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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凤鸣高冈

2020-10-07 | 邹金灿 |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第446期,2015年9月14日 |

【编者按】2020年7月30日,是钱穆先生125岁诞辰。特转载《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9月14日出版的第446期封面文章,以为纪念。

《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1914-2008年,云南路南县人)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世道人心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视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是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他守旧吗?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归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与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有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机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强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象!”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钱穆)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0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印象》,李振声编,学林出版社。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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