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母亲节是感谢母亲的节日，往年这天，我们姐弟和家人总要与母亲郑晏一起欢度这个节日，而今年不行了，三天前享年94岁的母亲突然离开我们去天堂与父亲相聚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是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我在2013年母亲9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今天发表如下，以寄托我们姐弟三人的哀思。

尊前慈母在，孩儿不觉寒。我在花甲之年还能享受母亲耄耋之年的爱，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羡慕。母亲郑晏（1923-2018年）在清华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近50年，在我的印象中，从小至今，她对我们的爱，更像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没有溺爱、偏爱和宠爱，更多的是关爱、慈爱和挚爱，通过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三个子女也在她的培养教育下，通过个人努力和不懈奋斗，逐步成长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专家，在参与将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建功立业，事业有成。

一、平凡人生献给清华教学管理事业

我的母亲郑晏，1923年生人，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祖父郑叔忱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曾长期供职于清代翰林院，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长。她的祖母陆嘉坤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她的父亲郑天挺为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历任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和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母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将近50年，除那场运动高等教育停办几年外，一 直在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人称清华教务工作的活字典，深受全校师生和学校领导的尊敬和爱戴。

抗战前，母亲郑晏（右二）与她的母亲及姐弟们

抗战胜利后，母亲郑晏（左二）与她父亲郑天挺及弟弟在卢沟桥

抗战前，母亲郑晏（左）与她姐姐郑雯在小酱坊胡同的家中

抗战中，母亲郑晏（右）与姐姐郑雯在小酱坊胡同郑家后院，后站立者是抚养她们的叔叔。抗战期间，外公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兼教授，八年没有回过北京。

抗战前，母亲郑晏（左二）家五姐弟的合影

1936年，母亲郑晏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的毕业证书

母亲解放前夕毕业于辅仁大学，当年参加人民政府举办的华北大学毕业生培训班学习，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工作。那时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教书，姐姐和我尚在幼年，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困难，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亲自出面，要求学校将母亲从劳动部调入清华大学。母亲有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公共服务管理经验和社会管理经验，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学校领导把她安排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从此她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末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刚刚结束，清华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工科性大学，学校工作重点是将过去沿袭欧美国家的旧教育体制，逐步改为苏联五年制的新教育体制，教学管理工作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与此同时，为配合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到来，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各类工科人才，编制和修订新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首要环节，蒋南翔校长亲自挂帅，母亲承担了大量教学研究工作，并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考核教师工作量和管理教学计划等多项教育改革工作。

母亲在劳动部从事的是就业安置工作，在清华从事的是教学管理工作，放弃熟悉的社会学专业改行从事教学管理工作，领导担心她有想法，而母亲毫无怨言地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一切从零开始，认真学习各项教育方针和教务政策，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刻苦钻研专业知识，遇到问题善于动脑，很快就将教务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邢家鲤担任教务处长以后，不但严格管理，还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职员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能够完成其他科室的工作，相互协作，大兵团作战”。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下，母亲逐步成长为“一专多能”的教务行家里手。一位曾在蒋南翔时期担任过领导干部的老同志告诉我：“当年在清华众多职员中，被蒋南翔校长尊称为‘先生’的职员只有四人，郑晏便在其中。”这是校领导对母亲的尊重和对她工作的肯定。

上世纪50年代清华职员中母亲的文化程度属于高的，她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善于用脑筋思考问题，工作中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认真做好工作细节和工作程序的分解，包括遇到疑难问题怎么解决，这种工作方法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所以领导喜欢把最困难、最艰巨、最有开拓、最有挑战的工作交给她完成。从1963年起清华拟在全校专业课中推广“英语授课”的教学实验活动，母亲从到堂听课、课后征求学生意见、组织旁听教师开座谈会、向授课教师反馈意见、向广大教师推广英语授课经验等一系列工作，使清华“英语授课”的教学活动走在全国教育改革的前列。

