由与科学的精神。

　　“你知道吗？这个碑是我们纪念馆的镇馆之宝。”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辉尘如是说道。

　　在这块碑上，冯友兰撰写的纪念碑碑文用优美的文言文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共赴国难、心怀家国的意念与在艰难时势中将文化和文明的血脉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

　　以艰难始，以光荣终。联大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三所高校陆续北上，各自复课。而作为联大一脉的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发展成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李曦沐还记得自己当时是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是7月11日的那一批。”在北上之前，他还和同学一起去向闻一多先生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当时昆明已经是在白色恐怖之中，情势很紧张。但虽然被国民党特务视为眼中钉，先生对白色恐怖并不畏惧。”就在李曦沐向闻一多先生辞行后离开昆明当晚，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4天之后，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无耻罪行。在对公众的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大义凛然地说，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在回家的路上，先生遭到了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联大的先生们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识，也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让我们更加明白和珍视西南联大传承的爱国与民主的传统。”对于70年前的那段联大岁月，李曦沐永怀于心。

　　当70年的光阴如水而过之后，那些挺拔崔巍的大师身影渐行渐远之时，在西南联大的旧址里，我们依稀还能看到那一段时光——荆棘满路，无限荣光……

　　观察 被记忆和被遗忘的

　　时下，正值高校学子云聚，教师节甫过，而再过一个多月，就是西南联大成立72周年的纪念日了。

　　在这样的时刻，站在联大的旧址前，来回望70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应有着别样的感怀。

　　在尘封多年之后，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最近数年才开始受到有限的关注。而此前对于联大历史和内在价值的梳理与研究，更多只存在于一些当事者或者少量研究者手里。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每年新生开学，都会发上一本介绍联大光荣历史的小册子。也会组织新生集体参观纪念馆，但很多学生并不感兴趣。一位云师大校园里的同学直言，“她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让我们觉得很生疏。”对于这所学校的很多年轻人而言，这所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只是有一些简单而教条化的认识。像辉尘这样，对于西南联大这段历史以及价值有着相对充分了解和感悟的人并不是很多。而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许多当年与联大相关的历史旧址也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黯然无踪。

　　这样的场景不得不让人心里生出莫名的惆怅与感慨。当我们的记忆没有了真实的载体时，我们如何能触摸到那段过往的历史？

　　其实，被遗忘的何止是这一段段尚待梳理的掌故与遗迹。

　　西南联大史的权威研究专家易社强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风雨七十载，在艰难之时代，西南联大创造了“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之标高，并不仅仅因为她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续存了文化之脉，培养人才之功，亦不仅在于她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而更体现于她是在一个民族最艰难的岁月里，建立起了大学精神之卓绝。

　　林语堂曾经对西南联大有这样的评语：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对照当下中国大学大楼越修越高、教学硬件越来越好、校园越来越漂亮，但坚毅朗拔、开明包容学风愈见稀薄，而功利主义横行的境况，此刻对于西南联大历史的追怀更抹上一层伤感的色彩。往昔的荣光，照见的正是人们对当下大学发展情况的不满和忧虑。

　　西南联大，一个在历史上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曾经创造了一个传奇，一个学术自由导向学术创新的传奇。她的价值与内在精神应该被给予足够珍视和传承，而非仅仅是作为一个在场面上让人各取所需、粉饰门面的工具。

　　我们不断的怀念这所大学，怀念这所大学里的那些远去的背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她闪耀着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品质与光芒。若到了最后，她只能以一种遥远的绝响姿态，让后人惆怅地仰望，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彭戈）

转自 《中国经营报》 2009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