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蓓

　　1月11日，打电话给黄先生，本已作好了等待的准备,没想到刚接通几秒，就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年过九旬的黄先生那颇富磁性、不疾不徐、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黄先生在电话那头展现出的精神状态让人不难理解虽被家人要求尽量减少外出，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工作：电话沟通天天有，客厅常为会议室，每天工作4小时……

　　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11年11月29日，被称为“中国哲学界一面旗帜”的北大资深教授黄枬森迎来自己的90华诞，由他领衔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成立，同时《黄枬森文集》首发。这不仅是一份厚礼，更是黄先生多年的心血结晶。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进行的主要哲学创新，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为一条红线，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熔为一块整钢，更好地体现“创新哲学，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

　　哲学的科学化是黄先生终其一生的理想，也是他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哲学紧密相连，哲学之路就是他的人生之路。在哲学的精神家园里，有着他的满足与不满足：精神上的富足让他感到满足，而学海无涯同时让他感到无法满足。回顾过去，坚持“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黄先生在这条人生路、哲学路上，也曾经历低谷，但曲折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更加执著于对理想的追求。正如黄先生所言：“我不在乎人们说我"左"还是"右"，我只坚持我所追求的真理。”

黄枬森近照 （王天天 摄）

　　哲学之路的前奏

　　黄枬森与哲学结缘的命运，在少年时便现端倪。

　　自明代起便享有“才子之乡”美誉的四川省富顺县，是黄枬森的故乡。1921年，黄枬森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黄文杰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书画文章颇有名气，以任教私塾为主业，兼做小吏，还是镇上的一位儒医。

　　在父亲的安排下，黄枬森五六岁便开始读私塾，一读便是五六年。其间，在老师及父亲的指导下，饱览群书。到了10岁，他的文学修养已经颇深，曾以亲身经历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描写几百只船出行的壮观景象以及沿途风光，令其父大加赞赏，认为如果在前朝，能作出此等水平的诗文，已经可以考上秀才了。

　　1936年春，黄枬森读了两年高小后，父亲被邀请到大山铺乡当私塾老师。黄枬森也随父亲一起去了。在这个特别的私塾里，学生的年龄和水平都比较高，先生教学生读古文，做文章。虽然黄枬森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半，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虽然黄枬森自认那时不知哲学为何物，但这种训练培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这种兴趣在他的高中时代变得更为浓烈。

　　哲学就是要探索宇宙的奥秘。宇宙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规律如何？这就是世界观。哲学还要探索人生的奥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生活才算有意义？这就是人生观。高中时代的黄枬森便开始思考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慢慢地，哲学成了他的研究志向。

　　高中时代，黄枬森还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以及一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定的兴趣。黄枬森从艾思奇、潘梓年等先生的著述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哲学与自然科学虽分属文、理两个天地，但二者关系其实非常密切，不懂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哲学。研究“新哲学”不能没有物理学的基础。

　　黄枬森的兴趣正是在“新哲学”方面，在他看来，哲学可以自修，但作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有基础地位的物理学，靠自己啃书本就不行了。因此，高中时期的黄枬森对物理学非常重视，他用勤奋、刻苦克服了动手能力不足的缺点，加之读小学时打下了一定的理科基础，他取得了所就读的蜀光中学的物理竞赛第一名。1942年，黄枬森考取了有亚洲第一美誉的西南联大物理系。

　　进入大学后，黄枬森很努力，但成绩中等。他不喜欢实验和繁琐的数据。他意识到自己的强项不在实践而在理论研究。他想，学习物理本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是想为将来学习哲学打下自然科学基础，不如干脆及早改学哲学。大学二年级，他便转到哲学系学习。

　　虽然没能按照原先的设计先读完物理学再转读哲学，但在物理系这一年，可以说是黄枬森通往哲学之路的前奏。他学到了“手脑并用”、“系统思维”、“全局把握”等理科研究技巧。他曾回顾说：“我在物理系学习了一年……从实验中得到了科学的锻炼。我经常在反思，我至今坚持不渝地走哲学科学化的道路，恐怕同我受过一年的物理学训练有一定关系。”

