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写在前面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2013年一位剧作家在清华校友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曾对我母亲郑晏进行过采访，他计划写一个反映西南联大教授及其家庭的电视剧本，正在收集素材。他让母亲回忆抗战期间她家在北平的生活，以及她父亲郑天挺的抗日活动，当时母亲怕自己记忆力不好说不清楚，特意把她小弟郑克扬叫来一起回忆。事后她小弟说：“咱们家这么多故事我都不知道，你写出来吧”。2016年母亲已经93岁高龄，写作时由于手颤抖以及不会使用汉语拼音字典等致使速度较慢，写到5000字的时候手又意外碰伤无法拿笔，于是改为口述，由我帮助整理并发表，以纪念2018年国立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

——黄培

郑晏撰文手稿

一、抗战前家里的情况

我叫郑晏，1923年6月8日（农历）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

长乐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长乐郑氏家族历史悠久，我的高祖父郑迋珪是道光甲辰年(1844)进士，我的祖父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今日北京国子监(首都博物馆)晚清进士碑上有名，授翰林庶吉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督（教务长）。郑迋珪和郑叔忱祖孙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父亲郑天挺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我出生时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缸瓦市的后泥洼胡同8号，我和我姐姐是双胞胎，她出生时比我早五分钟，所以她排行老大，我排行老二。出生时我的体重比姐姐轻，身高比姐姐矮。家里一下出生两个孩子，而母亲周俽（稚眉）只能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其中的一个孩子，就给我找了个奶妈，让我吃奶妈的奶。

这个奶妈患有严重的淋巴结核病，颈部上长个大包，常年流脓水，她不吃药也没有治疗。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身体健康，也不了解疾病的危害，所以奶妈喂养我好几个月也无人过问。一次一位亲戚来我家串门，看见奶妈这种状况，严厉告诫母亲，该立刻辞退，我才有幸没有感染上结核病。但是身体发育状况一直不好，身高、体重、体质状况等一直不如姐姐，经常生病，小学四年级因割扁桃腺不得不休学一年。

姐姐在母亲的呵护下健康成长，性格开朗，聪慧大方。稍微懂事以后，家里有什么“外出”活动父母总带着她参加，因此她见多识广，深得家人和外人的喜爱。

1930年代初，我（郑晏）与姐姐和大弟弟

母亲身边有个老保姆，是她结婚时从娘家带过来的，特别宠爱姐姐，家里凡有吃的、穿的……总是姐姐先挑，剩下才是我的。而干活是我的事，如扫地、擦桌椅、撮垃圾等，都让我去干，从不让姐姐动手。这些我也习以为常，从不计较，从小养成了胆小怕事，不敢讲话的习惯。

按照长乐郑氏的族谱排序，我们这辈人应为郑氏二十世，人名字排“日”字头，如我叫郑晏、我大弟叫郑克昌、二弟叫郑克晟，小弟叫郑克昜（揚/扬），唯独我姐姐叫郑雯，为什么她的名字是“雨”字头而不是“日”字头？这里还有个故事。那个时代孩子没上学之前一般都习惯叫小名，我家五个孩子的小名依次是：大宝、二宝、同宝、明宝、五宝。六岁的时候姐姐和我该上小学了，可当时父亲正在厦门大学教书，上小学必须有正式学名才能报名。叔叔郑庆珏（音Jue）(字少丹)就用“雨”字头给我俩起了学名，姐姐叫“雯”，我叫“霞”。小学面试的时候，姐姐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被学校录取，郑雯的名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后来父亲遵照家谱给她起了学名“郑昱”（音Yu），姐姐一次都没有用过，直至她去世。而我由于胆小不敢说话，面试没通过，未被学校录取，因此“郑霞”的名字我也就只用了那么一次，而且还比姐姐晚上了一年学。

父亲从厦门回来以后，给五个孩子起学名的问题正式列入家庭的议事日程。父亲查了家谱，按照祖辈的规定，我们这代人的名字应该是“日”字头。其中：女孩是单字，男孩是双字，中间是“克”字。五个孩子学名依次是：郑昱、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昜（音Yang）。“昜”字很多人不认识，经常误读为“易”（音Yi），小弟克昜上大学以后，就将“昜”子左边加了一个“才”，成为了“揚”（简化字为“扬”），一直用到现在。

