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贺麟（1902-1992），原名光瑞，字自昭，成都金堂县五凤溪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6年赴美国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求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黑格尔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课清华大学。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

五凤溪飞出哲学宗师

作为梁启超的学生，任继愈的老师，贺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和翻译家之一。贺麟生于清末，早年受蒙于儒学传统。后考入清华学堂学习7年，深受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名师影响。再后留学美国德国，尤其对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深有所得。贺麟学贯中西，在译介西方经典著作方面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之父”，而且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贺麟就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贺麟出生于成都金堂县五凤镇杨柳沟村的一个士绅家庭，近年已于杨柳沟左岸，背靠龙泉山脉梅子岭，照原样修复重建了“贺麟故居”。故居原为土木结构，始建于清咸丰年间。推开大门，走过通道，祠堂门上方有一旧匾：“诗书传家”。贺麟出生“书香门第”，曾祖父为清道光贡生、祖父为咸丰朝监生，父亲贺松云，为晚清秀才，当过当地学董。贺麟生于贺氏，长于五凤，授业北大，哲育中国。当地有人作诗：“五凤溪边引兴长，春花秋实沁心香。青山绿水偏多意，此地有人添国光。”贺麟是李劼人、巴金之外，成都为中国当代文化贡献的又一个大师级杰出人物，成都文化的又一个标杆。

作为贺麟先生家乡的成都人，本报记者对在大陆的贺麟学生及后辈做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并于去年9月专程赴台湾采访了贺麟的四弟贺蕴章老先生，了解贺麟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我们感兴趣的是，贺麟是怎样从五凤溪山沟走向世界成为一代大师的？

15岁考入石室中学

2011年9月9日，我们在基隆有幸拜访了贺蕴章老先生。贺老先生听说家乡人来了，派儿子贺前泰先生当晚开车来台北酒店接我们。一上车，60多岁的贺前泰一口四川口音让我很吃惊。他说：台湾的四川人多得很，我们从小就说家乡话。

贺蕴章为贺麟四弟，1917年出生，去年已95岁高龄，但坐在沙发上腰板笔直，一坐就是两个小时，老人身体健康。他说小学毕业他就离开家乡五凤溪，跟随大哥（贺麟）在北京念中学，那时大哥刚从德国回来在北大教书。后来抗战爆发北大内迁云南，他又追随大哥报考了西南联大外文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受爱国心驱使，大哥支持他考入战地服务团译员班，被派往中国远征军新28师83团赴缅甸抗日。后来远征军败走野人山，该团2000多官兵，大多暴尸荒野，回到国内不到200人。作为幸存者他随后加入空军抗战，最后在台以空军少将军衔退役。

说到70年前那段战史，贺老谈兴甚高。我们拿出刚修复的故居照片，看到老院子，看到大门前的石阶，还有屋脊上的“福”、“禄”、“寿”三个泥塑，老人连说：“对对对，那是原来的石阶、屋脊。”老人说：“祖屋有60多间，全部是土墙，天井很大，右边的花园叫映秀斋（音）。”

我们希望老人摆一些贺麟少年时代的逸闻趣事。他说：我大哥15岁就离开老家，考入省立成都石室中学了。贺家是五凤的大姓，我们这一门由祖父掌管，祖父上过私塾，但是很开明，父亲童试考了秀才，爷爷不肯让他去考举人，他就回老家，研新学，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大哥8岁入私塾读书，父亲就教他读《朱子语类》、《传习录》。听父亲说，爷爷要亲自过问大哥的学业，后来大哥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在学校作的文章，爷爷必亲自过目，每次考试的诗文，都要大哥背给他听。

贺蕴章说：大哥的记忆、思路、国学功底，后来都卓尔不群，都是从小深受儒学的浸润。后来到成都石室中学，大哥主学宋明理学，普通科成绩平平，国文科锋芒大露。国文老师说他，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

我曾经登上“贺麟故居”的寨子山，沱江之畔的五凤古镇尽收眼底，境内山势屈曲，远眺山如奔马。五凤之间有小溪，终年水色清澈，故名五凤溪。我在想，对贺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个承接儒学传统，严于教训子弟的士绅家庭。少年贺麟虽身居僻地边鄙，但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遥见了山外之山。那时贺麟就说过：“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贺家人说：仅贺麟那一辈，贺家就为国家培养出贺麟（清华）、贺玉阶（北大）、贺守之（北大）、贺蕴章（西南联大）等高才，而贺麟则成为一代哲学宗师。

奔赴有黑格尔的德国

18岁，贺麟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接受7年的高等教育。次年梁启超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吸引了贺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来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给后来贺麟创立“新心学”以深刻的影响。

吴宓在清华开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贺麟与张荫麟、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

那时的贺麟，可谓遇到了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的文化危机，思想产生于危难之际，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潮涌而来的西方哲学，与中国自家的儒家哲学相沟通，让浸透儒释道传统的中国头脑能够真切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精髓。

贺麟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的学术理想就是让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原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他主张，要真正打通中西哲理，必须从“大经大法”处入手，也就是首先要领会西方哲学的正宗大统，这在他看来就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经典理论，让它与中华的正宗，也就是儒家传统相遇，在对比互激中达到相知，由此才会产生跨文化的深远哲学效应。

25岁，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贺麟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人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赴美国求学，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的正宗。29岁，在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贺麟婉谢哈佛要他继续读博士的挽留，奔赴有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

提出“新儒家”概念第一人

贺麟的“新心学”创立于上世纪40年代，这是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贺麟看来，经过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但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展人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贺麟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表面上看似乎是坏事，但实质并非如此，“西洋文化学术上大规模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它给了儒家思想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贺麟回国后长期在北大从事西方古典哲学教学，是中国现当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译介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哲学家，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又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

贺麟将“新心学”冠之以“现代新儒家”之名，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与其他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颇不同的是，贺麟的“新心学”不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的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新心学”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发展自身，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便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贺麟起到了一种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作用，使西方文化的“华化”成为可能。

东方黑格尔之父

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一个思想轨道，贺麟崇尚的“唯心论”无法发扬延续。但对于贺麟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所以黑格尔是被允许翻译的，但一波波的运动窒息了他的思想。

1955年以后，贺麟被调离北京大学，他的学术活动以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著作为主。特别是“文革”，他身遭迫害，到干校喂猪烧水。但是整体观察贺麟一生的学术思想，值得后辈学人景仰的东西是哪些呢？

高全喜认为：其一，贺麟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之父”，特别是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他翻译的黑格尔众多哲学术语，比如有无、对立、统一、一与多、差异、扬弃，等等，已成为大家共享的专业术语，这是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

第二，贺麟被中断了的“新心学”的思想文脉，还没有为学术界充分认识。就当代中国思想界前景看，贺麟半世纪前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孕育之中，这正是贺麟的远见卓识。我们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

（记者 梅柏青）

转自《成都日报》201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