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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郑天挺之子郑克晟撰文回忆1945年在北平亲历抗战胜利、家庭团圆的难忘场景，留下珍贵的民族记忆。他说抗战胜利这一段是他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

2017.10.14，南开大学，郑老师接过《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问：“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出版？“老人家不知道，有情况啊！

一、日军投降前后北平见闻二三事

1. 获悉日军投降的消息

1945年春一个周日，叔叔突然大口吐血，他的肺结核病复发！病情当时就相当严重，维持了三周而不治。叔叔年轻时曾去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九一八事变”后，因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与一部分留日学生毅然回国。他是坚持反日的，临终前听说美军在日本冲绳登陆，异常兴奋，认为胜利在望。

……

是年8月11日凌晨，天还未亮，我哥哥克昌之同学凌为基(现仍居北京)急来砸门，全家震惊。启门后，他说，昨天晚上听重庆广播，言日本已投降。大家都异常兴奋……随后几天大家都兴高采烈，沸沸腾腾，互相传递绝好消息。那些天街头亦有变化，表面上街面很平静，但实际上很紧张，日本大鼻子军车上边架了轻机枪，形势严峻。随后又传来坏消息说：华北日军不投降。于是人们又议论纷纷，商议如何办。掌家的二姐郑晏与人商议，还是先把粮食买够吧！于是决定先把存于银号的钱全部取出购粮。当时克昌正患疟疾未愈，也顾不得给他治病，东凑西拉，将所有的钱都买了粮食，一共买了一二百斤棒子面。又过了几天，消息又变了，粮价不知何故大跌，结果别人家用便宜价格买了大米白面吃，我们全家只能天天啃窝窝头……

8月15日那天，当时我正在西四牌楼马市大街西安市场北京电影院(后来叫胜利电影院)门前，听到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投降。广播里播诏书时，凡日本人均跪着听命，中国人则在旁边看着，心中暗笑。当天家中来一朋友赵先生，提议应当庆祝，带着我和弟弟郑克扬在街上买些酒菜，跟店中人谈及日本人投降事，该商人言：我们也知道，不急不急！显系怕日军借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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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历美军接收宪兵队

我们租住的房子在北平西四北前毛家湾1号，前院住两家刘姓、陈姓之人，我们住后院及东院。房东叫黄序鹓(1877～1949)，是蔡元培(1868～1940)留日时的同学，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抗战时，黄老先生已回江西萍乡……前毛家湾3号住着一位大律师，名余启昌，民国初年也做过大理院长等职，在司法界也有名。蒋梦麟校长住在4号、5号，北洋政府后期的总理潘复(1883～1936)住在8号、9号。日占时期，潘家把8号让给日本宪兵队一机构，进出戒备森严，养一条狼狗老在房顶上转来转去，小孩见了异常害怕。大约在是年9月某日，我路过此处，忽见一美国吉普车停在门前，从车上下来三、四个美国兵，手中端着手枪，房间的日本人服服帖帖，鞠躬哈腰，原来是美军来接收日本宪兵队。看到日本人那个狼狈样和美国兵耀武扬威的样子，我也感觉扬眉吐气，心里异常高兴，感觉自己就是胜利者。

3. 在前毛家湾5号的快乐

前毛家湾5号是蒋梦麟原配妻子的房产，但她人在浙江，即便与蒋离婚后，还一直由蒋居住。但当时蒋氏夫妇仍在重庆，从抗战一开始，房子就租与日本人永井一家居住……日本一投降，他们很快就搬回日本了。九月初，房子已腾空，蒋宅的老仆人回来看房，其他房子全空了，因此我们几人就经常去观光，我哥哥索性与两个同学一起住进去。有时还约友人到此跳舞游玩。记得燕大毕业生程述尧(1916～1992)与“甜姐儿”黄宗英也来玩过。当时他们刚结婚不久，程在一银行做事，两人均异常帅气，一表人才，给我极深的印象……后来陈雪屏(1901～1999)搬进来，住在4号及5号前边，1946年5月傅斯年(1896～1950)全家三口来平，住在后院，一直住到八九月，就都搬走了。我们从九月初开始，在这里热闹地玩了两个月，心情非常愉快，像是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北平日军投降仪式是当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那天我没参加，但广播电台全程转播，群情激奋，场面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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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亲郑天挺离昆赴平前后

……8月10日晚，刚接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正回到昆明，与联大众教授欢聚，并宣布他女儿蒋燕华与同学吴文辉订婚。庆贺之余，忽闻门外鞭炮声大作，众人大惊，不知何事。后闻知为日军投降，但众人未敢确信。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急忙去美国领事馆询问，方确知为日本投降，于是众人欢呼起来。《郑天挺先生日记》(未刊，下文所引史料皆出自此日记)曰：