1936年母亲与我们5个孩子

我母亲是江苏泰州人，按照中国旧俗，母亲很小的时候，由长辈做主与父亲订的娃娃亲。她比父亲大两岁，结婚之前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到了结婚年龄女孩该出嫁了，周家就把姑娘送到了北平。周家清朝时是泰州的盐商，家庭生活富裕，拥有一套包含8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清末至民初周家开始败落，我外公是当地较有名气的画家，靠出卖字画和出租祖屋生活。按当地习俗，女方陪嫁要带很多东西，春夏秋冬四季成套的衣服，首饰、丝绸和梳妆台等，连马桶都带来了。周家怕姑娘嫁到北方生活不习惯，还特意陪嫁了个老保姆照顾她的生活。

1921年秋天，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在泰州读过私塾，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知书达理，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关系极为和睦。此时父亲还在北大文科门读研究生，家庭负担较重，母亲与父亲携手共建温馨家园，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母亲外出时总是中式打扮，头发盘个纂儿，肩上披着斗篷，春秋季是夹斗篷，冬季是黑绸面的毛皮斗篷。她是改造脚（幼时裹脚，后又放开）不能穿皮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绣花鞋。不同颜色的绣花鞋绣着不同的花卉，显示出江南女子的温婉与典雅。她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外出只是去菜市场或者带我们去西单的滨来香食品店买些西式面包、洋糕点和糖果等。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离家较远不能回家吃午饭，母亲就在那儿订了面包，中午店家送到学校传达室我们去取。每到置办年货的时候，母亲喜欢带我们去西单的源兴昌南货店，一进门店家总是热情地送些中式糖果和点心让我们品尝，母亲只允许我们象征性地吃几口，她认为多吃是没有家庭教养的。

那时北大教授时常举办家庭聚会，父亲受邀后总是一个人前往。一次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问他为什么不带夫人来，父亲说母亲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太习惯社交活动。几位教授夫人就动员父亲以后带母亲来，还对母亲进行了穿衣打扮的指导。带她去商店买了西式毛皮大衣和呢子大衣以及皮鞋，嘱咐她以后外出再不要穿斗篷了。母亲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完全变了个样，穿着西式呢大衣和皮鞋，朋友们特意给她和父亲照了张像留作纪念。后来父亲再参加教授们的家庭聚会就都带着母亲，母亲也与那些教授夫人成了好朋友。

1936年父亲与母亲在北大松公府（校领导办公机构）

1936年8月是母亲四十岁生日，蒋梦麟夫人建议大家给母亲做寿，夫人们就订了两桌酒席。地点就在我家客厅前的宽大走廊上，蒋梦麟夫人还赠送了一套餐具（12件套），花色清雅，上面刻有“万寿无疆”四个红字，父母都很高兴。

1937年农历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突然肚子痛。痛的很严重，同时阴道下面流血和水，气味很难闻，家人急忙将其送往医院。春节期间医院放假，不能接收病人住院，就嘱咐母亲春节后来住院。过完春节，正月初五，经北大教务长樊际昌教授介绍，母亲住进了由德国人开办的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即北京医院前身）。那里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德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彼此说什么都听不懂。后来通过翻译得知，母亲怀孕的小孩已经死在了肚子里，必须做手术取出来，时间定在正月初七。

母亲住院期间，我和姐姐轮流照顾她，我上午值班，姐姐下午值班。手术当天上午，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大约中午12点钟手术结束，母亲回到病房的时候精神状态还很好，与我说了些家常话。后来姐姐来接班，我就离开医院回了家。大约下午4点钟，姐姐提前回到家。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请？”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父亲回到家里，神情非常沮丧，一句话也没讲。陆陆续续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章川岛、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等人的夫人都来到家，客厅里坐满了人。我们五个孩子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五个孩子一听，抱在一起大声地痛哭，那年姐姐和我13岁，大弟10岁，二弟6岁，小弟只有3岁。世上只有妈妈好，过去在母亲的爱抚和养育下，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我们没有母亲了，我们再也无法享受母爱了，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想到这里我们心里更加难过。

在场的朋友极力主张必须与医院打官司。父亲说：“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一场医疗事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我家，全家笼罩在悲痛之中，父亲更是沉痛不已。母亲的突然离去使父亲毫无思想准备，悲痛万分，每天除了按时上、下班，回家以后就一个人进入书房念佛，怀念母亲。我们五个孩子仿佛一下子都长大懂事了，大家商量好，在父亲面前不再提“娘”（我们管母亲叫娘）任何话，怕增加父亲的痛苦、伤心和怀念。此前幸福、美满、温馨的家庭气氛没有了。此后若干年里，曾有多位亲朋好友劝说父亲续弦，以便照顾他的生活，照顾我们健康地成长。而父亲怕续弦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受委屈，坚持不再续弦，一直过着鳏夫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亲戚朋友轮流到家里照顾我们，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一天一位远房的伯母把一串钥匙放在我手里说：“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管了。”我听了以后非常害怕，我才13岁，以前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母亲操办，她以南方人的精明和细腻，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使我们衣着得体，懂礼貌、有教养。而我什么都不懂，小小年纪如何管得了这个家？心里忐忑不安，非常茫然。