　　从那时起，黄枬森的哲学梦想正式扬帆启航了。

　　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2年，黄枬森已经对学习哲学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不搞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走一条从物理学到哲学之路，即走一条哲学的科学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转到哲学系后，他对西方哲学很感兴趣。因此，他在外文上下了不少功夫：英语，不用字典就可以阅读专业类书籍；德语，借助字典可以看书；法语，已经入门。解放后，他还学了俄语。

　　黄枬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则相对曲折。在西南联大哲学课程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老师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没有老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抗战胜利后，他选择了北大。北大的情况有些不同，如果有老师在课堂上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就去听课，比如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课下，他就通过参加读书会和自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那段时期，黄枬森的思想完成了一次质变。“尽管我在进入联大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已略有所知，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有所认识，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群众。联大民主精神的熏陶使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抗战胜利之后发生的“一二一事件”，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等更是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大大影响了他的政治倾向。他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一文中写到：“我虽然没亲历过抗日战争前北大民主运动的洗礼，就是解放前这短短的六七年，北大的民主思潮也犹如一股炽热的铁流烘烤着我，最后使我熔化进去。”

　　1946年的整个暑假里，黄枬森在家乡和一批热血青年合办了一张犀利的石印小报，抨击当地弊政，一个多月后，因受到各方压力停刊。他作为主笔加主编，遭到当局驱逐。当他来到北京大学时，学校的民主运动已经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黄枬森立即投入这全新的生活。他参加了多次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活动，还参加了北大地下党外围组织“腊月读书会”，在暗地里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在读书会里，他再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48年，黄枬森加入地下党，本来打算去解放区，但组织认为，解放在即，他更应该在北平准备迎接胜利。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黄枬森考上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解放后，他的专业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时间里，黄枬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初步成果。

　　解放初期，我国急需人才开展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就从苏联聘请了几百位专家，进入一些高校，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和研究。黄枬森于1951年秋由学校保送到人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学习，学习持续了一年半，这让他收获很大。

　　1953年春，他中断了在人大的进修，被召回北大为正在北大讲学的苏联哲学专家当助手，协助他们培养研究生。当时，北大还请了一些北京的哲学家来北大办讲座，如艾思奇、胡绳等，他也当过他们的临时助手。正是从那时起，黄枬森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为终身事业。

　　那几年里，黄枬森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参加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并开始发表文章。从1954年到1958年，他曾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当编辑，先后协助金岳霖和郑昕两位主编抓全面工作。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刊物，对于哲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苦难显才华

　　1958年至1978年，是黄枬森人生中最曲折的20年。他先是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打击，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黄枬森于1958年8月被定性为“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9年春，他又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革”开始。北大哲学系被卷入政治动荡的漩涡中。黄枬森被定为“漏网右派”。1968年，他被恢复了普通革命群众的身份，但直到1978年才恢复党籍。

　　在这动荡的20年里，黄枬森带着心痛在反思，反思北大、反思中国、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性格中的乐观精神使他尽管在如此逆境之中，仍然能够笑对人生、勤奋治学。

　　1959年，一批被视为“不宜授课”的教师被安排到哲学系资料编译室工作，黄枬森被“清除”出党后担任该室负责人。其间，他开始了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著作，是由列宁的许多笔记编纂而成的。其大部分内容是摘录过去哲学家的言论，列宁在这些摘录的旁边作了批注，多数是三言两语，但包含很多重要且精彩的思想，可这些思想都没有展开，更没有加以系统化。因此，要读懂列宁的《哲学笔记》是比较困难的。上世纪50年代，这本书就已经翻译出全译本，但是没有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辅助读物。

　　中国人有“注释”的传统。那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想把《哲学笔记》读懂，就得先把列宁的摘录读懂，但是前人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1960年左右，这项注释工作被黄枬森组织并开展起来。有几个搞西方哲学的老师也在编译室，外语能力较强，于是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把相关的书一本本找出来。这样，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项工作完成了，共50多万字，分为2册，上册曾在内部铅印交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才公开出版。