(八月十日)七时，蒋(梦麟)师设宴，宣布(其女)燕华与吴文辉订婚，有客两桌。饮馔毕，正在杂谈，忽闻炮竹声，余出询于(张)宜兴，谓传言日本求和。陈福田遂乘车往美军打听。据云，虽已投降，但须十一时半由华盛顿正式宣布，闻之狂喜欢呼。迄十时，月涵(即梅贻琦，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清华校长)、矛尘(即章廷谦，联大秘书)、勉仲(即查良钊，联大训导长)、正宣(即毕正宣，联大事务科长)尚欲至文化巷狂饮，余与(陈)雪屏乃步归，沿街而立者，不知其数。爆竹不绝，汽车游行者甚至放信号枪，正义路拥挤，几不能通过。余等至靛花巷，米士(联大地质系教授)、霖之(即王烈，联大地质系教授)、伯蕃(即刘晋年，联大数学系教授)亦来余室欢谈。厨房火已熄，复燃之，烹可可享诸公，十一时半乃散……八年艰苦抗战，上赖领导有坚忍之精神，下赖人民富敌忾同仇之意识，中赖友邦之协助，始有今日，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个人)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夜二时写毕。

8月14日晚饭时，街上卖报小孩忽喊：号外！号外！日本正式投降了！于是群情振奋。这时联大中的北大教授们，正为不日将北上复校而多方酝酿……

正在这时，刚从重庆回昆明的化学系曾昭抡教授，听说教育部已拟定一接收平、津各大学之机构，每校派一人前往，曾觉得这是一好机会，北大应派一人去，而且觉得以郑先生为宜，随后在重庆的傅斯年也来信告知郑，让郑赶快赴平接收北大……于是，郑先生决定回平。匆匆离开昆明，当时有二事可述：

一为父亲在昆明八年的信件，托住在同楼中的年轻教师韩裕文、任继愈代为处理。郑说，内容没什么，你们看着办吧！于是韩、任二人将全部信件焚烧之。二是历史系主任姚从吾写便条，提出聘请钱穆回北大之事，让郑先生至重庆与傅斯年商议，说傅是我们的老大哥(领袖之意)，由傅考虑此事。于是郑在九月三日匆忙离昆转平……

9月3日12时，由亲戚邵光明开车送至飞机场。当时“正值全市爆竹齐鸣，行人遮道”，“二时一刻，四十一号机自加尔各答来。二时三刻，余登机坐最后一座。同机有电影明星胡蝶夫妇。五时一刻抵重庆。轿车至中央图书馆，价三千。(馆长蒋)慰堂外出，幸早有安排”。

9月4日，报纸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郑到重庆后，住在中央图书馆，见到傅斯年及朱家骅、蒋梦麟等人，时刚发表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傅乃问郑天挺：教授们会不会有看法？见到朱时，朱问什么时候去平？……

当时最紧俏的还是去北平的飞机票。郑与朱谈及机票时，朱说找蒋梦麟解决。而见到蒋时，蒋说，机票极难买……这样，郑在重庆呆了近一个月……九月下旬，陈雪屏从昆明飞来，准备去北平筹办北平临时大学辅习班，接收沦陷区北大、北师大、艺专等校……陈在重庆早就认识交通部主任汪一鹤，他专门负责机票，于是两人又找汪，汪说，只能先去南京，再转北平……这时他们二人又碰见黄子坚(1898～1990，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恰好三人同机北去。九月二十日，正值中秋节，三人乃同往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会餐，共度中秋。此处菜价极高，账单开出惊人，几当郑先生月收入之四分之一。陈乃在菜单上写道：“乙酉(1945)中秋，由昆来渝，即日北返，与子坚、毅生二兄餐聚，以减羁愁”云云。除署名雪屏外，下边尚有钰生(即子坚)、天挺之签名，以为留念。此账单今尚存笔者处，迄今已七十年矣！

郑与黄、陈于十月初飞宁。

10月10日国庆节。是日郑、黄、陈三人“九时上街，食豆浆。后经新街口观国庆景象。国旗飘扬，悬灯结彩，万人空巷，旁街而立；马路上由兵士站岗，只许横穿，不准沿之而行，或以为主席(蒋介石)将至，实则非也。至新街口，人多不能通过，折而回。”

到宁后北上机票仍无办法，辗转托到陆军副参谋长萧毅肃。航空公司回答：三人一起走不可能，目前只周二、周六两趟班机，你们三人要先排个次序。于是黄因系天津教育局长，亟待接收，列为第一。陈为北平临大辅习班主任，又系中央执委，列第二，郑只能第三。陈乃于是年10月30日到平，郑于11月3日到平，是时已距父亲离昆明时整整两个月，行路之难，于此可见。

……

11月3日是个星期六，当天下午我哥哥郑克昌、弟弟郑克扬及其他友好都去南苑机场接机。父亲回到家中，我去门口迎接，哥哥介绍说：这是名宝(我的小名)。我闻后，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离别八年，父亲早已不认识我了。八年了，五岁即失去母亲，又八年未看到父亲一眼的孩子，能与父亲团聚，是多么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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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