亲戚们为什么决定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而不交给排行老大的姐姐呢？我一直很纳闷，长大后我才从亲戚嘴里知道当年他们挑选“管家”的由来。我姐姐从出生以后就在母亲身边长大，自幼聪慧好学，深得母亲的宠爱，上学以后成绩非常优秀，是家人的骄傲。

那时姐姐一门心思就是读书，平时很少过问家里的事，考高中时她选择了当时京城四大名校之一的贝满女子中学。那是美国基督教1864年创建的教会学校，是北平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管理严格，校规很多，姐姐除了刻苦学习还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根本无精力顾及家庭事务。

亲戚们认为，姐姐聪明好学，是研究学问的孩子，担当不了掌管家庭的重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可能要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家庭重担必须交给“平时言语不多，有吃苦耐劳精神，勤劳、有爱心、肯付出、能很好地善待三个弟弟的老二”。所以从13岁起，我就成为了郑家的“管家”，承担起管理家庭生活的重任。

没想到“生活重担”来的这么快。母亲去世后大约两个月，两个小弟弟克晟和克扬同时感染上了猩红热，发高烧不止。猩红热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当时没有什么预防针可打，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物治疗。亲戚们听说我们家有孩子患上了传染病，都不来了。为帮助父亲照看好两个生病的弟弟，我与他们共同睡在一张大床上，照顾他们吃饭、喝水、喂药，带着他俩去医院打针。也许是老天有眼，两个弟弟的病很快就好了，我也没有被传染上猩红热，大概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吧！

秋天学校开学了，家里已到上学年龄的四个孩子每天该去上学了，我就把小弟克扬交给保姆看管。有一天小弟腹泻不止，去厕所来不及，我就把便盆放在门口，让他自己去坐便盆。没想到他腹泻次数太多，最后已经走不动路了，就把便盆移到床边，要泻肚的时候自己就爬过去，没有任何人照看他。等我们放学回家，看到这种情况，一位伯母说：“都拉成这样还不赶快去医院？”我这才赶快带着小弟去了尚志医院，大夫也批评说：“怎么拉成这样才来看病？”那时小弟才刚刚3岁，没有母亲照顾的孩子真是可怜。

二、“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离开北平

1937年春节母亲去世时，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秘书长。那时蒋梦麟校长经常不在北平，学校的行政工作全由父亲一人承担。母亲去世后父亲还没有从痛失爱妻的悲痛中缓过来，北大学生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北大的学生运动在中国的学生运动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百余年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在北大校园生生不息，自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之后，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1937年以后随着时局发展抗议活动更加频繁。每当国民党警察在大街上抓走北大学生，父亲都要亲自出面四处交涉，全面营救被抓捕的学生。北大有个传统，从“五四运动”开始，蔡元培校长就不允许政府当局进校园抓捕学生。那时父亲知道抗日学生中谁是左派学生，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每逢当局派警察进校园抓人，他就提前告诉这些学生赶快撤离。北大女学生宿舍里有个秘密地道可以通到校园外，凡来不及撤离的左派学生就躲进那里逃过警察的追捕。为学生的事情父亲经常顾不上吃晚饭，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一两点钟才回家，我们根本见不到他。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教务长樊际昌等人都去庐山开会，学校其他负责人也不在北平，北大的事情全由父亲一个人负责。事发突然，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下情况十分危急，北平各大学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应付新的局面。当时学校部分学生已经走了，留在校内的学生大多数经济上非常困难，最后父亲决定，在校学生每人发给20元钱（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第14条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20元），使这些学生顺利南下或返乡，安全地撤离了北平。