教务工作繁琐而庞杂，面对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母亲除了任劳任怨和踏实肯干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杂而不烦，忙而不拖，效率高，无差错”。这四项工作要求使母亲工作效率特别高，教务处同事形容母亲工作时的状态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项工作管理的井井有条。学校行政机关多次请母亲介绍工作经验，母亲总结为“六多”，即多听、多看、多学、多跑、多说、多动脑筋，这些经验得到广泛的推广。由于母亲业绩突出，“文革”前17年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成为清华大学教职工中职员代表的佼佼者。

母亲的命运与清华大学的命运休戚相关。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清华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单位，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清华有上千人受到工宣队“人人排队、层层摸底”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的更大灾难是：3000多名教职工被送到血吸虫的重灾区——江西鲤鱼洲的试验农场接受“再教育”，实行奴化式的劳动改造。母亲也在其中，不久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判，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在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两年半的屈辱岁月里，母亲以“历史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坚强信念和坚定意志，捱过了艰难时刻。随着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工宣队向母亲宣布“查无实据”，分配到校医院担任总务和会计工作。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清华大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教学和科研的建设之中。为了尽快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时任校长刘达亲自签署调令把母亲调回教务处。从此母亲放弃了在清华校医院很有起色的总会计工作，甘心回到教务处重新当了一名普通职员。重返她所钟爱的教学管理岗位，母亲一如既往的勤奋工作，由于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不久又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逐步恢复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等学科，全面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大学到清华学习先进的教学、教改经验，全国高教系统也经常在清华组织召开教研经验交流会，介绍先进经验和组织会务工作的任务总是落在母亲身上。那时母亲已近退休年龄，还像年轻人一样经常加班加点，甚至一些小事，诸如外地客人想买什么北京土特产，她都一一记在心上，能办到的尽量办到、办好，这在国家商品供应极度匮乏的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受到全国高校同仁们的一致好评。

“眼里有活”是母亲工作几十年的特点，她经常是哪里忙就出现在哪里，哪项工作没人做，她就主动承担。她看到教务处领导工作忙，没有时间按时向学校上报每周《信息通报》，就主动向处长申请承担了这项任务。每年她捕捉到的教学信息总是排在全校信息量的首位，被学校领导采纳的也最多，有时上午报送的信息，下午学校领导开会就引用了，极有参考价值。如《信息通报》出刊200期的时候，她报送的159条信息被学校选用149条，选用率达到93%；出刊300期的时候，她被评为优秀信息员，在全校信息员大会上介绍经验。母亲爱岗敬业的精神多次受到时任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的表扬，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在全校大会上介绍经验，模范事迹刊登在校刊和学校宣传栏的显著位置，成为全校教职工学习的榜样。

母亲退休后老骥伏枥，作为教学管理专家继续在教务处工作，返聘时间长达15年。她记忆力极好，全校各院系、各专业1000多门公共课程以及各门课之间的关系全记在脑子里。理工科课程编排讲究科学性与关联性，知识点的讲授必须循序渐进，哪门课应该先讲，哪门课应该后讲，不能出现差错。那时清华为追赶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新增了多门新型学科的课程，母亲为使编制的教学计划科学合理，亲自到教学一线去听课，教师及教务人员均评价说“郑晏编制的教学计划总是清清楚楚，从没有出过差错”。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飞速发展，清华大学教学课程安排由人工改为计算机，在程序员编写程序之前，母亲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之后计算机编排的教学安排表格与母亲人工排出来的表格完全相同，这个结果让年轻同事赞叹不已，说母亲的脑子堪比计算机。

母亲直到75岁才告老还家，曾被学校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的称号。几年前某个春节，时任清华党委书记陈希特地到家里拜年并慰问母亲，赠送了慰问品和大花篮，感谢母亲为清华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感谢母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成绩。2018年春节前夕，中国民主建国会海淀区支部和清华支部的领导共同慰问了母亲，他们说：经中央民建档案查询，母亲是目前全国年龄最大、入党最早的民建党员。母亲几十年来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平凡人生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事迹令大家敬佩。

