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胥编注的《朴庐藏珍——近现代文人学者墨迹选》，录有一封《陈寅恪集·书信集》未收入的信札，是陈寅恪写给“籋云”的，原函经刘经富先生考证笺释，大致的人物关系与事件脉络已清晰。（《陈寅恪先生遗札两通笺释》，《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日）此函共涉及五人：籋云、邓伯诚、籋云伯父、籋云父亲及心安先生。其中四人身份可考，分别是马世良（马士良）、邓伯诚（邓高镜）、绍彝、绍英。唯独“心安先生”是何人，尚且存疑。刘先生提供了一种可能，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中有方壮猷，号欣庵，亦作心安。曾赴法国随伯希和习东方学，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学术机构工作。如果收信人马世良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可能是方壮猷。”

笔者见到的方壮猷与陈寅恪交往材料仅有数则，一是《陈寅恪先生遗墨》所收“借书附记”载：“方壮猷转冯承钧 Meillet：Linguistique（十月二十五日还来二本，想已全还）。”似是方壮猷代还书籍给陈寅恪。另一则材料见于“史语所档案”，据1936年6月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言：“方君欲弟介绍于川大，因已介绍戴君前去，俟得其复书方能再介绍方君”。《傅斯年遗札》中有傅氏1936年6月8日致任鸿隽电文：“成都四川大学。任校长：方壮猷君，中国史学根柢极好，尤长边史。留法三年，当于西史有研究。弟敢推荐，函详。斯年。”藉此可知希望陈寅恪介绍工作的“方君”正是方壮猷。此外，岳华整理的《方壮猷先生年谱》（载方克强、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自印本）还提及将方壮猷“介绍与伯希和相识的是陈寅恪和冯承钧二位”。

1949年后方壮猷与陈寅恪的接触只有一次，据《方壮猷先生年谱》，1961年方壮猷到广州开会，曾顺道探望了陈寅恪。除此之外，再看不出方与陈有何更深的联系。1949年后的方氏积极跟随时代步伐，成为一位新派学者，陈寅恪恐怕很难与之深交。方壮猷与马世良之间是否有联系也颇值得怀疑，考察《方壮猷先生年谱》，丝毫看不出二人有何交集。《方壮猷先生年谱》1963年条全是关于方氏参加“百家争鸣”、“五反运动”、出席会议、考察纪南城遗址、着手编撰《楚国史》的记录，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忙人”与气类“遗老”的马世良能够相交相契。

刘先生对“心安先生”是否方壮猷也有些疑惑，他写道：“如果马世良收信时不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另有其人。”如果“心安先生”不是方壮猷，那他究竟是何人？

民国时期字“心安”的文化界人物，比较著名的还有叶与仁、童大年，前者曾在清华任教，著有《小石林居诗稿》等，后者是西泠印社元老，以篆刻名世。不过，叶与仁逝于1926年，童大年逝于1955年，均与陈寅恪信中的“致意”对不上号。

研读相关材料后，笔者认为，此处的“心安先生”似应指信中提到的邓伯诚的胞弟邓新安。《印光法师文钞》中有法师与各界人士的来往书函，其中有《复邓伯诚居士书》二通与《复邓新安居士书》一通，复邓新安信写道：“今春令兄来书，观其词意，恳挚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为启发。……兹接居士信片，虽词句无几，其意亦与令兄相为伯仲。可谓难兄难弟，天伦佛法，咸为同气连枝。”

《马一浮集》收有马一浮1946年致邓心安信及诗各一，其信云：“不图三十余年隔阔，犹荷故人齿录。当时与贤昆玉清谈之乐，犹在目前。”考马一浮与邓伯诚有不少交往，信中还提及谢无量、熊十力、万慧、许季上、邓以蛰等人的情况。这些人均是邓伯诚的旧识，由此知邓新安确为邓伯诚之弟。“心安”与“新安”应是他名字的不同写法。

又据罗鸿涛《记印光法师信稿及商务本文钞》：“内计与邓秉钧居士书两通，答邓秉权居士书一通”，知邓伯诚与邓心安分别还有名字为“邓秉钧”、“邓秉权”。查《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其中哲学系讲师邓秉钧别号“伯诚”，则邓秉钧、邓伯诚、邓高镜为同一人，邓秉权、邓心安、邓新安为同一人，当无疑问。

邓伯诚出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约10岁，邓心安出生时间稍晚一些，很有可能与陈寅恪年纪相仿。据刘先生的考证可知，陈寅恪1915年在北京随邓伯诚拜访了绍英、绍彝，并参观了绍彝收藏的佛经。既然陈寅恪因同对佛学感兴趣而与邓伯诚有交往，那他与同样潜心钻研佛学问题、年纪相近的邓心安有过交道也就顺理成章。

邓氏兄弟中，有关邓伯诚的材料相对较多。身为湖南人的邓伯诚早年基本上活跃于南方地区，曾任江南高等学堂本科英文法政教员，1908年左右在祗洹精舍任英文教师。邓心安大致也追随了其兄的步伐，1914年5月的《申报》曾载邓心安出席中华佛教总会上海分会的欢迎会，并演讲“佛教原理”，演讲内容后整理为《佛教之理有益于人世演说稿》载于《佛学丛报》。

邓伯诚后来北上，他在北京（北平）的职任颇多，据樊荫南统计，计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等。在北京，邓伯诚也服务于多个图书馆类机构，1918年1月29日他被蔡元培任命为北大图书馆事务管理员，1921年4月至1925年他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邓伯诚在北京期间交游相当广泛，新旧各派人物都有结识，还曾为泰戈尔来华讲座做过佛学翻译。这点也深刻影响了邓心安，邓心安与宗教界、学界人士都有过从。1918年，他在上海拜见了印光法师。1919年邓心安给太虚法师致了一函，称“觉社文拜读之余欢喜赞叹竟至于不可思议”并希望有机会拜谒。此外，《吴虞日记》还记录了1925年邓心安与吴虞、谢无量等人的来往。

关于邓伯诚的最终结局，任继愈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留下只言片语：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这里提到了邓伯诚的晚景，但没有言明邓氏去世的具体年份。由于邓伯诚生于1881年，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到陈寅恪1963年给马世良写信时，恐已不在人世。

邓心安抗战时期也没有南迁，从马一浮的信函及诗歌可知，邓心安有一位女儿，信就是由她转给马一浮的，马一浮在《寄邓心安北平》诗中写道：“拈花古佛君犹识，踏雪千山我未能。”旁有小注：“君寄居拈花寺。”可知邓心安似常驻拈花寺。1949年后，他可能仍居于北京，和马世良等人有来往。1963年陈寅恪写信时，邓伯诚已经作古，陈寅恪就唯有托马世良向邓心安转达问候了。（宗亮）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