7月28日，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趁日军还没来得及进北大校园，父亲组织人力将学校的图书和仪器设备等装箱运往南方，一切处理妥当，保护了学校的财产。日军进校以后知道这些事是父亲干的，非常恼怒，就要抓他。面对日寇的威胁、恐吓，父亲临危不惧，沉着镇定地与敌人周旋，维持学校的局面。那时北大校园有三个校区，一院在景山东街的松公府，二院在沙滩北街的红楼，三院在北河沿。当时多数教职工都想尽早撤离危城，但苦于没有路费，人心惶惶，无人上班。只有父亲一个人坚持每天到位于景山东街的松公府--北大校长办公室上班，目的是守着学校的财产，保护和处理未撤离教职员工的安全与生活。父亲为支撑北大残局沉着应对日伪的举动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令许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忧。

8月8日传说日本宪兵队要逮捕他，父亲的表姐夫力舒东即把他安置在西长安街自己开办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代。但他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瞒过护士悄然离去，因为北大校内和校外许多事情还等待他来处理。那些日子父亲没有回过家，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直至10月份日伪维持会把学校贴了封条，父亲才不去上班，学校同仁有事就到家中找他。

10月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正式通知，父亲几次给长沙写信催促汇款，10月底一万元汇款寄到，父亲当即分送给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同仁也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北平没法呆了。

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父亲留下我们几个无人照顾的孩子，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那是“七七事变”后北平开往天津的第一趟列车，乘车的人很多，包括许多日本人。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多派了一辆车，让我家亲戚及姐姐、我和大弟一起送父亲，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身边没有一位亲人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告诉我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100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大家正在依依惜别时，突然两个日本人走到父亲面前命令跟他们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更是惊慌失措，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默默地想：“不好了！日本人在家都没有抓住父亲，在车站把父亲抓住了……”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祈盼父亲平安归来。火车快开了，我们看见父亲沉着镇定地朝我们走来，因为站台和车上还有许多日本人，父亲也不便多说话，泰然自若地向我们点头示意“安全了”。

火车开走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们是北大教授中最后一批南下的人，父亲负责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普遍赞誉。当时湖南《力报》连续报道《沦陷后的平津》述及“北大郑某支柱艰危，忍辱负重……”上海《宇宙风》等杂志也都对父亲“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与报道。

三、叔叔承担托孤重任成为监管人

父亲离开北平第二年，我们家开始由叔叔当家。我叔叔北平民国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夏天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参加“抗议日军侵华游行”等活动，受到日本警局监控。1932年一批爱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叔叔回国后供职上海法院。

1937年末南京失守后，叔叔也失去了工作。这时北大准备从长沙迁往昆明，父亲即邀请叔叔在株州相会，表示个人实难分身，劝叔叔返回北平代为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叔叔承诺了父亲的托孤要求，几经辗转于1938年春回到北平，为保持中国人的骨气，对抗日军的统治，坚持不去日伪政府工作，在家闲居一段时间，我的“管家”重担也减轻了很多。

一天我和弟弟们正在院子里玩，突然一队日本兵荷枪实弹闯进我家，门房不敢阻拦更来不及通报，“咔咔”的大皮靴声和“叽哩呱啦”的日本话把我们吓得四处躲藏，以为是来抓人的。但是日军进屋以后并没有翻箱倒柜，大三哥（堂哥）郑维勤慌忙站出来，点头哈腰问日本人：“什么事情？”我也壮着胆子跑出来听他们讲什么。日本人指着房子与院子说：“大日本皇军看上了这套宅院，拟征用充公，命令你们家必须两周内搬走！不得违抗命令！”

当年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小酱坊胡同。小酱坊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的东边，是一条以南北走向为主的“之”字形胡同，南端西起西单北大街，北端至大酱坊胡同，全长960米，路均宽7米，明代称为酱黄胡同，以酱菜作坊而得名。我家住的是23号院，位于胡同西端，紧靠马路。隔壁22号院是邢瑞（字勉之）家住宅，庭院也很大。往东北拐不远处有个神秘的大院是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家，1949年1月傅作义促成了北京的和平解放，建国后曾任水利部部长。

小酱坊胡同23号院在满清王朝时是个公主府，三进院落，院内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从大门到院里各客厅和卧室都有走廊相连，雨雪天淋不着，居住起来十分方便。特别是二进院，进去是个大花园，宽敞的院落右侧栽了个大藤萝架，使我们尽享大自然的美好。最有特点的是院里有个像颐和园长廊那么宽的走廊，像个戏台子，上面摆着桌椅，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夏天可以在那儿乘凉，也可以摆上桌子请客吃饭，坐满两桌客人也不觉得拥挤。此宅院在满清王朝被推翻后被多次变卖，抗战前它的主人是中国著名的大律师张耀曾。解放后小酱坊胡同23号的门牌号改为31号，现为中组部幼儿园。

