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政治立场受到质疑

进入1948年岁末之后，因为战局的不利，国民党方面抛出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希望平津地区的知识分子能够忠于党国，迅即南下。在国民党方面拟定的人选中，包括了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雷海宗。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接替刘崇鋐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起，雷海宗已经担任系主任职务长达十年，其间，他还出任过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及代理清华文学院院长职务。

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纪念(前排左一孙毓棠，左二郑天挺，左三噶邦福，左四雷海宗，左五吴晗，二排左一何兆武。)

与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任教清华几近二十年的雷海宗原本只是安心于学术志业的书生，然而接踵而来的战争、流离，让他和一些人变得热衷于议论时政、忧心时局。由于雷海宗早年的留美经历以及所秉持的“文化形态史观”，使得他天然地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保持着一定距离。在名教授朱东润的印象中，早在1931年执教武汉大学时代，雷海宗就对共产党存有“偏见”:“我们谈到东北的丧失，……雷海宗轻易不发一言，最后只沉重地说:‘将来的东北，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产党的。’”(《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91页)

抗战时代，雷海宗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创办了《战国策》杂志，形成所谓“战国策派”。雷海宗的“崇武尚力”、确立元首制等言论，不能见容于左翼人士。直到多年以后，在一场批判会上，雷海宗的行为仍被细数:“一直为‘战国策’‘当代评论’‘每周评论’‘中央日报’等反动报刊撰写文章，……曾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鼓吹法西斯主义……”(见《天津科联一场胜利的论战》，《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抗战年代雷海宗最大的政治行为大概即是加入了国民党。1942年，由姚从吾推荐，朱家骅亲自出面邀请，雷海宗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的推荐信这样写道:“雷海宗先生(字伯伦)……年来热心党务，长于文史，参加《当代评论》编辑委员会，参加属部总理诞辰纪念会，学术讲演会，名德硕望，影响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姚从吾1942年至1943年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雷海宗不仅成了国民党的党员，且还担任了该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分部委员。当时，他的这一举动，也许并非出自于有多么认同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而是仅要表明自己与国家共渡艰难的决心，但这一行为在日后却产生了致命影响。

1946年雷海宗全家合影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公布的苏方涉华部分引发国人愤慨，国内抗议纷起。西南联大举办“东北问题演讲会”，雷海宗、傅恩龄、燕树棠、查良钊等纷纷发表演说，并带领联大师生数千人举行了反苏游行。在此反苏行动之前，雷海宗对苏联似乎即一向印象不佳，他在抗战期间即有文章批评道:“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1948年初，接朱家骅之请负责主编《周论》之后，他也在为《周论》所写的众多社论、社评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指出不必追随共产主义“信仰的潮流”。日后，《周论》这个只出版了10个月的杂志被认定为“竭力诋毁人民革命”。

《周论》的短命折射的是国民党在整个中国的失败。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大学先于整个北平城解放。12月16日，为“抢救学人”计划作最后一搏的傅斯年等发给石树德一封急电，要求“抢救”包括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电文中并点出了具体姓名，其中“因政治关系必离者，如朱、雷、刘、毛、梅、齐等”。(《傅斯年、陈雪屏致石树德等电》，北京大学档案，此据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更完整的“抢救”名单共有62人，由蒋介石在12月17日发给傅作义的密电中圈定，参见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相关引文及附表，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雷”指的即是雷海宗。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方面并未将雷海宗列入“行政负责人”一类，而是特别要强调他的“政治关系”。所谓“政治关系”，考虑到将雷与朱光潜、刘崇、毛子水、梅贻宝、齐思和等相提并论(均曾加入国民党)，就可知道，其实是出于雷氏国民党员身份及此前一系列政治言行的考量。

国民党方面为雷海宗南下事操切不已，但雷海宗最终却拒绝登上他们派来的飞机。现在我们还没有切实的资料能获知雷海宗选择留下的全部原因，不过，正如台湾学者陈三井在分析1949年知识分子去留抉择时所言，其间应该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而决定性的因素则是“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无疑，一向强调中国应当统一和强大的雷海宗，从“大我”角度考虑，也许认为自己当年的那些言行并无甚妨碍。