母亲一生心胸豁达、淡薄名利、默默奉献。她在清华工作了一辈子，获得过无数次表彰和奖励，但行政职务始终为职员，连科长都没晋升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清华提拔干部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非中共党员不能提拔为干部，母亲因此不能提升职务。同事们为此打抱不平，认为凭着母亲的文化程度、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和突出业绩，早该晋升职务了。我也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不申请个高级职称，她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而且认为提拔干部和评定职称是领导考虑的事情，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为学校教务工作做出更大的成绩。前几年我翻出母亲在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最后一段话令我特别感动，她是这样写的：“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为党的教育管理工作贡献我的一生，为教学一线的工作铺路搭桥，很幸福，也很光荣。我干了一辈子职员，没有任何‘长’字头衔，只要工作有成绩，我就心满意足了，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是我的理想。”

母亲与许多清华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受过“文革”磨难，但是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为祖国、为教育努力工作，不求名，不求利，默默奉献，不求索取，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

二、母亲教我为学、为人、为业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淑华的指引下开始写日记，其中也记录了母亲教我写日记的内容。我1965年5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到：“今天妈妈和爸爸都给我讲了怎么学习。妈妈说：‘你做作文和写日记总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圈子里，不是上课不听讲，就是不举手回答问题。写日记是为作文服务的，如果老写这些内容，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听从了妈妈的话，将自己的日记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班级和学校，较详细地记录了1959-1965年我在清华附小学习时的活动情况，内容涉及老师教书育人，班级逸闻趣事，学校课外活动和少先队活动情况。在清华附小百年诞辰前夕，我为校友回忆录《世纪情愫》投稿，再现了清华附小的百年风采，受到学校编委会和校友们的好评。

母亲不但重视对我“为学”的培养、更注重对我“为人”的教育，我现在还记得她通过“推子风波”教育我如何为人处世的。我初中考入北大附中后被选为班长，不久班委会决定用班费买个理发推子为男生理发，以增加班集体的凝聚力。那时我是住校生，与高中友谊班的5个师姐住在一个寝室，周日当我打开寝室储物柜准备拿钱买推子的时候，发现推子钱不翼而飞，立刻傻了眼。当时一把推子的价格相当于一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对13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天价，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呀。无奈，我只好回家向母亲讲明原因，要了钱买了推子交给了班委会。

班里的同学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纷纷捐款将推子钱还给了我，当我满怀喜悦地把钱还给母亲的时候，遭到了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说：“你担任了班长就要勇于承担责任。你个人钱被偷，怎么能够让大家共同承担经济损失？刚开学不久，每个同学都交了学费，你们班同学又交了班费，时隔不久又组织同学捐款，哪个家庭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那么多的钱？作为班长，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个人角度出发，要从全班同学的角度出发，想他人之所想。”坚决让我退回了捐款。

此事并未完结，数月后同宿舍的师姐们告诉我，是Z学姐偷拿了我的钱，并且鼓动我找她赔钱，我犹豫不决去问母亲，母亲说：“没有当场抓住偷钱的人，就不能让人家赔钱。她今后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要为她的前途着想。得饶人处且饶人。”最后还叮嘱我：“对待同学要豁达宽厚，不要斤斤计较。”这句话后来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事的原则。

有位名人说过：母亲对我的爱之伟大，让我不得不用我的努力工作去验证这种爱是值得的。长大以后，我与母亲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但是母亲也在帮助我、指导我、教育我，至今我还记得进入国家统计局前母亲的叮嘱：“在政府部门工作，第一是工作要积极主动、眼中有活，别人不愿做的事情，自己要主动去做。第二是工作中不能挑肥拣瘦，不要认为自己是大学生，就不愿意做那些琐碎的、不起眼的基础性工作，只想做那些出名利的重要的工作。如果你连最简单的基础性工作都做不好，领导怎么能把艰巨的、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我牢记母亲的教诲，到国家机关以后，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和社会大众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每年编辑各类年鉴资料书10多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统计事业。2011年国家统计局通报表彰全国统计系统百名优秀统计编辑，我也榜上有名，这是国家统计局30年来首次表彰优秀统计编辑，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我为自己继承了母亲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勤奋好学的工作精神感到骄傲和满意。