张耀曾(1885-1938年)云南大理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士。1905年加入同盟会，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助手，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1916年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1923年任北京政府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1931年以后张耀曾不愿同蒋介石合作，走上抗日救国之路，辞去官职在上海任律师。张耀曾是我父亲的表哥（张耀曾母亲与郑天挺母亲是亲姐妹），他们全家1928年由京迁沪后，把私宅分两部分出租给我父亲和他的亲戚王劲闻大律师居住，“七七事变”时我们已经在那儿住了十年。

祸从天降，日军要强占小酱坊胡同23号院使全家顿时大乱。谁也不敢违抗日军的命令，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搬家的时间。叔叔是日本留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日军再来家里催促搬家的时候，叔叔就出来与他们周旋。日军一看叔叔留学过日本，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监视，答应搬家可以推迟几天。叔叔一方面准备找房子搬家，另一方面与上海的张耀曾律师联系，建议他们尽快把房子卖掉。如果房屋被日军强占，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了。

和平年代要在十几天之内卖掉一个大宅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还敢购房置业呢？几经周折，张耀曾律师的私宅被当时伪北平商会会长邹泉荪以较低的价格买走，我们则搬到了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

我们搬到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后住在1号的中院和后院，是租赁中国经济史学家黄序鹓先生的私房。黄序鹓先生是爱国人士，敬重我父亲的为人，收取了较低的租金。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胡同，我家搬到这里后几个孩子就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学校读书。为防止日寇继续迫害捣乱，我与弟弟们商量好，以后要是外人问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商人在外地做买卖。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消息我们隐瞒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刚搬到前毛家湾胡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日军占领北平初期，北平还屯有大量的生活物资，粮食供应充足，物价稳定，钱还值钱。我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过去存的股票以及他定期给我们的生活费，由叔叔统一管理。

“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携带夫人去了昆明，他家在前毛家湾胡同5号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日军进入北平后这套房子就租给了日本人。第一个日本人是个医生，比较守规矩，每月交房租100元，老管家交给北大留守北平的老师沙鸥女士，我每月到家住东城的沙老师那儿领取，父亲则在昆明把钱还给蒋梦麟。

一年后沙鸥老师通知我：“这钱没有了，不要来取了。”后来得知蒋梦麟的房子被日本人强占了，这时我家值钱的东西也变卖光了，生活来源仅靠父亲不定期寄来的生活费已经是入不敷出。迫于经济压力，叔叔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在国立华北编译馆（北海北门内）担任编辑兼任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收入微薄，经济难以维持。他按照父亲“再困难也不要让孩子失学”的要求，坚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上学，但把我们的生活费降到最低，一年四季只吃窝头和咸菜。

叔叔与父亲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对我们的管教严格且严厉。叔叔脾气特别大，整天绷着脸，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很怕他，对他是敬而远之。每次我们上学回来，与他打招呼喊声“爸爸”（我家管父亲叫“爹爹”，管叔叔叫“爸爸”），他连声都不吭，只是点点头。叔叔留学日本多年，养成了干净整洁的习惯。他的房间非常干净，从不让外人进，弟弟们从来没有进去过，我被叫进去就是被训斥。无非是指责家里管理的不好，花钱太多等。他每次外出都要“梳洗打扮”近一个小时，穿什么西装，搭配什么颜色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非常讲究。叔叔的生活与我们是有区别的，他从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单做。那时为日伪政府工作的人，每月能发五斤白面，叔叔都是在房间里独自吃饭，从不给我们吃。后来他晚上开始与亲戚们打麻将，有时还到编译馆馆长翟兑之家里吃饭，就很少管我们了。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几年，1944年3月某个周末，叔叔突然大口吐血，走不动路，亲戚请来北平最好的私人医生到家看病，诊断结果叔叔患肺结核病已是二期，从发病到去世仅3周的时间，时年41岁。因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生活，他终身未婚。叔叔突然去世令我们悲痛万分、措手不及。所幸的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五个孩子都没有染上肺结核，不过我、大弟克昌、小弟克扬三人被检查出“肺门扩大”，那时只要传染上肺结核基本就被宣判了死刑，我们又逃过了一劫。

叔叔去世以后，他的丧事全由亲戚六大妈和董表哥操办，因怕肺结核传染给我们几个孩子，筹办丧事都不让我们参与，也不让我们靠近叔叔的房间。那时是我家最穷的时候，除了吃饭和上学，家里没有任何富裕的钱，我也不知道办丧事的钱是哪来的。后来听亲戚们说，为了筹钱他们把母亲当年陪嫁的多件首饰卖了，令人痛惜不已。

