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绪贻:野老丹心一放翁

2012-09-12 |

在美国史的研究中,他闯禁区,敢翻案,“作为知识分子,要凭着良心鞭恶扬善,自在地说话、写文章!”

刘绪贻,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赵晓悦 摄

小传

19135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幼时因家贫辍学助耕。

1935年,高中毕业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因父亲逝世,未能入学。后考取南京军需学校,后逃离该校并遭国民党政府通缉。

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并成为该校每年仅有的10名公费生之一。

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1940年毕业时获社会学学士。

1945年初,获湖北省公费资助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继续学习,1947年夏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

1949年初,参加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任该会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建国后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

1950年初,因社会学教研工作被禁止,被调往武汉市(时为直辖市)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

19551956年,在审干、肃反中被严重冤屈。曾短期被停止工作。

19643月,回武汉大学组建国内高校中最早的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从1973年到1978年底,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

1979年,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与杨生茂主编6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并任第五、六两卷主编。1987年离休。

19909月,《战后美国史》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20019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刘绪贻的《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

20103月,因在大陆未找到出版单位,《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由香港某出版公司印行。后大陆版发行,畅销一时。

201110月,《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下卷初稿已完成11章。

  武汉珞珈山麓,拾级而上。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专为教授建造的一座座别墅式住宅,掩映在一片青松翠柏和香樟林中。

  花木扶疏,清幽宁静。山脚下,三座灰白色的三层小楼房坐落于此处。石灰斑驳的墙壁将夏日焦躁的蝉鸣与屋内的宁静隔离。在最右边的那栋二楼,藏着一位“美国通”——已过完白寿(99岁寿辰)的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

  夏日的一个上午,记者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北三区。轻叩柴门,穿着白色薄汗衫的刘老精神矍铄,热情地上前迎接,“不是说十点钟来吗?”年近期颐的刘老声如洪钟。

  眼前的刘老,面色红润,脸颊鲜有皱纹。因听力欠佳,采访中刘老只好戴着眼镜,一边看采访提纲,一边不慌不忙地回答。离开家乡82载,走南闯北,游学欧美,刘老仍是一口浓得化不开的湖北黄陂话。他双目炯炯有神,思维非常清晰,饱满的记忆如涓涓溪流,澄澈而绵长,几十年前的往事宛如昨日。聊到兴奋处,眯着眼睛开怀大笑的神态更似弥勒佛。

  修史怀揣中国心

  他的研究都落脚到中国——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和新中国一同挣扎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心结。

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照

  在常人看来,“学而优则仕”是很多读书人心照不宣的成功之道,但对刘绪贻而言,朝中无人不做官,“我只喜欢做学问”。

  “我读中学时就知道,如果将来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话,我只能够做学问。”刘绪贻回忆说,“做学问也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否则就是没有尊严地活着。我感觉我这辈子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一个清贫小学教师家庭的刘绪贻,上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其学术生涯,至今虽年近期颐,仍心系国运。

  1936年,刘绪贻考入清华大学,却因爱情耽误了学业。1938年,经人帮助,刘绪贻筹足盘缠,后辗转进入西南联大继续学业。在学术空气自由民主的西南联大校园里,攻读社会学专业的他有幸成为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雷海宗、吴宓、冯友兰、叶公超等大师的及门弟子。

  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的刘绪贻执教于武汉大学。然时运不济,新中国成立后,因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被贬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遭到封杀。被迫离开学校后的刘绪贻,虽在武汉市和湖北省担任过多种职务,但他“不太喜欢政治活动,也无意留恋官场”。

  1964年,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响应中央号召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追求学术真理思想的驱使下,同年3月,刘绪贻重返武汉大学转向美国史研究,实际负责该室工作。

  “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也是形势所需。”刘绪贻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也随之迈入春天,“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地研究美国史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1979年,刘绪贻被推选为《美国通史》的总主编之一,并承担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的撰写任务。

  其间,在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和冲破禁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过程中,刘绪贻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勇气和风骨。

  在当时的中国,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二战后资本主义无系统的学术论证,再加上一些学者担心战后的研究一旦与政府的口径稍有出入便会被“扣帽子”,因此二战后的美国史研究可谓一片无人涉足的禁区。可刘绪贻并未因此退缩,“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的论文外,还鼓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发表一系列相关研究的论文”,即使到最后愿意和他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时,刘绪贻仍斗志弥坚。“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19844月,时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来信赞誉刘绪贻的担当情怀。

  最终,历经24年完成的《美国通史》丛书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乃至中国世界史研究上的一座里程碑。

  1988年,刘绪贻得到美国新当选总统的一本传记,由他主译成中文版《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出版当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函刘绪贻,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彼时,研究美国史达24载的刘绪贻已76岁。学术界公认他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从1981年起,刘绪贻便持续发表为罗斯福新政纠偏的学术文章,同时还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新的见解。到1987年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再也难看到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刘绪贻说。

  然而修史硕果累累的背后也不乏障碍:“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导致他的论文难以发表;“胡说八道”的批评使他没少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刘绪贻对此很坦然:“改革开放后,时代究竟不同了,他们的批判越来越站不住脚。我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差堪告慰、无愧于心的一件事。”

