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同班,还是同桌

2012-12-19 |

○张荣明

竺可桢与陈寅恪在复旦读书时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这两位青少年慧光毕露,彼此映照,故而也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后来的事实表明:竺、陈青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被两人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

竺可桢与陈寅恪,这两位科学与人文领域巨擘的交往足足历时有半个多世纪,至老弥笃,令人感慨。竺、陈相识交往,最初发轫于青年同窗之谊。据竺可桢在1947年记载及回忆:

  余至青年会四楼参加复旦同学会发起之李登辉先生追悼会。此事由许绍棣主持,推余为主祭。蔡竞平报告李先生生平事略,青年会干事王揆生代表来宾演说。余在复旦时间甚短,只一年,在第四班。而李先生时为总教习,即教务长,严几道及夏晋观相继为校长。余未曾有机会在李先生处听讲,但知全校师生均尊敬之而已。时在宣统元年、光绪卅四年之交,李先生新婚,与汤佩琳女士伉俪甚笃。余所知者尽于此矣。当时余同班有陈寅恪、钱智修(经字)、曾昭权,余人已不能记忆。(《竺可桢日记》第五卷,194712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卷第615-616页)

  竺可桢的回忆正确无误。三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校史组在旧档案中发现了相关记录资料:“本刊讯:最近,校史组在残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档案中,发现了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和竺可桢当年在复旦的学习成绩记录。他们当时……都是十九岁,一同编在丁班……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试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1984224日,《复旦校刊》第108期,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54页,中华书局,2010年)大师丰采果然不同凡响,青少年时代皆已头角崭露。

  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竺可桢日记》第十卷,19584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五卷79页)。由于天公不作美,历史老人没有把司马迁与张衡、司马光和沈括撮合在一起作幼时同窗伏案共读,没有提供史学大师与科学巨擘早年联桌共读的先例,因而令后人无法遐想竺、陈这两位双子星座当年同桌共读的奇妙景象。不过,这两位青少年大抵慧光毕露,彼此映照,故而也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后来的事实表明:竺、陈青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被两人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

  19364月,竺可桢在南京,曾赴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九点至总院开评议会,评议﹝员﹞缺席者周鲠生、陈寅恪、姜立夫及李仲揆四人。上午推定翁咏霓为秘书,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在君。”(《竺可桢日记》第一卷,1936416日;《竺可桢全集》第六卷第56页)这次评议会陈寅恪与数学家姜立夫、地质学家李四光(仲揆)皆未出席。此年4月,陈寅恪正在清华大学授课,故无暇南来赴会。会上增补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不久前逝世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

19368月,已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致函陈寅恪、傅斯年,托觅俞大纲“至高工、高农为国文教员事”(《竺可桢日记》第一卷,1936820日;《竺可桢全集》第六卷第132页)。俞大维、俞大纲兄弟两人皆是出身名门、富有才华的学者,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夫人,傅斯年的太太又是俞大维妹妹,彼此皆是姻亲,故竺可桢拟聘俞大纲至浙大教授国文,先要托陈、傅两人代为说项。825日,竺可桢收到“陈寅恪函”。826日,“下午接傅斯年函,知俞大纲可就高工、高农教员,即发聘书”(《竺可桢全集》第六卷第134页、135页)。

19403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因病于香港逝世。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开第五次评议会,商讨推选新院长,“五点至美专校一号晤陈布雷,遇晓峰,谈及蒋先生提出以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事,余谓恐评议会中通不过。余表示决辞浙大。七点至外宾招待所Hostel,叔永与咏霓请客,到唐臣、竹铭、陈寅恪、姜立夫、郭任远等卅人。膳后作一Straw vote民意测验投票,﹝试﹞院长人选。咏霓得21,适之20,骝先19,余仲揆6,稚辉先生、农山、孟真、君﹝员﹞武与余各得一二票”(《竺可桢日记》第二卷,1940321日;《竺可桢全集》第七卷第321页)。

顾孟余(1888-1972)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显然是一位国民党中枢要角。因此,蒋介石希望由顾孟余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顾孟余虽为高官,但在学术上并无重要创树,故竺可桢认为“恐评议会中通不过”。陈寅恪对于院长人选亦持独到见解,“三月廿一日,(陈寅恪)先生出席评议会秘书翁文灏、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晚宴。先生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临大事而不苟,充分显示了陈寅恪一贯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

  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皆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学识与风骨俱佳,并不唯国民党最高首领蒋介石马首是瞻——既然意见有分歧,餐后就试作一个“民意测验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二十一票,胡适之二十票,朱家骅十九票,顾孟余连一票都未得。

