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罗家伦女儿罗九芳编辑的《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七册《函札》收入陈寅恪致傅斯年（孟真）、罗家伦（志希）信札一通，《文存》于1976年由台湾国史馆出版，而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陈寅恪书信集》没有收入此函。200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刊出孟宪实写的《新发现的陈寅恪书信》，释读了这封信，2009年再版的《陈寅恪书信集》仍未收入此函。201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罗久芳编辑的《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又一次披露这封信，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见孟凡茂《陈寅恪先生年谱补正》，清华校友网2014年7月10日发布）。兹接着二孟的考释予以补充。此信全文如下：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况近日之为教授者，复多会议等杂务，尤为费时耗力，此种苦处，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详陈也。欲救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领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间暂不教书及作他种杂务，虽形式同于干馆（好笑），而实际则责成著成一书，庶几更有具体之绩效可稽。较之随例授课，为功为罪无从分别者，固胜一筹。而国家欲提倡学术，奖励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一试行之。自顾虽非其人，敢援请自隗始之例，燕王却骏骨、宋贤乞祠禄之义，兼而有之。故不以为嫌，冒昧率陈，或与蔡先生一言如何？匆上，敬请孟真、志希两兄道安

弟 寅恪顿首

六月廿一日

先考证这封信的写作年份。写信人按当时书信例不书年份的习惯，只书月份和日子。《文存》和《五四飞鸿》均将年份系于1929年，孟凡茂根据信中“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陈寅恪1926年7月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等内容和所用信纸判断，此函写于1928年6月，允为的论，现再补充两条例证：1、1928年9月20日，刚成立不久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向陈寅恪发研究员聘书事致函陈寅恪，信中有“闻先生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之语（《傅斯年遗札》第一册149页，台湾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10月版）；2、同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提到陈寅恪时称：“寅恪事前已与志希谈之，望志希开一个Formula来，至盼！”（同上，153页）。

陈寅恪此函主要是向留德同学傅斯年、罗家伦谈自己准备停职留薪一年专门整理研究《蒙古源流》一书的想法计划，希望得到两位朋友的理解认同，请他俩向蔡元培进言，因蔡时任大学院院长（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是，其职权比教育部大，文化学术事业也归他管辖。1928年冬撤销，改为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史语所是中研院正在筹建的下属机构，傅与蔡关系不一般。罗家伦时任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陈寅恪本应向自己的单位——清华校方提出这个要求，但1928年清华几易校长，6月到8月正是群龙无首时期，由教务长梅贻琦代理校长，且教授停职留薪专事著述在清华没有先例，可能要提交教授评议会讨论，所以请蔡元培发话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孟凡茂以陈寅恪这封信用的是清华学校东方语言学系信笺来证明写信的年份则不太给力，因某个单位的信笺可以保留很长时间，陈寅恪1930年5月还用东方语言学系的信笺给陈垣写过信。1926年4月，清华对院系结构进行了大调整，准备成立包括东方语言学系（负责人为陈寅恪）在内的17个系。东方语言学系属于暂不开课的四个系之一，后来并没有成立，它在1927年5月前与西洋文学系合并为外国语文学系。

这封信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陈寅恪那一时期致力于蒙元史研究的具体细节材料，他因获得了《蒙古源流》的珍稀版本，竟至于设想在清华破例停职留薪一年，专门整理研究这部重要的蒙古史书，并且连写两函谈这件事。陈寅恪早期治学范围为西北史地之学，以古代东方语文为轴心，在蒙古史、佛经、敦煌学等领域开拓进取。他曾在东方学最发达的欧美诸国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攻读中亚、南亚、东北亚古代部族的语文。1926年他从德国归来后至1931年，撰文二十余篇，所论者主要是蒙元史、敦煌佛经等。这批当时学者难以企及的精心之作，给陈寅恪带来了极大的学术声誉，奠定了他在1940年代之前中国东方学首席的不移之位。1942年他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谦称自己对于西北史地之学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职志，其实他在蒙元史、敦煌学、藏学、西域文献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足以证明他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

在颇受学界关注的蒙元史领域，陈寅恪首先发表了《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此文所用资料丰富广泛，在蒙古、波斯等文字原材料之外，还采用多种汉语文献，吸纳了钱大昕以来的研究成果。之后，陈寅恪一鼓作气发表了四篇研究《蒙古源流》的系列文章，即《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共同的起点是同源异流版本的互校、比勘，以蒙文原本为主，用藏译、满译和汉译的异本予以参校。

这四篇文章中，以《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价值最大（《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鄂尔多斯贵族萨囊彻辰所著的一部蒙古史书，陈寅恪对这部史书用功颇深）。这篇文章从《大藏经》中考证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研究结论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亦被中外学界称道。这篇考论综合藏文、蒙文、满文、德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长庆唐蕃会盟碑》这一珍贵的文物，考证《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发千载之覆。此文发表后，受到傅斯年的力捧。他在北大讲课时，以陈寅恪这篇文章为例证，说：“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大昕，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本不多，而能用此项史料者更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 195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在《吐蕃僧诤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大量征引了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认同陈寅恪将乞里提足比定为彝泰赞普的观点。

陈寅恪为研究蒙元史，曾殚精竭虑收藏这方面的珍贵资料。他在欧美留学时，就未雨绸缪购置了大量关于东方学的书刊，但回国后，国内这方面的资料仍然捉襟见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学资料一般都要到国外搜集，主要是日、英、法、德等国，这无疑增加了搜集资料的难度。1931年初，陈寅恪致函时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的妹夫俞大维，请他想办法到柏林图书馆将拉施特哀丁的《蒙古史》用打字机打出来。拉施特哀丁是十四世纪初波斯史学家，他编撰的《史集》是一部横跨亚欧的通史，其中第一部《蒙古史》最有价值，保存了十四世纪初以前蒙古族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俄国学者贝勒津曾主持将《史集》翻译成俄文。俞大维转请时在德国任教的姚从吾办理。姚从吾想方设法用照相技术拍照寄给陈寅恪。这年7月，陈寅恪急于获致格桑贡布杰用俄文翻译的罗藏丹津著《黄金史》，该书于十八世纪成书，其中保存了《元朝秘史》三分之二的内容，便请傅斯年通过史语所的购书渠道到英、法的旧书店去淘。

陈寅恪这几年的蒙元史研究成果意义重大，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进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新时期的标志。但1932年后，陈寅恪学术科研重心转到中古史研究，蒙元史逐渐退出，最终止步于一个意外事件。1938年4月，陈寅恪从香港经由滇越铁路赴昆明西南联大时，在越南海关被人偷走两个装满他二十来年读书札记的木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原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见陈寅恪1942年9月致刘永济函，《陈寅恪书信集》09版245页）陈寅恪早年曾立志写一部阐释自己历史观的“新蒙古史”，因此其《〈蒙古源流〉注》书稿的痛失，不仅是陈寅恪个人学术科研的损失，也是蒙元史学界的损失。

陈寅恪在信中提出的用一年时间专职研究《蒙古源流》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行。他写这封信两个多月后，罗家伦即被任命清华学校校长，且根据上面所举的第二个补充例证，傅斯年已与罗家伦商量过此事。此事下文如何，一时难得其详。1929年6月底，国学院停办，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校方续聘陈寅恪为历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哲学系也请陈寅恪开选修课。这个身份转变激发了陈寅恪上课的热情，可能是促使他打消专职著书念头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