  “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回忆坎坷却一直向前迈进的修史之路,刘绪贻感慨:“我爱国,但是我所爱的中国,乃是一个能够对内实行民主、法治,对外讲究平等、互利的中国。”

  学者姜弘这样评价刘绪贻的史学研究:“美国史也好,罗斯福新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帝国主义论也好,这一切都与中国密切相关,都落脚到中国——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才是一个和中国现当代历史一同挣扎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心结。”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刘绪贻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迈入晚年的刘绪贻仍心系国运,丹心不老,“灵魂给肉体加鞭”。他的好友李慎之曾劝他,“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刘绪贻答道:“我对肃清祖国封建余毒,发扬科学与民主,以至人类之命运,均甚关切,自觉使命仍然不轻。”

要讲就讲真话

  有人感慨,建国前后归国的学者经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大都变得谨小慎微,像他那样风骨依旧的不多见了。

1981年,在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

  “这个倔老头,做事从不愿违心。”刘绪贻的一位好友曾如此评价他。其实,在读书期间,刘绪贻就因快人快语、直言不讳的率直性格而被同学所熟知。

  西南联大当时的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很有学问,但教学方法让学生们觉得枯燥。当他在班级征求意见时,内心早有“想法”的刘绪贻在课堂上直言不讳:“每星期上课3次,共6个小时,加上我从宿舍到教室往返一次一小时,一星期总共要花9小时。一个学期以18个星期计算,共为162小时。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一天看完,剩下的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很生气,一时语塞,不过他胸襟旷达,给刘绪贻的课程论文打了95分。毕业时还推荐他留校做助教。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原本有机会跟着陈达、费孝通等大师做学问的刘绪贻,却选择了到意中人工作的重庆。到重庆后,刘绪贻希望尽自己所学,为国家、人民做点事情,便设法调到国民政府社会部工作。可4年间的政府工作,让刘绪贻对腐败政治陷入失望和苦恼。

  “我那时有种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于是,刘绪贻便以笔为刀,写文章揭露当时的黑暗政治。谁料,当时的刘绪贻“政治上非常幼稚”,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情况,也不了解《大公报》和国民党的关系,写了一封匿名信举报机关中“可能有贪污行为”。结果举报信兜兜转转,到了刘绪贻上司手上。刘绪贻自然免不了一顿“狠整”。

  剑指禁区,箫忧天下。年轻时,刘绪贻骨子里的良知和正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并未淡化。刘绪贻坦言自己很欣赏龚自珍,他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的书名,出处便是龚自珍的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自传中,他更是力求真实地记录近一个世纪风云变幻中的个人心路历程。哪怕是在旁人看来并不光彩的经历或过失,刘绪贻仍直言不讳,“要讲就讲真话,只有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文章才有生命力。要不然还有什么意义?”

  除了像《忏悔录》般直面自己的人生外,退休后的刘绪贻仍时刻关注学界的各种动态,并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胆魄“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

  “一个90多岁的老学者仍然那么关注思想文化动态,十分罕见。国内各著名大学都有一批建国前后归国的学者。经过反复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折磨,他们大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卷入各种是非,像刘老师那样风骨依旧的不多见了。”一位学者不无感慨。

  刘绪贻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独善其身,要敢于追求真理,居安思危,“在勤于和善于探索未来社会应走的正确道路的同时,也应在政府决策失误时,敢于站出来纠偏”。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刘绪贻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徐以骅说:“作为其弟子,也有不少压力和纠结。常言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恩师的道德、文章让弟子望尘莫及。这就是我们的压力和纠结所在。”

  为爱痴狂

  自古名士多风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做学问的他曾几度为了爱情,差点错失做学问的机会。

201191日,与老伴周世英合影

  刘绪贻年轻时曾是一个为爱痴狂、具有浪漫情怀的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做学问的他,曾几度为了爱情,差点错失做学问的机会。

  1935年,22岁的刘绪贻在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周世英。刘绪贻当时是武昌高级中学甲组的两名代表之一,而周世英则是湖北女子高级中学的代表。在工作期间,双方萌生了情愫。

  “她作为女高的代表,好几次会都是她主持的,大大方方的,大家也对她很服气。我以前非常不喜欢戴眼镜的女孩子,但是她戴了眼镜我也不在乎。”刘绪贻笑言。

  高中毕业后,周世英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刘绪贻则是考上了北大却没钱读,只能报考南京的军需学校。但刚进校不久,周世英家便传话过来“不喜欢‘二尺五’(代指当兵的,国民党军衣都是二尺五)”。当时的刘绪贻内心极其矛盾,冒着被通缉的危险,他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让众人匪夷所思的决定:逃学。

  一个大雪天的晚上,刘绪贻借来便装,趁黑溜出了军需学校。没想到此举真的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躲过通缉风头后,此后他靠帮人辅导功课而维持生计,同时准备复习考学。

