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玉申

求学

　　赵敏恒是江苏南京人，1916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与梁实秋、罗隆基、吴国桢等同学。在清华期间，他曾获得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还担任过北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译员。1923年赴美留学时，他选择新闻为专修科。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赵敏恒学习的课程有新闻理论、采访、编辑、新闻写作、社论写作、广告、印刷、资料编存、报业管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威廉博士讲述新闻学原理，历述新闻界先辈为维护社会正义、为争取言论自由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懂得了新闻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还负有崇高的使命。密苏里新闻学院不仅注重精神理念的培养，还给学生充分的实习机会。学院自己办一张日报，名为《密苏里人》，与《哥伦比亚论坛报》相竞争，学院的所有学生都是《密苏里人》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参加实际工作。每个学生从跑新闻起，直到出报止，各种工作如编辑、校对、广告、发行、印刷、社论写作，都有机会参加，这种训练是在别的新闻学校里得不到的。

　　1925年夏，赵敏恒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获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他又去了纽约，一面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系读书，一面在世界通讯社工作，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哥大当时有几位出色的新闻学教授，新闻采访教授毕色是纽约《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社论写作教授班德替《纽约时报》写社论，班德还常带赵敏恒到《纽约时报》去，向他介绍报馆内部的工作情形。一年后，赵敏恒又拿到了硕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一身多任

　　赵敏恒拿到硕士学位的同时，在世界通讯社也担任了重要的干线编辑，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工作，可他的老师却对他说：“你是中国人，应该回中国去，在美国是不需要中国人做记者的。”1927年春，英文《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的总编辑克拉克在纽约见到赵敏恒，也劝他不必长居美国，还是早点回中国去，并邀他担任导报的副总编辑。于是，赵敏恒在这年的5月离开纽约回国，进了《北京导报》。导报的一切编辑、采访、校对、排版、看大样，几乎由他一人包办，克拉克只是每天来报馆里写篇社评，处理些营业方面的事务。1928年国民党的北伐军攻下北京后，赵敏恒曾在外交部短暂任职。当时，他接到美国联合通讯社驻上海记者海里斯的电报，邀他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约他去上海一谈。他到上海与海里斯见面，几分钟里就把事情敲定了。海里斯在美侨俱乐部请赵敏恒吃饭，在座的还有英国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编辑考克斯。考克斯听说美联社请赵敏恒任驻南京记者，表示路透社也想在南京有个记者，便向海里斯提议请赵敏恒同时担任美联社和路透社两家驻南京记者。路透社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通讯社，早在1870年，路透社与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沃尔夫社、美联社曾经缔结过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其中规定路透社拥有在远东地区采集和发布新闻的专权。美联社在1926年开始进入中国与路透社竞争，但旧协定尚未完全废除，所以，海里斯也只好同意考克斯的提议，双方并商定赵敏恒采访的普通新闻都供给路透社，只有与美国有关的特殊新闻，才供给美联社。

　　英美通讯社邀赵敏恒任驻南京记者，是因为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可那时南京的通讯工具还相当落后，京沪间的电报比火车还要慢，常常需要8个小时以上。赵敏恒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京沪间新闻传递的方法。最初是利用特别快车，每天外交部有专差搭特别快车去沪，赵敏恒就与外交部交涉妥当，请部里的专差每天为他带信到上海路透社远东分社。有一次南京政府颁布新税则，电报太慢，全文太长，赵敏恒就带上新税则全文赶特别快车去上海，利用在火车上的时间译成英文，当晚到上海就全文发表，而财政部的公报，到次日才在上海发表。京沪间的长途电话开通后，他便改用长途电话向上海传递消息，速度就快多了。中英国税条约在南京签字那天，签字后赵敏恒立刻打电话给上海，5分钟后上海的电报就到了伦敦总社。伦敦外交部因还未接到驻华大使兰浦森的电报，竟予以否认，第二天接到官电后，才向路透社道歉。中波条约也是一样。波兰政府收到路透社关于条约签字的消息后，来电问波兰大使，那时公报条约的官电还没有发出呢。

1931年9月18日晚上，路透社伦敦总社接到了沈阳记者的急电，说日军进攻北大营，总社要赵敏恒设法向南京政府当局证实。赵敏恒午夜探访外交部，部方说并没有这样的消息，恐怕是误传。再过2小时，外交部才接到北平的电报，确有其事。那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所以，路透社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比南京政府要早6小时。“九一八”之后，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局势的影响愈来愈大，所以，各国对于中国的消息都非常地注意起来。路透社正式设立了南京分社，以赵敏恒为主任，这是外国通讯社第一次请中国人担任驻华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有一段时期，赵敏恒除了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发稿外，还同时担任伦敦《每日电讯报》、美国的国际新闻社和世界通讯社、日本联合通讯社、大阪《朝日新闻》、苏联塔斯社的兼职记者。一时间，赵敏恒成了国际新闻界的明星。