　　注释工作进行得相当扎实，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工作者读懂并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起了很好的作用。黄枬森也成为了研究《哲学笔记》的专家。

　　1962年，哲学系要开《哲学笔记》课程，教师们都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有人提议由黄枬森来讲，哲学系竟破例同意了。这门课程是给北大哲学系五年级学生讲的，可见其难度。黄枬森连教了3年。《哲学笔记注释》的编写和后来的3年教书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很有作用。列宁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成为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重要特色。

　　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总理认为，学校是对学生进行基本训练的场所，不能把应用与系统学习对立起来，不能需要什么学什么，主张恢复系统学习。趁此良机，黄枬森向哲学系的军工宣队建议集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准备在哲学系开设这门课程。该提议得到了批准。黄枬森和几位教师集中到一起开始编写，一年多便写成了初稿（只写到斯大林）。由于有这些准备，北大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出了马哲史课程，成为我国最早开设马哲史课程的高校之一。

1978年，北大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黄枬森的处分被取消了，党籍得以恢复，党龄也恢复了，并担任了马哲史教研室的主任。正是他在这曲折20年中的勤奋与坚持，为他日后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5年，黄枬森与妻子在北大校园。

　　致力于哲学科学化

　　如果说从在哲学系开始读书到1978年是黄枬森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另一个阶段当数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1978年，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大环境宽松了。在这30年里，他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马列的哲学思想有所发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按照哲学科学化的道路和“哲学是科学”的中心思想，他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逐步细化，落到实处。他曾把自己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工作综合起来，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和文化学。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建设者，黄枬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必定会受到某些限制，从而有需要发展、修正或者丰富的地方，应该有一门科学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理清这些思想的发展，来评价历史上提出来的哲学思想的功过是非。他不仅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还与庄福龄、林利任主编，历时13年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它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最，而且是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著作之冠，更是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最系统、最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巨作。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学术成果和他提出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评价中国哲学界的成就时这样写道：“通过黄枬森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实际上在中国学界形成了一个探索列宁辩证法思想的完整学派。”

　　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亦有所成就。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经典作家那里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黄枬森则有自己的看法：一是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应抱一种坚持和发展的态度，既要肯定它的科学性，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六部分组成，辩证唯物主义是其总称。三是认为哲学范畴的展开应该从抽象逐渐走向具体，整个体系应按照这个原则来安排。

　　黄枬森还是中国人学研究的开拓者。黄枬森在67岁以后，呕心沥血10余年，和同事们一起，从零开始在中国创建起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从最初的“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到相对独立的人学学科建设，从有关人和人性的核心范畴界定到人本身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主体性及其原则的科学论说到人学基本框架的严密设计，他都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随着中国人学研究经历从无到有，到兴盛的发展历程，黄枬森教授的人学思想也在长年累月的孕育、积累中逐步走向系统化。他不仅是人学研究的开拓者，而且在中国人学界树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旗帜。

　　黄枬森还十分关注国际的文明冲突论、文化帝国主义论、国内的文化热、现代新儒学研究及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他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是黄枬森及其同事们的一项有意义的科研成果。黄枬森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思考，以科学态度来研究、讨论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这种思考处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体现出科学、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不过，总体上来说，黄枬森认为，他并没有所谓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它和任何科学一样，是集体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师表育后人

　　2006年时，黄枬森的女儿黄萱说：“我父亲10年来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有学术会议邀请，他从不推托。有时我劝他，这么大年纪了，有些小规模的学术会就不要去了，可他却说，就是这样的小型学术会上，大家发言最自由，最容易产生新思想，参加这样的讨论才能学到东西，一定要去。”

　　他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王东曾形容85岁的黄先生为“小学生”。他说：“先生每天勤奋学习，总是能发现新问题。”

　　进入21世纪，黄枬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之道”，在撰写文章与学者们交流讨论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主持完成了由全国哲学界48位专家共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