  幸好清华大学每年设有10名公费生,刘绪贻除投考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外,同时也和周世英一起报考武汉大学并被同时录取,“发榜时我们俩的名字排在一起,她的同学就说我们俩是天作之合”。

  19369月,刘绪贻走进了清华大学,周世英留在了武汉大学。“我在清华园时,老是想她,书读不进。她却觉得我太重感情,妨害学习,就想淡化我们的关系,连通信也停了。她越是这样,我越想念她。一天到晚,无论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总在想她,真正害上了相思病。”忆起往事,刘绪贻更似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开怀大笑,“化学和微积分不及格,结果把公费生的资格都搞掉了。”

  除了学业,在就业问题上,刘绪贻也时时处处以周世英为先。西南联大毕业时,刘绪贻有两个机会可以留在大学,要么跟系主任陈达做助教,要么跟费孝通从事社会学研究,两位先生都是大家,如果跟着他们做学问,成名应该很早。

  刘老回忆道:“费孝通先生还为这件事专门劝解我,‘爱情是暂时的,做学问才是永久的事情’。”虽然不舍,刘绪贻最终还是为了爱情毅然放弃了留校机会,前往重庆投奔爱人。

  两位历经坎坷的有情人终于在重庆成婚。“婚后,她对我很好,不仅要操持家务,还在工作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年届百岁,刘绪贻说起老伴来仍然充满依恋。由于去年摔了一跤,仅比刘绪贻小4个月的周世英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吃午饭的过程中,老先生还会时不时看看老伴碗里的菜够不够。

“自古名士多风流”,刘绪贻对记者的感慨点头默认。“结婚70多年了,从没吵过架,更没红过脸。”满头华发的周世英将其归功于性格的互补:“刘绪贻性格外向,嫉恶如仇,而我比较温顺。”

呵护学生的思想自由

  为了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刘绪贻时常站在风口浪尖上,接纳别的老师不喜欢的学生,并倾囊相授。

2012年,刘绪贻夫妇(左三、左二)与弟子们合影

  在刘绪贻眼里,年轻人可以帮助他了解时代的脉搏,“使我不至于因为年老而落后”,“我总是鼓励他们要坚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做有益于社会甚至人类的人”。

  “刘老虽没有成为博导,但这些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无数,不分校内校外,只要有求教于他的学生,他都热情接待,孜孜不倦。”武汉大学教授谭君久说,自己也曾是一位深得刘老多方指导的“编外学生”。

  这些年轻人大部分也成了他的忘年交。自1947年回国到武大任教,半个多世纪来,从刘绪贻手中走出来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数。倾囊相授、惜才重才、关怀备至,他们既是师生,更似朋友。时至今日,刘绪贻仍笃念门生,故旧不忘,时常通过电子邮件与年轻学者保持联系。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这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言。刘绪贻对此观点深表赞同,“思想应该诞生在学生心里,教师仅仅应当像助产士那样办事”。

  或许是因为长期研究美国历史的缘故,刘绪贻身上蕴藏着一种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于弟子们的选择和思想观点,刘绪贻始终保持着开明宽容以及十分尊重的态度。

  “自由实可贵。每个人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应该有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作为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但不能扼杀学生思想的自由。”为了尊重和维护学生的学术观点,刘绪贻时常站在风口浪尖上,为维护学术自由积极奔走疾呼。

  一次,弟子蒋劲松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一反当时“劳联是跟着政府走的落后工会”的普遍观点,详尽论述了劳联在美国进步运动中起的积极作用,但这篇论文的观点在答辩老师中存在极大争议,被拒绝通过。可刘绪贻却不以为然,“虽然过去中国、苏联对劳联一直有看法,但是蒋劲松的观点也说得通,他能自圆其说就应该通过”。

  在随后的教师会议上,刘绪贻更是力排众议,秉持学术自由的思想,争取使学生思想的火花得以绽放,最后论文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导师审核。而这件事也深深影响了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蒋劲松。

  刘绪贻的学生中留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不多,赵林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如今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知名哲学教授,赵林对刘绪贻充满了感激,时时以“恩师”尊称,并且逢年过节必登门探望。

  如此恩深似海的师生情,当今已不多见。1980年,正在武大读书的赵林因“潘晓讨论”名震一时。当时思想异常活跃的赵林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的公开信,其不合时世的观点给赵林惹上不少麻烦。一年后,自幼喜欢哲学的赵林报考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且考分领先。但哲学系却以“政治表现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无奈赵林被调剂到历史系,之后他又因冲撞导师而被开除。关键时刻,开明的刘绪贻接纳了他。

  “赵林非常聪明。”刘绪贻提起当年那个喜欢惹事的年轻人,仍不禁微笑,“因为聪明所以调皮,不太尊重老师的意见,不过我对这方面看得比较开。”接纳为弟子后,刘绪贻希望风波过后的赵林能够潜心学术,脚踏实地做学问。

当年的毛小子如今已经成为武大知名的教授,作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他是开讲座最多的老师,也是人气最旺的老师。刘绪贻对此颇感欣慰,指着书柜里长长的一排书说:“你看,他的书都送给我了,好多本啊!”

(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转自《中国教育报》20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