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汉族，1921年11月29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1942年进入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3年转入哲学系学习，抗战胜利各校复校后，于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年毕业后进入哲学系作研究生，195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1981—198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会长；现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有：《〈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问题中的哲学》、《哲学的足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人学的足迹》、《黄枬森自选集》、《哲学的科学之路》等。
我走上哲学的科学之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哲学的科学性质的怀疑。
1939年秋我进入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中学习，在课外阅读时开始知道除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之外还有叫做哲学的学科。我的哲学启蒙读物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者明确指出，哲学就是本体论、世界观，有正确的哲学和不正确的哲学之分，正确的哲学是真理，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正确的哲学，等等。这本书通俗易懂，用日常生活中人所共知的事实和浅显的科学道理来阐明它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后来我又读了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如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当时我认为并非任何哲学都是科学，但哲学可以是科学，其基本性质与正在学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是相同的。但这种观念在1943年我转系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后就逐渐被抛弃了。
进入哲学系学习的课程中有一门叫《哲学概论》。顾名思义，这门课应该像普通物理学或物理学概论这类课一样，讲授些公认的物理学基本理论，但哲学概论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历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流派的观点，因为没有公认的哲学基本理论，只好讲启蒙各派的基本理论。概论老师是康德专家郑昕教授，他把康德哲学讲得很细，也讲得很多。我一时觉得大开眼界，不仅感到过去对哲学所知太少，而且感到不了解康德的认识论就不认识哲学的真面目。由于对康德的信奉，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偏向西方哲学，毕业论文以康德的时空观为题，毕业后又成为郑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不过，我虽逐渐抛弃了哲学是科学的观点，但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仍然在我的脑际萦回。大学课内，无论是老师讲的还是参考书写的，均无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但课外仍有所接触，特别是北大复原回到北平以后，我有更多机会接触进步书刊，还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觉得哲学的科学性质不能根本否定。但康德的说法——认为关于宇宙、灵魂（生命）、上帝的那些论断是既可以肯定又可以否定的（二律背反），难以反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流派所持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像康德哲学那样复杂，似乎更难以反驳。就是在这种深深的迷惘中我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第二阶段是对哲学的科学性质的探索与确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原被打入地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全校学生必学的课程，我以研究生身份担任理论课助教的工作，我的专业也开始逐渐从西方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我重新接受了哲学思想有正确与谬误之分，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但如何论证这个观点，如何反驳自在之物不可知论，在我思想深处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引起了我长达二三十年的思考与探索。
其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已经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且指出离开实践来争论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完全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思想。我在当时已完全接受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同很多人一样，我认为这只是就实证科学知识而言，不包括世界观的普遍原理，因为这些原理的普遍性是无限的，而实践总是有限的。能不能把实践标准扩大到对哲学原理的证明对我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学习、研究和讲授经典著作的过程中终于彻底解决的。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同几位教师共同撰写《〈哲学笔记〉注释》一书。我们的要求是弄清楚其中的每一句话，包括大量的摘要，这推动我们对其中文字狠狠地推敲了一番。先前我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已经注意到列宁也注意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如狄德罗、费尔巴哈已感到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论点难于从理论上驳倒，但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却完全是按照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实践标准原则进行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的实践标准思想，而马克思则是把自发的变成了自觉的实践标准思想。《哲学笔记》中，列宁注意到黑格尔也有实践标准思想，虽然他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往往把这种思想隐藏在唯心主义论断之中。列宁在挖掘、改造和阐明实践思想时的一种用语对我颇有启发，那就是他除用“实践”和“认识”、“人的实践”和“人的认识”而外，还用“人类的实践”、人的实践的“亿万次重复”、实践“总和”、认识的“总和”、“认识史”、“真理的总和”等用语。他指出，所谓公理是“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形式固定下来。”又说：“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这些论断和用语引导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以几次或多次实践来检验某一哲学原理，这个原理的无限普遍性还不能确定；如果以实践的总和（所有时代、所有地区、所有领域的所有人的实践）来对这个原理进行直接的和间接的检验，这个原理的无限普遍性虽不能绝对地确定，却可以说是十分接近于确定，这样，应该引进“总和”的概念，实践检验就是实践总和对认识总和的检验；这也就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是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哲学（世界观）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其科学性也是由实践检验了的；也就是说，既然一切正常的个人（包括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在日常生活中都自发地遵循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了实践标准，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应该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当然，如此理解的实践检验的确定性仍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的确定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定实践检验的高度的确定性，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检验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人类可以不断接近绝对真理，不能最后完全掌握真理。然而，这些已经足以使我确认和确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
第三阶段是对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的专业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这项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哲学史同任何科学史一样，是一个从前科学到科学的过程，不会永远是各个哲学流派的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便把哲学史区分为前科学与科学两个阶段。不过，由于哲学观、意识形态的分歧与社会制度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未得到哲学界的认同。一是参加各种探讨哲学问题的学术活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哲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它的每一个原理都受到了质疑与挑战，引起大大小小的论战。这两项工作都把我引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我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它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但如果按照构建一门学科的科学体系的要求来看，它有不少缺点，应加以完善，而且从它建立以来，人类社会已有了巨大发展，它也应该发展。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捍卫、阐明、设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和一些同行在一起从事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实践。
我参加过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实践有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我国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承担的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研究》，这个项目是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后一年又被批准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199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次是2002年立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后又成为北京市社科联出版基金的重大项目，其最终成果是4本专著，将于今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些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我深感哲学只有走科学之路才是它的正道。
我同哲学打交道，至今已整整70年。关于哲学的科学体系我有过许多想法，其中有三点我认为至关重要：一是必须坚持世界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自古以来，世界观一直被视为第一哲学，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却被排斥，被否定，这一思潮在我国也甚为流行。在我看来，世界观、尤其是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科学的世界观，不仅哲学会被否定，一切科学也会被否定，认识史将不再是科学史。二是科学的哲学，除了包括世界观而外，还应包括若干部门哲学。这是因为对整个世界的综合研究必须有几个主要部门的综合研究为基础，因此，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近年来提出还应增加人学、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是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是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自觉的有规律性原理指导的实践，不是盲目的由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指导的实践。
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哲学家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思想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体系，但不够完整和严密。要构建一个比较完整、比较严密的科学的哲学体系，绝不是几年或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沿着科学之路走下去，经过几代或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转自 光明日报 201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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