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幢写字楼里，再也看不到一位身着素色对襟衣的长者，被十余人围坐在身旁，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然后自由讨论的场景。

8月22日凌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穆的第三子钱逊逝世，享年85岁。

1933年10月13日，钱逊出生于北平，五兄妹中排行老三。鼎革之际，钱穆离开内地，创办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最后定居台湾。16岁的钱逊，当时已经读过《列宁文选》，选择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1953年毕业回清华，任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师。

这一别，就是31年。

之后，钱逊转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与父亲渐渐靠近。退休后，他主要从事社会活动，致力于儒学研习与普及教育工作。钱逊曾指导的研究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刘巍为老师写下挽联，其中提到“继父志，弘正道”。

刘巍为钱逊写的挽联：继父志弘正道难得真儒直士，传论语训钱学独为至亲尊师。新京报记者 王洪春 摄

拒绝批判父亲

1980年夏天，阔别31年的钱氏父子在香港短暂相聚。当时，钱穆已经85岁高龄，钱逊也年近半百。

作为钱穆之子，钱逊在多次采访中均被问及父亲。这时，他大多沉默以对，或答“不了解”。与钱逊共事10多年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回忆，他从不主动提起：“这种话题，一般都是我们好奇问问，他说几句。”

钱穆自1937年辗转各地任教，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家乡无锡，与妻儿团聚。赴港之前，父子间相处的时日并不算多。

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钱逊曾提及关于父亲的记忆：外出经过他的书房时，总是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这间书房里，钱逊认识到了和父亲在思想上的“距离”。读中学时，钱逊已然是一名进步青年。他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处写信，收到免费寄回的《列宁文选》。钱穆看到后，把他叫到书房，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他在《中国老年》杂志的采访中也忆及此事，直言当时心里很抵触，“我是进步的、革命的”。

1953年大学毕业后，钱逊回清华工作，任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师，直至1981年。钱穆后半生定居台湾，继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当时，海外有说法称，钱穆有一个孩子在大陆和他唱对台戏。

对于将父子二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刘晓峰并不认同。他回忆，钱逊曾说起在清华上学时喜欢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还和同学一道去看过她。刘晓峰认为，彼时钱逊虽是一名革命青年，但仍对传统文化心存爱好。此外，他了解到，钱逊拒绝过写文章批判父亲的要求。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后，钱逊渐渐与父亲靠近，还曾在采访中表明要继承遗志。他在自述中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于1982年建立文史教研组，并将其调入。钱逊随之转入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选择以古代人生哲学为研究方向：“后得读先父著作，并以此为学习的主要进路。”

父子恢复联系后，钱穆寄了许多自己写就的书。“或在教人如何修养做人，或在指示学问从入之门径。”他在信中嘱咐钱逊一一细读，“万勿粗心求速，随便翻阅，将一无所得。”

钱逊还将父亲的书送给学生看，他将多种钱穆著作馈赠刘巍。1995年至1998年在他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刘巍记得，老师很少主动提及父子关系：“但他很尊重自己的父亲，努力向他学习。”

在自己写的书中，钱逊并未提及钱穆之子的身份。受访者供图

学术道路转折

钱逊将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学马列，教马列；后段学习、传播中华文化。

转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1986年，刘晓峰进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他分析，钱逊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基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他的研究中一直有对现世深切的关怀，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钱逊便在论文中探讨义利之辨。

“我们认识时，钱老师基本上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刘晓峰认为，最初来清华求职时，钱老师读了他发表的主张振兴传统文化的论文就很赞赏。那时钱老师就在寻求志同道合之人一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从马列到中华文化“并非纯由个人所选择，而是顺应和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刘晓峰回忆，钱逊曾自述，自家老房子和新房子之间有一过渡的连接处，他在那里照了一张像：“这就是我的人生位置。”

对于所走两段道路，钱逊自称有不少不足和遗憾，但没有后悔。如果可以套用正、反、合的公式的话，经过学和教马列的第一阶段和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阶段，经过了“正”和“反”的阶段，未来将是向更高的“合”的阶段发展：“将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发展。成就未可期，可为的只是不懈努力而已。”

8月26日，人们手持菊花，赶来送别钱逊。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退休后传播儒学

1999年从清华退休之后，钱逊基本告别了大学讲台，主要从事社会活动，致力儒学普及教育工作。十余人围坐在身着素色对襟衣的钱逊身旁，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后自由讨论。这样的场景时常出现在北三环边上的一幢写字楼里。

钱逊认为，以前一说《论语》就是治天下，仔细研究孔子的思想，就会发现核心问题还是在做人。他曾在采访中表明，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在刘巍眼里，钱逊是践行儒学的“真儒士”，对诚心向学者仁至义尽。考研时，刘巍一共考了三次。书信往来中，钱逊非但没有放弃他，反而多加鼓励。论文写作时，钱逊未给他硬性规定题目，但循循善诱。

刘巍记得，钱逊先是借他一本钱穆所著《新亚遗铎》，看他能否就此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表的论文，也让他头一回收到稿费。钱逊就此建议他做钱穆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并未强迫，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以钱穆为宗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中央党校教授刘东超是钱逊1994级的博士生，回忆起师生两人的交往，他想起好几次“冲撞”。其中一次学术讨论时，钱逊曾拿自己的文章让大家探讨，刘东超当场提出不同意见。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似有不妥，但钱逊当时并未说什么，会后甚至告诉他，“这个地方可以改一下。”

晚年时，钱逊在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导师，书院院长助理江力因组织活动与其结识。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书院年会雅聚，钱逊总是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桌上。前来参会的老先生众多，以至于江力一开始并未过多注意他。后来进一步接触中，钱逊的“温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八十高龄，坚持自己提包，走路不用人搀扶；坐车时不小心将水杯中的水洒了些出来，还会向师傅道歉。

对于外界将其与盛名在外的父亲相比较，甚至认为他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有些“可怜”。钱逊的孙女曾问过他是否介意，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介意：“他说只要人家提的话，他都觉得很光荣很骄傲，觉得是大家对他的一种尊重。”

刘晓峰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钱逊答道，传统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层面去反思，自己亦有心得。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长者。就像一个加热器一样，他不断向外散热。”与钱逊交往中，刘晓峰也会觉得活得纯粹点，不去争抢，踏踏实实把一件事做好。

2019年春节前，刘晓峰看望他时，两人还聊了会儿学问。去世前，2019年8月刘巍去北京海淀医院探病时，钱逊已丧失听力，两人只能笔谈。刘巍记得，钱逊当时精神状态尚且不错：“我很自信……我能再见他，聆听他的教诲，所以在医院告别时握手只是一掠而过，不意，这一握，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