  次日,评议会正式召开:“八点,评议员陆续来,计到立夫、企孙、左之、晓峰、郭任远、焕镛、农山、步曾、淬廉、寅恪、咏霓、雪艇、骝先、唐臣、润章、子春等。院中各所长均到,惟巽甫未来。林可胜于下午始到。推雪艇为主席。行礼如仪,为蔡先生致哀。次叔永报告蔡先生逝世前得病情形。八点五十分休息。九点十分又召集会议。来宾到居觉生、陈立夫及中央党部代表杨公达。读林主席及蒋委员长训辞后,居院长及陈部长各有演说。次评议会秘书咏霓及总干事叔永均有报告。”“晚七点半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介石先生之邀晚膳。出席评议员除仲揆、缉斋、雪艇及林可胜四人以外余均到。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询余以浙大搬何处,学生全到否。”(《竺可桢日记》第二卷,1940322日;《竺可桢全集》七卷第321322页)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此次赴重庆开会的评议员,并特别与初次见面的评议员一一交谈,以示礼贤下士。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与从未谋面的蒋介石近距离相晤之际,为国家大局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建议内容在本文后半部分将会拈出讨论。

第三日,评议会成员对于院长人选进行正式投票:“九点至两路口嘉陵宾馆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今日上午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照章推三人,由国府择定一人。用记名投票法。结果咏霓、骝先各得廿四票,适之得廿票。次多数仲揆六票,叔永四票,余得两票,顾孟余一票。”(《竺可桢日记》第二卷,1940323日;《竺可桢全集》第七卷第322页)投票结果:朱家骅后来居上,得二十四票,超越胡适,与翁文灏相同。既然采用“照章推三人,由国府择定一人”之法,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18931963)即被最高当局择定为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公允地说,留德博士出身并且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较之顾孟余自然更富学者色彩,更易被学界接受,况且他还兼任对于学界经费资助具有重要作用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一职。

19411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攻占香港。竺可桢“接企孙函,谓蔡先生及骝先、叔永、巽甫之家属,寅恪、焕庸诸家,杨季璠、何淬廉、赵元任、王书庄本人,均在港云”(《竺可桢日记》第三卷,19411217日;《竺可桢全集》第八卷第204页)。叶企孙(1898-1977)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竺可桢从叶企孙来信中得知香港沦陷时,蔡元培家属、朱家骝家属以及陈寅恪全家包括语言学家赵元任本人皆来不及离开,困居孤岛,情况甚危。

  深知人才难得的傅斯年急于要救陈寅恪脱离险境,他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连发三封电报给相关负责人杭立武、王毅侯及陈寅恪本人:“重庆杭立武兄: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重庆王毅侯兄:祈电丁巽甫(西林)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26-227页)真是情见乎辞,对于陈寅恪而言,患难之际傅斯年这种人溺己溺的援救之情,真可借用唐诗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了。

后来陈寅恪得各方友人相助,总算从日寇魔爪下逃离香港,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详述困居孤岛时的险状:“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矣,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于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陈寅恪集·书信集》第8788页,三联书店,2001年)此时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吴宓,闻听陈寅恪脱离险境归来,欣喜不已,作《答寅恪》诗相慰,其中,“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之句表达了同人好友的惺惺相惜之情。

1943年年底,竺可桢从抗战时浙大的所在地遵义赴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拜访了分别多年的陈寅恪:

  至观音岩晤俞大维及陈寅恪。寅恪方自广西大学挟其夫人及三女往成都燕大。渠夫妇身体均不佳,但三女儿强健活泼。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余询以《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寅恪以为尚无定论。但法国人Chauvanne译《天官书》,曾加以注释,谓系出于印度、巴比伦Sumerian之说。又谓梁任公《说文解》及郭沫若考古著作中均有提,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并有辩论。渠对于董彦堂主张夏正寅之说,以为无根据,因殷正与外国相同,在农业社会最合理。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惟寅正并无理由云云。(《竺可桢日记》第三卷,19431218日;《竺可桢全集》第八卷第690-691页)

  这一段记载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批评顾颉刚作九鼎铭——1943227日,国民党新闻机构“中央社”在报上发表“铸九鼎呈献总裁”一文,大肆吹嘘:“自抗日军兴,全国军民在我总裁领导之下,经五年余之艰苦奋斗,卒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与英美两军,签订新约,解除百年来之桎梏,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国父之遗志,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实肇基于今日,较之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诚无多让。”(转引自《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33-34页,1943228日,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其时抗战尚未取得最后胜利,仅仅因日寇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两国要借助中国抗战力量一起组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故愿废除昔日不平等条约而签订新约——仅此而已,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却把蒋介石签订新约之举颂扬为“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这不免令人有肉麻之感。

  帝制推翻及民国建立已有三十多年,竟然还有人策划献九鼎、作铭词,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极尽谄媚之能事,这自然使得陈寅恪“惊怪不已”。

  对于陈寅恪等人的批评嘲讽,作为铭词撰写及定稿者的顾颉刚在日记中亦作了自我辩解:“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72页,1943513日)莫非公务员就一定有义务为统治者大吹法螺乎?此话似含意气之争。清夜扪心,作为有良知的学者,顾颉刚实际上亦早已对“铭词”之作深感内疚,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欣舞。献兹九鼎,实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18页,1943128日)