六大妈说叔叔去世时是单身，按照习俗和老北京的丧葬规矩，必须给他找个儿子磕头、打幡、摔盆，就私自做主把我小弟克扬“过继”给了叔叔。“过继”之事只是口头一说，没有履行任何手续，更没有与远在昆明的父亲商量。后来“过继”之事不了了之，也再没任何人提起过。

四、在沦陷区遭受的屈辱生活

我们的苦日子是从叔叔逐步不再管我们开始的。那时北平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日伪政府开始执行粮食的配给制度。1942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配给的粮食也不能保证了，市民开始挣扎在饥饿线上，从1940年起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10%左右，1943年高达21%，北平市民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3-5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2天，最后一人供应2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腐渣、仓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

那时粮食供应不在粮店而在胡同里，为了买到有限的粮食，市民们早早地就得在胡同里排队。我家保姆老张妈经常在凌晨4点就去排队，管理人员在她的棉袄袖子上写个粉笔号，按号卖粮，排队晚了就买不到粮。我经常在天亮以后接替老张妈排队，换她回家做早饭，我上学之前老张妈再回来换我。那时有钱人都从张家口等地买高价粮充饥，我家别说买高价粮了，穷的连油也买不起，吃饭从不炒菜，自制的疙瘩头腌咸菜切成丝是最高档的菜。我们从没有围坐在餐桌边吃过饭，桌子上也从来没摆过碗和筷子，因为根本用不着筷子，每到吃饭的时候，老张妈把笼屉端到饭桌上，喊声“吃饭了！”我和弟弟们围拢过来，一人抓起两个混合面窝头站在桌旁啃，三口两口就下肚了。那时吃饭也不洗手，一年也不洗一次澡。弟弟们正在长身体，虽然混合面难以咽下，还经常吃不饱，大弟克昌年龄大些还能忍受，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12岁的孩子体重仅20多公斤。

如果买到的是玉米豆和杂豆，我还要想办法磨成面。我家对面有个私人木材厂，里面有个大磨盘，老板可怜我们几个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看，允许我们使用。他家碾玉米豆用毛驴拉磨，而我家是小孩推磨，石磨有两尺来高，很大很沉，每次磨面的时候大弟推石磨，我跟在后面把碾碎的玉米扫到石碾下。玉米豆和杂豆由粗到细要磨许多遍，大弟经常推着推着就推不动了，我和二弟、小弟就一起帮着推。我们力气小，面经常碾的不够细，只能蒸窝头，连粥都熬不成，主要是碴子煮不烂，所以那时家里连粥都很难喝到。

为三个弟弟准备冬装是我和老张妈的活。每年老张妈为三个弟弟做棉衣和棉裤，她把头一年穿破的和变短的冬装拆洗加长后做成新冬装。毛衣和毛裤则由我编织，那年头弟弟们正在长身体，穿破的毛衣毛裤每年都要新织，不论春夏秋冬我总是毛线活不离手，从年龄最小的弟弟开始织，经常是大弟弟的毛活还没织好毛线就没了。大弟克昌上中学以后不肯穿棉裤，有两年冬天他穿着单裤上学受到同学的耻笑。有一年恰好有富裕的毛线，我就给他织毛裤，没想到才织了两条腿毛线就没了，大弟只好穿着没有裤腰的毛裤上学。要好的同学以为他有了新毛裤，还和他开玩笑说：“今年鸟枪换炮啦！”大弟拉过同学的手摸着屁股说：“我的毛裤只有两条腿没有后腰。”成为笑料。

在光华女中读书的时候我每天都是走着上学，虽然家离学校不远，但走路也要半个小时，每天四趟，风雨无阻，养成了走路特别快的习惯。每当走累的时候我就想：“有辆旧自行车也行呀！”可是家里没钱买。我每天必经的一条路叫做皇城根，现在那是一条宽阔、笔直、繁忙的柏油马路，当年是一条很空旷的土路，附近没什么住户，行人很少。这条路由三部分组成，一边为人行土路，中间是条水沟，靠城墙那边是条较宽的荒芜路，没人敢走，因为荒芜路上经常躺着吸毒者的死尸，每当走到那里我都紧张得快跑。