三、家庭温馨母爱甘甜

父母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为我们姐弟成长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在家庭教育中，他们将清华园传统的“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带入到我们的启蒙教育中，将清华教授家庭推崇的育人理念“人品、治学、向上”融入到对我们的培养当中，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为人正直、要做学问、奋发向上”。我们从小就知道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涵，从小就树立了科学强国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父母那种阳光的、健康的、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的家庭教育，与现在的竞争、奋斗、出人头地的家庭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1956年，父亲黄熊和母亲郑晏的合影

1968年左右，全家人在清华白楼17公寓楼顶。左起：母亲郑晏、姐姐黄坤、弟弟黄圻、父亲黄熊，作者本人

1957年左右，母亲郑晏（左三）与家人在清华大学照澜院附近的合影

1956年左右，清华大学教务处组织教工去西山旅游。左起大人：胡慧理、黄熊、郑晏；左起小孩：庞荧（庞家驹教授的大女儿）、黄坤、黄培

我们小时候清华校园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每周都上映新电影，包括故事片、动画片、科教片……母亲总是让我们先睹为快。每逢节假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乐团、中国木偶剧团等国家级剧团轮流到清华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出，母亲总是想办法买到各种演出票，让父亲带我们去欣赏。我看过话剧《茶馆》、《吝啬鬼》、《蔡文姬》、《以革命的名义》，歌剧《货郎与小姐》，大型木偶剧《彼得和狼》，多次听过中央乐团演奏的交响音乐会。为培养我们的读书习惯，父母给我们买各种各样的图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十万个为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文化熏陶使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为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父母分工合作，冬天母亲带我们到荷花池的溜冰场滑冰，夏天父亲带我们到颐和园划船、游泳。为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母亲带我们去动物园观察动物的千姿百态，父亲带我们参观天坛、故宫、自然博物馆、天文馆。虽然父母经常要加班或者参加政治学习，家务劳动也非常繁重，但是只要有空余时间，他们就带我们去接触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为的是开阔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维，拓宽我们的知识面。良好的家庭教育、融洽的家庭环境、温馨的家庭生活，使我们姐弟三人始终能够融入社会、理解社会，保持乐观的善待自己、善待人生的世界观。

母亲始终认为，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是她作为家庭主妇的职责。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极度匮乏，我家许多邻居都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那时家里收入并不富裕，母亲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身体健康，有足够的营养，不但把父亲的牛奶（教授配给）分给我们三个孩子喝，还四处奔波寻找能吃的东西，如骑车去海淀万泉河的屠宰场买猪下水，到高价市场上买食品。每到吃饭的时候，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我们吃着父亲熏制的猪肝、煲猪蹄汤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父母偶尔插话加以评论，我们许多看法和见解就是在那个场合得到提高的。父亲是广东人喜欢吃、善于烹饪，做饭的任务主要由他承担，母亲则主要负责采购和烹调前的准备工作，这个习惯延续了几十年。每逢节假日家庭团聚，母亲都事必躬亲，到照澜院采购，享受节日当天忙碌而快乐的烹饪过程。看到母亲那么辛苦和操劳，我曾提议以后家庭团聚改在饭馆吃饭，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在家里吃饭是维系家庭温馨生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下一代建立家庭观念的重要基础，她说生活节奏再快，自制美味佳肴永远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兼顾事业和家庭的生活观念，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为了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美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和我们的下一代。

母亲热爱生活，讲究生活品质，在清华园里以着装得体著称。就是90多岁了，凡是外出吃饭或者参加聚会，一定要事先准备着装，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带什么帽子、配什么提包和头巾，十分有讲究。即便平日出门买菜、散步也都要换上熨烫平整的衣服，显出不凡的气质和文化修养。父亲活着的时候，她经常修饰老爸，每周都要亲自为他熨烫衣服和裤子，并用自己的审美情趣来打扮我们姐弟。这次她生病离开家前，呼吸已经非常困难了，她还要求我们给她换衣服、戴帽子和纱巾，作为大家闺秀，那场运动也没能改变她追求生活品质的美德。

