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1年夏到1937年冬，史家钱穆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他的个人交游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窥当时学院知识分子网络的窗口。在这种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往往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联角色。钱穆与汤用彤的认识和友谊开始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据钱穆回忆：“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其后，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汤用彤也就把钱穆当作人生难得之知己。

　　汤用彤相继介绍了许多朋友与钱穆认识。哲学家熊十力从杭州来到北平后，暂时没有地方居住，又是汤用彤与钱穆商量，从钱的居所让出一部分给熊居住。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个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又安排他住到汤的寓所的前院一书斋。蒙文通从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与钱穆自然成为同事。蒙文通与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都曾经去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听讲佛学，结交为好友。蒙文通之所以能进北大历史系教书就缘于汤用彤的力荐。

　　钱穆认识陈寅恪和吴宓也都是因为汤用彤的介绍。汤用彤与陈寅恪都是出国留学前的清华同学，而汤用彤与吴宓又是中央大学的同事。晚年钱穆追述这一段往事，还对被新派人物胡适等非议的吴宓鸣不平之音：“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及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

　　钱穆在北平就经常与汤、陈、吴聚会、聚餐、闲聊。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有新朋友加入这个共同体，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据钱穆回忆：“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学院网络中同事、同学关系是最重要的衔接纽带。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经常合聘教师，教师在这三个学校流动性也很强，而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通过师生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院网络。从钱穆这一淡淡闲笔，亦可见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之自成一格，且能与世界学术分庭抗礼之气象，可惜狼烟四起，外患日急，而偌大的北平古城，竟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学院自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性空间”，但这种知识分子交往更重要的还是遵循着趣味、志业、关切、习性等抽象的共同点而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达致了近乎亲情的境界。很多学者都是远离故土，来到北平教书，他们在理智上都是爱好孤独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旧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对话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从而提升境界，扩大视野，因此，学院的网络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交往平台。如钱穆就对当年的聚谈津津乐道：“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从这些雪泥鸿爪的文字片段，可见当时北平学界人际交往之频繁，学术共同体意识之自觉，及多元思想之融合，这样或公开的对话，或私下的漫谈，自然对人文学术的相互刺激灵感和提升眼界，有绝大之促动。余英时对乃师钱穆1930年代在北平的这段学术生命有一段很精到的评述，亦可见当时学术风气之开放、包容与自由：“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了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因此，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却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范文澜也十分注意他。……钱先生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较能看得清各派的得失；他又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论断鲜明，趣味横生。1971年以后，我每次到台北去看他，只要话题转到这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回忆这些学坛掌故。我曾一度请求他写下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下决心写《师友杂忆》。”即此可见，所谓新旧、中西等派系的严峻对立，却也常常是后来的历史叙述过度政治化的表现，至少在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世界，虽然有不同的流派与取向，却没有两极对峙的学术黑帮和学院派性政治，这也是其时学术能够在民国学术史上大放光芒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唐小兵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转自东方早报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