  1936年蒋介石五十寿诞之际,指名特邀陈三立、陈衍及吴梅各作一诗,以表庆贺(见《吴梅日记》下册第795页,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三日〔阴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陈是晚清诗坛领袖,吴梅是词曲领域一代巨擘,皆声名卓著,但终究是旧派人物。况且是国民党政府中枢机构慕名主动邀请,则两陈一吴为其党魁应景作诗,敷衍一下亦未尝不可。顾颉刚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无疑是与旧派人物迥然不同的新潮学者。顾颉刚当年协助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与复古派刘师培诸人主持的《国故》相抗衡。顾颉刚自称:办《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我们要改造社会”(《致傅斯年(二)》,载《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80页,中华书局,2011年)。既然是以“改造社会”自命的新潮人物,岂能轻率复古循旧作鼎铭,较之守旧派走得更远?这自然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非议。以顾颉刚之聪慧,岂能不知为新古董九鼎作铭辞会受到学界清议之侧目讥嘲而承担个人名誉之风险?仔细阅读完十二卷《顾颉刚日记》之后,笔者认为:这其中有形格势禁、环环相扣的种种复杂历史原因,绝非在此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或将在一篇评述顾颉刚人生历程与平生抱负的长文中才能阐述明白。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干地支的别称起源——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天干地支记年,秦汉之时,对于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却另有别称。《尔雅·释天》记载:“太岁在甲曰阏逄,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援此而论,后世强充博雅故弄玄虚者,可以把甲子年写成“阏逄困敦”,把壬辰年名为“玄默执徐”——这样一套佶屈聱牙的暗码系统,较之明清秘密教门隐晦的江湖切口,绝不逊色。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大史家司马迁对于这套暗码系统还要升级换代,另作改动。宋人洪迈指出:“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自后惟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逄为焉逄,旃蒙为端蒙,柔兆作游兆,强圉作疆梧,著雍作徒维,屠维作祝犁,上章作商横,重光作昭阳,玄默作横艾,昭阳作尚章,此乃年祀久远,传说或讹,不必深辨。”(《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五《岁阳岁名》)

  这套怪异暗码的起源发明似乎已成千古之谜。当竺可桢向陈寅恪请教“《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焉□”应写作“焉逄”——笔者按)时,陈寅恪的回答是“尚无定论”。但渊博的陈寅恪向竺可桢提供了中、法、日三国学界研究这个专题的几条线索:一、法国人译《史记·天官书》时认为这套暗码源自印度、巴比伦;二、日本人新城新藏著有《东洋天文史研究》一书,认为这套暗码源自中土;三、国人梁启超、郭沫若的著作对此亦有涉及。毋庸讳言,陈寅恪提示的这几条线索对于竺可桢撰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个问题是讨论古代历法——陈寅恪接着还谈到关于古代历法中的“三正问题”。相传夏朝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殷)朝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概言之,即夏建寅正,殷建丑正,周建子正。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字彦堂)撰有《殷历谱》一书,信奉夏建寅正之学说,陈寅恪认为“无根据”,而殷建丑正“在农业社会最合理”,周建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一年之后,陈寅恪在“与董彦堂论年历谱书”中重申他本人的这个观点:“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46年,在重庆的竺可桢赴中央研究院,“遇汪戢哉与萨本栋。萨于昨始抵此……又谓适之患心脏病,元任拟回国,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竺可桢日记》第五卷,1946417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卷第98页)。萨本栋(19021949)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此时萨本栋刚访问英、美两国归来,遇见竺可桢顺便谈起在海外的三位老朋友近况。

  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语言组研究的赵元任(18921982)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1938)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偕全家前去讲学。光阴荏苒已过去八年,日寇已经投降,国内百废待兴,萨本栋听说“元任拟回国”。然而1947年正当赵元任整装归国之际,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要求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素来不愿搞行政的赵元任婉言谢绝此邀,就此决定推迟回国,应聘在加州大学任教,自述:“在回国的途中路过加州,结果‘路过’了三十多年。”(赵新那、黄培云著:《赵元任年谱》第29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此处“衡恪”,应为“寅恪”。系竺可桢笔误。大画家陈衡恪(字师曾)已于1923年逝世,而其弟陈寅恪因眼病于1945年秋受邀赴英治疾及讲学。此年1027日,赵元任与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从纽约飞往伦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会。赵元任“在伦敦的24天,除了参加会议还安排了参观和访友。两次看望正在英国治疗视网膜脱落的陈寅恪”(《赵元任年谱》第283页)。19464月,陈寅恪在英治疗无效,于是“乘轮绕道北美,再试医治。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方,遂不登岸,泊舟纽约。四月十九日午后,赵元任、杨步伟伉俪,及周一良、杨联升诸生登轮探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234页)。

  中年失明,陈寅恪自然感到非常痛苦。他曾作有《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其第一首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5页)诗意凄绝异常。纵观陈寅恪一生,饱受战乱,历经坎坷,其中1945年失明与1938年失书可谓两大灾厄。“先生于戊寅(一九三八)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满装砖块),其中多有先生批注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9页)这些批注本凝聚了陈寅恪前半生许多心血,皆是学术半成品,稍加撮录整理即可斐然成文,如今飘零散佚,付诸冥冥,加之后来这位史学大家失明目盲,已无可能大规模从头收拾学术旧江山,使人不禁感叹“天公未佑陈寅恪”之余,且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憾。

转自《东方早报》20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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