90岁生日时与二女儿和二女婿合影

在沦陷区的北平，日军动不动就无缘无故地抓人，伪军和日本人的狗腿子也仗势欺人，随意欺诈老百姓，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日寇特别痛恨身在重庆、昆明、延安的中国人，听说哪家有人在那些地方，就会把他们的亲属抓起来严刑拷打,有些人被抓走后就没了消息，生死不明。所以多年来我们几个孩子一直隐瞒着父亲在昆明工作的真实信息，平日里说话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一时不慎招惹了日寇引起麻烦。一次大弟克昌在学校无缘无故地被伪保长的儿子打的鼻青脸肿，他咽不下这口气，回家向我哭诉。我很气愤也很难过，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但想想为了全家的安全，只能劝大弟忍了。我说：“咱们家现在这种状态已经很惨了，如果日伪军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那时留守北平的许多亲朋好友因为父亲的真实身份都躲着我们，生怕我们给他们带来麻烦与灾难。我们明白家里的处境，只盼望着这种屈辱的日子尽快结束，尽快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五、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

抗战以前父亲的工资应该算比较高的，但“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工资一律按八折支付，父亲工资也缩减了20%，这时他既要维持自己在昆明的开支，还要承担北平五个孩子的生活费与学费，父亲挣的工资显然不够用。特别是学费，随着我们逐年长大，学费越交越多，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庭经济经常是捉襟见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是非常支持教育的，每月给西南联大系以上领导一定数额的津贴补助，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等校级领导都领取了津贴，而父亲和杨石先教授（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等表示：“要与北大师生同甘共苦，坚决不领任何津贴补助。”所以从没有领过工资以外国民政府发的一分钱。

那时西南联大许多教授生活上非常艰难，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兼职。有的北大教授去云南土豪家做“兼管”（既教书又管家），大部分清华教授都在校外兼职，月收入从一千元到几千元不等，生活状态得以大大改善。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北大文科教授们，自恃清高，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坚决不到校外兼职，埋头刻苦钻研学问。家庭生活实在困难就变卖自己的字画，刻印图章，写文章，去电台演讲等赚些小钱，每月的收入比战前强不了多少。

最开始父亲每月给我们的生活费是100元，后来涨到了200元。其中：前毛家湾房租100元，我们生活费和学费100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的昆明与日伪政府统治的北平货币是不流通的，前者使用的是以美元为储备发行的货币俗称“法币”，后者是日军占领华北五省后发行的货币俗称“联币”。1938年起日军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禁止法币在北平流通，必须兑换成联币方可使用，同时宣布法币贬值。此后法币又贬值多次，最后兑换比例降到4:1，也就是说200元法币到我们手里只剩50元联币。更要命的是，从1943年起南北双方停止货币汇兑，父亲给我们的生活费无法从昆明寄出，只好托熟人带回北平。那时从昆明到北平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加上战争，需要辗转多月才能到达我们手里。尽管生活特别艰难，我们坚持遵照父亲“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的嘱咐，五个孩子都没有荒废学业，坚持上学，勤奋读书，成绩优良。

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实行同化政策，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把日语定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宣扬封建道德等。那时在平津的国际性教育团体（主要是教会学校）与日军达成了协议，实行行政独立，学术自由，这些学校不悬挂伪旗，学习环境还比较自由。为追求这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北平许多大中学生都选择去教会学校念书，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如此，姐姐郑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念书，我在西什库天主教堂办的光华女中念书，大弟克昌和二弟克晟先后在天主教办的北平盛新中学以及基督教办的北平孔德学校念书。

我小学是在北京实验女附小，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初中是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所学校抗战以前教学质量就特别好，成绩在北平市名列前茅。我家搬到前毛家湾胡同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我转学到离家最近的光华女中读书。光华女中是个天主教学校，管理严格，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修女，许多老师是抗战期间不满日本人的统治，辞去公立学校的职位到这个学校任教的，我非常敬佩他们这种爱国精神。

这所学校由于学生质量较差，为照顾大多数学生，老师的课不能讲得太深太多，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高中时我数、理、化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排全班第一。其中，化学成绩最好，深得任课老师的喜欢。老师曾经邀请我去她家玩，也算是一种奖励吧。

那时我们最厌恶的课程是日语课，我们班主任是个中国人，每次考试前她就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抄书，但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考试时老师在教室外放哨，我们在教室内抄书，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我们就把书藏起来。学了八年日语，我一句也没有记住。

我喜欢穿白大褂当医生，高中毕业我报考了伪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次考试分数不够没考上，第二次又报考了医学院还没考上。这时我才意识到光华女中的教学质量不行，不能实现自己的“医生梦”了。不得不修改志愿报考了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上学一年后我大弟克昌也考上了辅仁大学社会学系。