抢报历史性事件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遣代表团来东北进行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代表组成，英国代表李顿爵士任团长。李顿调查团到南京时，蒋介石夫妇在励志社宴请调查团，赵敏恒设法进入餐室隔壁的房间里偷听，记下每个人的讲话。调查报告书公布之前，赵敏恒又设法得到了报告书的全文。为了得到报告书，他是很费心思的。外交部方面的工作很细心，报告书交打字生时，每张打字纸都编有号码，凡用过的纸张都无法取出。赵敏恒凭他的机智，弄到了用过的复写纸，向亮光处一照，字迹十分清楚。他就靠这些复写纸，比别人早4小时发出了报告书的摘要。

　　1934年6月的一天，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忽然失踪，日方不问青红皂白，坚称藏本被“排日分子”杀害，日本大使与我方交涉时声色俱厉，日舰云集下关江面；日本媒体更是声言要对华“膺惩”，要派海军陆战队来南京兴师问罪。就在形势万分紧张之时，赵敏恒忽然接到南京警察厅侦缉队打来的电话，说藏本已在明孝陵山上寻获，惟恐交还日方后，日本仍狡赖，故约赵立刻去采访藏本，待谈话发表后，再把藏本交还日方。赵敏恒赶紧驱车前往，不料藏本拒绝接见新闻记者，表示在见到日本总领事以前，不拟发表任何谈话。赵敏恒一时情急智生，走向前与藏本握手说：“我是青年会的代表，特来慰问你。”藏本为之感动，大谈满腹牢骚，说他在中国多年，屡受排挤，长期屈沉下僚，他走的那天晚上，总领事不准他参加外交部的宴会，而派他去火车站看管大使的行李，他觉得人生无味，决计自杀，徒步出城登紫金山，然经数日徘徊山谷，求死不得，尝脱衣卧地，愿供狼一饱，而狼反惊遁。饥饿难忍时，下山至孝陵街买面吃被人发现，警察找到他时，他正在山上一棵树下午睡。这篇谈话经路透社发表后，“藏本事件”遂成为国际笑谈。《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一篇颇为幽默的短评，说我们要感谢紫金山上那些“爱国”的狼，假如它们把藏本一口吞掉了，中国人就百口莫辩了。日方对赵敏恒的报道十分恼怒，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在东京招待各国记者时，大骂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也是赵敏恒首先报道的。事变发生的那天上午，9时半左右，南京政府某要人忽然亲自打电话给赵敏恒，问他西安有无电报来？赵说没有。又问路透社在西安有无记者，是否有无线电台？赵说没有，那要人就把电话挂断了。赵敏恒越想越觉得离奇，赶紧向各方探询消息。他打电话给交通部门，问西安有无异常，对方说西安的情形不清楚，只接到电话说陇海路火车只通华阴，恐怕是兵变。于是赵敏恒在当天上午立即发出第一条电讯：西安兵变。他再打电话与那要人交换消息，告诉他“火车只通华阴，西安有问题”。那要人第一句就说：“委员长也在西安。”这样，赵敏恒就报道了最重要的情况，而且是最迅速的，又为路透社立了一功。这条特大新闻的线索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事变发生后南京与西安失去了联系，官方要向路透社打听西安的消息。但是，假如赵敏恒没有特别敏锐的嗅觉与判断，也可能与这条新闻擦肩而过。

　　抗日战争时期，赵敏恒先后任路透社汉口分社和重庆分社的主任。在重庆时，赵敏恒还担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兼职教师，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

　　1943年11月，赵敏恒随一个中国访英代表团前往伦敦，途经开罗时，飞机停留一天。他在开罗遇到了蒋介石的侍从人员和英美两国政府的要员，并了解到金字塔旁的米那别墅戒备森严，5英里内无通行证不能出入。经进一步探访得知，中、美、英三国首脑正在这里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台湾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当时已临近结束，很快就要向外公布消息，赶来采访的英美记者都写好了新闻电讯稿，已经送交开罗电报局，等候准许放行的命令。赵敏恒见开罗的邮电管制非常严密，便飞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当时葡萄牙是中立国），从里斯本发电报给路透社伦敦总社。电报发出了，但不知能否通过英方的新闻检查。结果总社很快收到，并且马上广播，立即轰动了全世界。路透社对这一国际重要会议的报道，比美联社、合众社等早了14小时。这是他采访生涯中的最得意之作。

　　赵敏恒著有《采访十五年》、《新闻圈外》、《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等书。他在回顾自己的采访生涯时，特别强调新闻记者永远不要脱离采访工作。在新闻界，每当一个记者在采访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往往被提升做主任或经理；许多记者也希望如此，以为做记者同做官一样，只要升官发财，总是好事。赵敏恒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好外勤不一定是事务人才，就算他是多面手，能跑到新闻，又能处理事务，也不应当增加他事务上的负担，减少跑新闻的时间和精力。他说自己在路透社干了十多年的分社主任，因为要处理分社事务，正常的新闻采访工作受了很严重的影响。他感慨地说：“好外勤，应当一生只干外勤；好编辑，应当一生只干编辑。做新闻记者的，不应当争名夺利，而应当求事业的成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转自《青年记者》2007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