其实，本身来看，雷海宗也确是一个矛盾体，他虽有诸多的“批俄批共”言行，“对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1946年闻一多遇害之后，雷海宗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并积极参与了闻一多的丧葬抚恤事宜。对于内战期间清华园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雷海宗亦并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某种程度上还给予了支持。从潘光旦日记可知，在后来被认为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利器《清华周刊》被禁后，为争取它的早日复刊，1947年潘光旦还曾与雷海宗积极进行筹划。(潘光旦《存人书屋日记》，《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在清华被接管后的1948年12月18日，雷海宗与几名学生一起去了玉泉山解放军驻地进行探访，回来时，雷海宗还指示学生们将解放军张贴的“安民布告”接下来妥善保存。时易世变，雷海宗的举动或许是对新政权持有某种观望与期待，然而在新派人士的眼中，雷海宗早就被认为“在反共反苏反人民”方面“有理论，有政治纲领，有实际行动”，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1949年1月26日北平军管会相关部门对清华大学情形作了分析，完成了一份《关于清华大学情况分析和改造途径的报告》。《报告》指出清华大学“一切权力掌握在围绕于梅贻琦周围的几个封建集团手里”，分别是元老派、党团分子、华社帮派集团、新路派等，雷海宗与冯友兰、吴泽霖、刘崇、邵循正、孙毓棠等被列入“国民党及三青团党团分子”一派，且被认为是几派人中最反动的。(转见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页)于是，雷海宗在新时代的“出局”命运，当已注定。

被免系主任

进入1949年之后，清华的各项接管工作有条不紊进行，1月9日，清华被正式接管。这年，清华陆续甄别并对一些“问题”教职工采取了措施，对一些院系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如，1949年5月11日，法律系赵凤喈辞职，请叶企孙暂兼;5月23日，黄眉辞去电机系主任职，由章名涛接替，等等。在这一批人事更迭大潮中，“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雷海宗终于在9月2日被免去历史系主任职务，与他同时被免的还有哲学系主任冯友兰。雷海宗被免，早在意料之中。从“纯洁队伍”的角度考虑，雷氏过去的种种“错误”言行自然引起了新政权的警惕。既然在清华被接管过程中出过大力气的冯友兰都被钱俊瑞指出是“思想跟党不合”(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那么当年为国民党鼓与呼的雷海宗就更不应该在新时代大学院系负责人的岗位上长留了。据潘光旦日记所记，1949年8月29日，“夜孝通来谈高教会有意解除芝生、海宗之行政职务，可用本人提出辞职方式为之，欲余转达，因赴海宗处言之。”(《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页)从费孝通转达来的精神来看，此时华北高教会解除冯友兰、雷海宗职务的决心已下，但可能出于保证冯、雷二人面子的因素，采取了本人提出辞职的方式，并分别通过叶企孙、潘光旦转达。潘光旦是雷海宗的挚友，且有“通家之谊”，他对于雷氏被免也许有几分诧异，但应也知道势不可逆。他只能感叹这种免职方式，“较刘毓棠、杨荣春二君事，此为明朗通达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页)大概刘、杨二人作为与国民党“战犯”有关联的“反动教授”(刘毓棠是张群的女婿)，在被“清理”过程中遭受了比较激烈的对待，于是雷氏的体面离职已属幸运了。对于被免去职务，雷海宗倒是并未感到有多少诧异，因为他很快写好了辞职书并送交给潘光旦。其实，可以说雷海宗对被免系主任一职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担任系主任十余年，但他并不恋栈这一位置。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的1943年9月15日，雷海宗就曾以“时愧才浅”而原历史系主任“刘崇先生已经返校”为由向梅贻琦提出过辞呈，梅贻琦当时并未应准。(《雷海宗函梅校长请辞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梅贻琦当时的这一否决，让“久思辞脱”之意的雷海宗在清华系主任职位上又多干了6年。