那时我家同时有三个孩子在大学读书，姐姐郑雯在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我与大弟克昌在辅仁大学读书。辅仁大学学费很贵，开学以后父亲的学费迟迟没有寄来，家里的钱仅够一个人交学费，我与大弟不可能同时念书。我想大弟克昌是男孩子，今后的前途很重要，还要承担成家立业的责任，学业不能中断。作为姐姐我决定休学一年，让大弟继续念书。第二年家里有了钱交了学费，我才继续上学。

2013年在辅仁大学旧址留影

我姐姐郑雯自幼聪明好学，一贯品学兼优，初中是北平女一中学生，高中考上京城名校贝满女子中学，大学考上伪北大英语专业。1943年大四哥（堂哥）郑廉治从重庆他任职的国民政府回到北平，目的是带些进步年轻学生去重庆。姐姐由于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背着叔叔与郑廉治一起奔向大后方。渡黄河时遭遇日机轰炸，险些在河中丧命。至洛阳已身无分文，经别人帮助用电报通知在昆明的父亲，父亲闻讯又惊又喜。但此时昆明多数教授都入不敷出，父亲只好向好友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先生贷欵，迅速寄款使姐姐平安到达昆明。之后姐姐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外文系43班，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46年7月姐姐从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外语系四年级，从昆明返回北平途中在济南遭遇空难不幸去世，时年23岁。抗战八年全家人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终于盼到胜利，盼到全家要团聚了，姐姐又突然离世，让全家人极感悲痛。

小弟克扬6岁以后进入北平市皇城根小学念书，初中考上北京四中。

抗战期间我们家生活那么困难，五个孩子坚持读书学文化，这是父亲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六、圆满完成“管家”任务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全国军民欢欣鼓舞。抗战胜利以后民国教育部即任命父亲负责北平北京大学复校以及学校接收复员工作。9月父亲从昆明出发，由于交通紧张11月3日才回到北平。他是第一批从昆明返回北平的北大领导。

日伪统治时期，北平沦陷区成立了伪北京大学、伪北京师范大学及艺术专科学校，9月这些学校的学生还都在上课，由于时间来不及接收，教育部决定这些学校先照常上课，改称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占用着抗战前北大的全部校舍。父亲的任务就是争取在北大校园的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昆明教授、学生回京之急需。

2015年92岁生日照

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又多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总结的四个字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与最高褒奖。当年父亲离开北平去长沙时，三个弟弟的年龄分别为10岁、6岁和3岁，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可以把他们完整地交给父亲了，我圆满地完成了“管家”的任务。

七、尾声

1946年夏天昆明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师生陆续回校，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的开学典礼。复员后，北京大学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原有的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医、农、工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学系，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成倍增加。从此北大真正地成为当时国内专业最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1946年北平北大开学典礼，复校后的北大在傅斯年、郑天挺等人努力下，成为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六大学院，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全国最高学府。二排左四为郑天挺，右六为胡适。

1946年北大复校后的体制，仍保持原来形式。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不管学校具体的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父亲作为秘书长他的职责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重大事情，所以师生们都称他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1946年父亲带我们参观卢沟桥时合影。左起：二弟、我（郑晏）、父亲、小弟

解放以后父亲辞掉了北大秘书长职务，专职教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父亲被调整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等职，于1981年去世，享年83岁。

父亲返回北平后我们四个孩子继续上学，我重回辅仁大学念书完成了学业，1949年夏毕业后在劳动部工作，1954年调到清华大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工作近五十年。大弟郑克昌在辅仁大学就读一年后，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并招收插班生，因公立学校念书免学费，他通过考试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就读，1950年夏毕业后在北京商业局工作近五十年。解放后二弟郑克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夏毕业后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后调到南开大学任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小弟郑克扬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8年夏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左起：小弟郑克扬夫妇84岁，二弟郑克晟夫妇87岁，郑晏94岁，大弟郑克昌91岁（摄于2016年春节）

现在我们都退休了。2017年我94岁、大弟郑克昌91岁、二弟郑克晟87岁，小弟郑克扬84岁，姐弟四人平日喜欢读书看报，头脑清楚，身体状况尚好，生活亦能自理，家庭生活美满，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注：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了《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史学家郑天挺图传》两书。

撰稿并口述：郑晏

整理：黄培（女儿）

审核：史简（女婿）

时间：2017/2/5六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