母亲为人热情，是个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朋友、同事家里有什么急事、难事找到她，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予以帮助，即使是长期失去联系的人也是如此。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位其貌不扬、衣冠不整的老者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母亲与他聊了很久，临别时还给了老人钱。母亲看见我好奇就解释说：“抗战胜利后外公（时任北大秘书长）从昆明回到北平主持北大复校工作，学校分配给外公一辆黄包车和一位车夫，这位老人就是当年的车夫。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外公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现在车夫家里遇到困难，我帮助他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现金捐助，印象深刻。母亲退休前长年担任教务处的工会主席，在国家物资极其困乏的年代，一旦教务处某个同事家里有困难或者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把我们穿小的衣服、家里富裕的粮票和布票送给他们。有的同事家属从外地来京探亲没有地方住，母亲就四处借房，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的温暖和友情带给同事和朋友的人。

母亲有江南人的血统，长的柔弱清秀，但是性格坚韧，意志坚强。母亲坚毅的性格源于她青少年时期遭受的苦难。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到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身在北平的外公负责北大教职工和学生的撤离工作。日本鬼子要抓外公，他匆匆丢下五个孩子，只身一人离开北平，辗转去了昆明。那年外婆刚刚去世，我最小的舅舅年仅3岁，13岁的母亲即当爹又当娘，带着三个弟弟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生活了八年。艰辛的生活锻炼了母亲坚强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所以从小时候起，母亲就有意培养我们树立自尊和自信的品格，培养我们独立的生活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母亲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步学会了解决困难的方式方法，独立自主的精神也很强。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也继承了母亲的教育方式，没有过分的娇惯和溺爱，鼓励孩子自尊、自信和自立，现在我的孩子也成长为一名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工作重担的金融业律师。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1969年4月我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我们团位于巴盟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离蒙古国边境200多公里，由于是“珍宝岛战役”后临时突击组建的单位，连队生活设施简陋，我们住在羊圈里。寒冷的天气，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劳动……四年后我的身体彻底垮了，兵团将我病退北京。那时北京接受病退知青的工作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可是清华大学没有这级行政机构，因此从陕西、山西、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病退回京的清华子弟没有接收单位，迟迟不能办理病退手续。母亲知道后联合几位知青家长不断向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反映，最后清华决定由人事处负责接收病退知青的工作，为其他病退知青回到北京铺平了道路。我回北京后，母亲带我四处求医，找过许多专家看病，每晚还给我熬中药，在她的精心调养下，我的身体慢慢康复，我感谢母亲为我所做的一切。

母亲退休后才开始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身体健康、内心富有、快乐生活、坚持读报是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写照。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一位剧作家曾对母亲进行采访，计划写一个反映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及其家庭的电视剧本，请母亲讲述她父亲郑天挺在抗战期间的抗日活动以及子女在北平的生活。后来这个剧本胎死腹中，母亲就自己动手写，又因手摔伤改为口述，由我执笔撰写了1.5万字的《回忆抗战期间在北平的生活》。2107年国立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北京大学校友会网、互联网“众读”和澎湃新闻分别刊登了母亲的文章，云南电视台对母亲进行了采访录像。母亲面对老年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着我，并点燃我与我先生的写作欲望。我们退休以后开始练习写作，目前写了50多万字，发表在“新浪博客《二月里来1950》”上，截止2018年初读者点击量达到11万人次，非常有成就感。

母亲郑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上班近50年，2017年秋末我陪同母亲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2018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圆明园聚会时留影。左起：作者本人、姐姐黄坤、母亲郑晏、弟弟黄圻

2018年春节，郑氏家族成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影。前排左起：母亲大弟、母亲郑晏、母亲二弟、母亲二弟妹、母亲小弟、母亲小弟妹。他们年龄最小的今年85岁。

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母爱善良如茶，香浓甘冽；母爱宽容如海，辽阔博大；母爱坚强如山，厚重稳健；母爱柔情如玉，温润优雅。虽然母亲去天堂与父亲相聚去了，但是她那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传统高尚的家教美德和关爱他人的品质素养，永远是我们心中唱不完的赞歌。

感谢姐姐黄坤、弟弟黄圻在我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