8月30日，潘光旦记:“午前出席校务委员会。为芝生、伯伦事，讨论甚久，结论拟请二人对请辞理由，再作比较明细之说明，否则不足以示此举之教育意义云。”(《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页)可知有关方面对雷海宗、冯友兰二人提出辞职的理由以及相关措辞并不满意。雷海宗提出的具体辞职理由今无从得知，但从冯友兰的理由“能力不胜”推断，很可能雷海宗的也与此类似。既然已经点出了让二人辞职是要有“教育意义”，有关方面当然希望二人能详谈一些“政治原因”。于是，李广田受命赴冯友兰处加以说明。据冯友兰记述，李广田较为严厉地指出:“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对，你担任院长干了几十年，怎么能说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冯友兰只得另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自己“曾经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实多，请辞去一切兼职”。(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当日，潘光旦也“奉派见伯伦传达此意”，雷海宗也写了另一封辞职书。在潘光旦的记忆中，雷海宗这次是“慨然另作一书交来”，“慨然”二字，表明了雷氏的干脆与淡定。不过，淡定归淡定，如果说冯友兰在旧时代都属“言论行动错误实多”，那么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雷海宗简直就是“罪行滔天”了，他当然必须在辞职书中也花力气予以说明，以“惩前毖后”。事情至此尚未完结。8月31日，陈岱孙至潘光旦处拜访，谈到雷海宗的“请辞书之语气犹感未足”，陈岱孙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既然他都认定了“语气犹感未足”，那就说明了有关方面对雷氏所作辞职书仍不满意，潘光旦不得不再请来雷海宗，“就原书酌加一二句”，如此这般，才“可策万全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2页)如是再三，辞职书终于过关。9月2日的校务委员会上，“芝生、伯伦辞系主任均获通过”。(《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93页)雷海宗辞职之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由吴晗接任，冯友兰的哲学系主任一职则由金岳霖接任，事情至此暂告一段落。免职之后，雷海宗的心态无迹可查，冯友兰则说自己“无官一身轻”，想必雷氏此时也会多了几分轻松之感。从其后雷氏夫妇二人与潘光旦等聚会食蟹、吃全聚德烤鸭的情况来看，免职对雷氏生活的影响应还不算太大。最终的定论旋即到来。9月25日，华北高教委员会批复了冯友兰、雷海宗的辞职请求。校委会转达了华北高教委的指示:“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349页)

因应时代变化

雷海宗被免职和点名批评了。此后，作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他又被管制了一年的时间。(管制期间不但不能从事教学等工作，还必须定期向相关部门报告思想，交代问题，而且不得离开居住地。与雷海宗情况类似的朱光潜被管制了8个月，贺麟被管制了两年多。参见《忍不住的“关怀”》，第289-290页)于是，建国伊始的大事件他都基本上无从与闻。而他的新朋旧友都在调整自己的思想与研究理路以适应新时代。在新中国成立的大日子里，雷氏过去的挚友潘光旦等人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庆典，一起被免职的冯友兰则在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自己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决心……

作为新时代的“旧人”，行动上不积极的雷海宗，面对发生在清华园内的一系列变化，与许多人一样，“在个人思想上难免有许多不适应乃至不理解的成分”。当时，清华校务委员会开始筹备新时代的政治课，并在“共同必修课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负责清华大学的政治课教学。包括费孝通、吴晗、孙毓棠、金岳霖等在内的一大批教授，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大课委员会”的工作。雷海宗并不在内。不过，虽是政治课改革的局外人，但他对此仍有一番议论。10月23日，潘光旦与吴景超同至雷海宗的寓所小坐，后来碰到金岳霖拜访潘光旦也找来了，于是一行人聊了起来，话题也谈到了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课改革。大概是对大课教学事有所不解，众人认定“一涉哲学理论，问题即不单纯也。”(《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08页)言谈之间似有微词。不过，身处大时代，作为一个执鞭教坛二十余年的史学研究者，若想继续在清华的志业则终须积极适应整个时代的氛围———这是一个现代知识群体必须进行自我调适的时代，他们需要紧随时代进行话语转型，学习新时代的政治术语，接受新时期的组织方式，同时面对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改造。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雷海宗也无法自外。

几年之后，雷海宗亦开始用积极行动表明自己与新时代站在一起的立场:批判美国、揭露罗马教廷的真面目、参与批评《武训传》……特别是在1951年的春季，他参观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回京以后，他在当年4月4、5两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访问体会——《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承认“自己的问题是整个的与根本的”，而且“衷心相信自己需要彻底改造”了，应该“彻底钻进新社会，从新学习，彻底改造全部学术，亦即彻底改造自己的人格”。(收入吴景超、杨人、雷海宗等著《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社1951年印行，第19-29页)在稍后的一篇名为《我对苏联社会科学看法的转变》(载《中苏友好》1952年第3期)的文章中，雷氏又详细剖析了自己的转变历程。在批判了资本主义作品“千篇一律”、“味同嚼蜡”之后，雷氏终于得出结论:苏联书籍是“供给真知的作品”，“每篇都值得多加咀嚼”。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焦点移到1949年年末，则可发现，他的这种对时代变化的因应似乎早已有迹可循。据潘光旦日记1949年12月21日记，“日前穟儿满二十岁生朝，伯伦、景茀送苏联列宁农业科学学院一九四八年八月之会议记录一册。”(《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326页)此际，“反动”的史学教授雷海宗，竟然也会主动搜求、赠送苏联相关农业会议书册，这实在已经是大大异于过往的趋新举动了。可惜这种证据还不够多，使我们难以细致地描画处于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雷海宗心态的转变过程。（宗亮）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