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春阳

李长之先生

一

　　前些日子在旧书摊上，见到一部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32开竖版繁体，书的品相不好，封面封底皆不存，正文还算首尾完整，枯黄的纸张已非常脆弱，不知在哪里被保存了整整70年，又阴差阳错地进入流通领域。这部书的德文原著初版于1922年，中译本是依据1932年第二版翻译的。据译者李长之介绍，他从1934年开始翻译此书。第一章译于北平，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二期上；第二章、第三章译于济南，时在1936年1月，分发于上海《文学时代》和南京《文艺月刊》，译者说:“发表是发表了，我却不相信有人看。”第四、五两章译于1937年春人心惶惶的北平，后两章及跋文、附录译于1940年，空袭中的重庆。六年辗转三地，译完后写就《译者序》寄至香港，香港随后的沦陷，却使书稿没有了下落。译者请人重抄一遍之后，1942年终由当时已迁至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印出。

　　翻译工作前后八年，历尽艰辛，虽于战乱之间，译者却极端认真，撰写了三百余条详尽的注释，其中人名二百余条，术语一百余条，注释六万余字，加之中西文索引，译者实在是照着一部文学小词典去编的。今天理论和哲学界的许多热门人物都在那部70年前的书里露过脸儿，如洪堡特、西美尔、狄尔泰、施莱格尔兄弟等。值得称道的是，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如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古典精神等等，译者阐释和定义的独到眼光和准确性，超过今天流行的一些说法。以今日的眼光看去，这实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基础性著作，译者认为其“周密和精确，又非常深入，对一般问题，往往直捣核心，有形而上学意味”，理应成为后来文艺理论学科建立和生长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下这么大功夫的一部译著，却长期不为人知，1942年后没有再版过。文艺理论界，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有人提及，直至2006年重新排版，收录于《李长之文集》第九卷。时隔60多年，又以十卷套书的形式面世。

　　二

　　译者李长之(1910－1978)本名长植，自署长之，山东利津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1935年毕业。他以自修精通英文、德文，能阅读法文、俄文、日文，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曲折，且对这传统有很深的信心。他崇尚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和李白，对德国狂飙运动一生未能释怀:“照西洋的方法，开中国的宝藏，这是这一代的中国人的义务”。

　　吴组缃曾说，从前讲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中国凡有报纸刊物的地方，都曾刊有长之的文章。李长之1945年在《我的写作生活》一文告白:“在战前，我大约写了二百万字，在战时，也约略写了二百万字。”说这话的时候，作者不过35岁，做批评家的志向已确定，且终生未改。除了翻译外国文论和著作之外，李长之对中国古代的作家也持有精彩的评议，这个名单包括: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左思、潘岳、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李清照、关汉卿、汤显祖、洪昇、蒲松龄、杜甫，理论家当中有章学诚、刘熙载、王国维及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连林纾和张资平这样向来被看做是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的人物，他也能够认真地对待，写出的评论，超越那时普遍的见识。1940年所写《论林纾及其文学见地》说:“就一个文人所应有的性格论，林纾是全然无缺的。诚实，热狂，而独立不屈！”

　　20世纪40年代，兵荒马乱，却是李长之写作的黄金时段，30至40岁，十分多产，在不到十年里，除了在大学教书、编辑报纸副刊、书写大量书评外，他著作和翻译出版了15部书:1940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1年《西洋哲学史》、《波兰兴亡鉴》，1942年《星的颂歌》、《苦雾集》、《批评精神》、《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1943年《德国的古典精神》，1944年《我教你读书》、《北欧文学》、《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5年《歌德童话》、《梦雨集》，1946年《韩愈》，1948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在我的藏书里，有一套1954年出版的李长之所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略稿》，起于古代神话传说，止于宋词，篇幅虽不大，却多有真知灼见。

李长之著作

　　三

　　李长之1941年所写《孔子与屈原》一文，有这样的文字：

　　——在文学上孔子的影响是闲适，也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那样的闲适，在这方面，于是我们有陶潜，有白居易，有辛弃疾，有陆放翁。屈原的影响却是感伤和悲愁，我们有李白，有李义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日暮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鹦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多多少少都有屈原的影子；虽然李白说愁仍有豪气，李义山伤怀已入于脆弱和委屈了。

　　——代表孔子精神的，是那样整整齐齐的《诗经》，代表屈原精神的，是参参差差的《楚辞》。——这两者是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两大基石。

　　——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彝鼎，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

　　——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雄肆而流动，奇！

　　——以绘画与音乐比，屈原是绘画的，他有所铺张，他那里有优美的色彩，他自己也能欣赏画，所以看着那楚国先王庙宇中的壁画便作《天问》了。孔子却是音乐的，他的精神是凝聚的，是向内收敛的，他那里有刚健的韵律，他所欣赏的是音乐，所以听《韶》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DerGeist)，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DieSeele)！

　　对于孔子和屈原的理解，并非不可商榷，但这种激活历史，让他们现身当下与我们血脉相连从而指示自身来龙去脉的批评意识，却是珍贵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一出耀眼如明星，那些思想言辞似乎不是1949年之后的语境中产生出的，读李长之写于1941年的《孔子与屈原》，才晓得作者并非没有依傍。

　　四

　　李长之对于国人做学问有尖锐的批评，“我再说中国学者的第三个缺点吧，便是胃太弱，心太慈。因为胃弱，所以不能消化硬东西，因为心慈，所以不能斩钢截铁。治学要狠，要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要如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要分析得鲜血淋漓；万不能婆婆妈妈，螫螫蝎蝎。所以我说，应该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赞成脑筋永远像豆腐渣一样，一碰就碎。”这种“理智的硬性”，至今是否建立起来了呢？李长之曾为青年开出过一个书目。1947年他写过短文《好书谈》，“古今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这七部书，皆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也是理解他思想来历的一个指针。

　　1934年，年仅24岁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李长之写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我们也需要来一个彻底的考核。到底具有什么优长，我们该利用之，到底有什么缺陷，我们该补救之，到底有什么特色，关系到我们中国人一般的思想方式，表现方式，以及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该发见之。

　　在从前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是简单的，现在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其中包括无数的问题，例如文言白话的分别何在，到底是史的先后呢，还是口语同笔写的相异呢？抑是艺术的与实用的差别呢？文言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如何的地位，我们当如何去看，文言文到底有没有优长，倘如是有的，那么优长又在哪里。果然是有优长的，则我们是抹杀不掉的，即使要抹杀，也要有一种代替那优长的东西。单以优长论，究竟在美学的意义上是如何的，在表现中国民族之精神的、文化的意义上又是如何的。最后，如何造一种新的优美的中国文学的工具，这都是在检讨的范围之中的。

　　我们从估价中国文学的工具，估价中国文学的内容，并估价中国文学的形式，以谋中国文学的建设的基础。以文学及文艺为对象，适用并建立文学美学、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工具问题，形式问题，都关连于内容的，内容却关系于整个文化。我们是必须把研究中国文学的事纳入体系的学术的轨道，从世界性，整个性，窥出那文化价值，从而批判之，改变之，由中国文学的新建设，以备人类的美丽健康的文学采择的！

　　据他的学生于天池回忆，有一次长之先生讲屈原，讲着讲着，泣不成声，整个教室一片肃然。

转自 人民政协网 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