　　对于创新，黄枬森有他自己的看法。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

　　为什么黄先生至今仍在学术上具有创新能力？他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志尚这样解释：因为他是个“无私者”，他的头脑从不被名利、得失牵绊，情绪轻松，身心健康，思维灵敏清晰。“这就是所谓"无私者无畏"，无畏者才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因为黄枬森在学术问题上，最乐于与人讨论，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但又坚持对事不对人，在生活中与不同学派的学者相处融洽，大家称黄枬森为“三宽先生”，即“治学宽广，待人宽厚，脾气宽和”。

　　凡是黄枬森领导下的学会，在他的感召下，成员总是相处和谐，从不会出现“文人相轻”的情况。陈志尚举例说，当年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时，黄枬森任第一主编，带领全国50多位学者工作。这些学者分属不同学派，观点多有冲突，且都是国内一流专家，让他们默契配合不是容易的事情。黄枬森平等待人，学者们心悦诚服，在他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历经3个“五年计划”，终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顺利编写完成，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黄枬森虽是全书第一主编，却坚持与大家平分稿费，绝不多拿一分钱。

　　黄枬森的治学精神也令人感佩。他坚持从来不讲自己不懂的，讲出来的一定都是自己想清楚的问题。有些问题谈不了就不谈，绝对不会乱谈。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追风，不赶时髦，特别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心态去学习、生活和工作。作研究时要讲求"理论良心"，实事求是，不耍花腔，不搞花架子，不哗众取宠，更不能作假，不能剽窃。”黄先生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在学术上从未作假，并一直这样要求着自己的学生。

　　黄枬森的为师之道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听黄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是北大学生对黄枬森讲课的评价。他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把玄秘深奥、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通俗、生动、朴实，有如阅读一本常识书，总能吸引各色各样的学生与听众。他认为，最应该向学生传授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正确的人生追求。所以，黄枬森对他的学生虽不严厉，却要求很高。他告诉学生，要出高水平的东西，就一定要敢于从根本上突破和超越。

　　黄枬森不仅对他自己的学生照顾有加，有不相识的年轻学子向他求教，他也都耐心解答。一次，两个学生到黄枬森家里请教问题，尽管他们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黄枬森还是和他们热情地聊了近两个小时。社会上一些爱好哲学的退休老人也常找上门来与黄枬森“争辩”问题，黄枬森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讲完，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女儿黄萱担心黄枬森的身体受不了，说“上门讨论的人你要是不能拒绝，我来帮你拒绝”，可黄枬森坚决不同意。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师精神，学人典范”，黄枬森80岁生日那天，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代表黄枬森所有已毕业的博士生送上了这个条幅，表达了学生们对黄枬森崇高师德的感怀和敬仰。

　　北大党委副书记杨河评价黄先生是北大的师德楷模。杨河说：“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既有中国传统关于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理念的历史积淀，也有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教书育人、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宽厚谦让、甘为人梯的师德精神风范。”

　　去年11月29日，黄枬森刚刚过了90岁生日，虽然年岁已高，但哲学仍是他的生活重心，他仍然坚持写作、研究、发表文章、参加会议。

　　这不禁让人想起黄先生曾于2000年应邀为《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题词：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干戈止息，四海弟兄。

　　安居敬业，其乐融融，绿色大地，郁郁葱葱。

　　科技发达，人寿年丰，精神高尚，礼让成风。

　　言为心声。这是人类的千年憧憬，也是黄枬森的理想与追求。

　　（图片由黄萱提供）

1987年，黄枬森（中）在列宁格勒。

　　他的岁月

　　黄枬森，90岁，四川富顺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学会名誉会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在列宁的思想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研究领域均卓有贡献。

　　1921年，生于四川省富顺县；

　　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

　　1943年，转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

　　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进入哲学系读研究生；

　　195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

　　1981年至198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81年始任博士生导师；

　　1981年至1996年，任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1983年至2000年，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1991年起，任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

　　1998年起，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1年起，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中国马哲史学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

现任中国马哲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北京市哲学会名誉会长。

转自 中国教育报 201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