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7月,惊悉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溘然仙逝，笔者观赏着钱老晚年为拙作《胡秋原全传》的题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禁想起了笔者为台湾老作家胡秋原作传时，胡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他与钱伟长及其四叔钱穆是世交……

　　钱老家学渊源深厚，从他们两代人的名字就可窥见一斑。钱伟长之父钱挚居长，取“一鸣惊人”之典，字声一；其四叔钱穆，字宾四，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后为国学大师。

　　有意思的是，钱穆的名字是长兄钱挚改取的，而钱伟长的名字又是钱穆所取。满腹经纶的钱穆之所以给侄子取名“伟长”，是因为在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中，有一个叫徐干的著名学者，字伟长，擅长诗赋，尤工五言诗。而钱伟长是钱家颇有悟性的长房长子，故特地起名“伟长”寄托对侄儿的无限期望，希冀他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大学问家。

　　1928年夏秋之交，钱穆的原配和新生婴儿相继去世。正在无锡荣巷中学任教的长兄钱挚，闻讯后立即归家为弟媳料理后事。钱挚也因操劳过度，急火攻心，不幸英年早逝。

　　钱挚去世后，钱穆便把16岁的侄子钱伟长带在身边，供其读书，先在苏州中学，复进入清华大学。钱穆续弦后，又把母亲接到身边，钱穆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希望叔侄俩成名成家，光耀门庭。

　　不久，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的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经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推荐，钱穆于1931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成一家之言。成为现代历史学家与国学大师。

　　正是钱穆的熏陶，钱伟长于1931年6月，在上海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而且他的文、史两科成绩得了满分，也就是现在的“文科状元”。在这几所大学中，他听从钱穆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历史系又有四叔的好友。而钱伟长对古文和历史均有兴趣，最后选择了中国文学系。

　　可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入学时物理仅考了5分的钱伟长，以一腔热血要求转读物理系，希望将来能以科学技术救国。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被他的爱国热情所动，答应让他试读一年。他克服了数理基础差、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以数理课程超过70分的成绩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

　　清华毕业后，钱伟长远赴加拿大、美国留学。可以说，若没有钱穆的影响、提携与帮助，少年丧父的钱伟长的人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钱穆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从此叔侄俩天各一方。次年在港创办新亚书院，并相继到宝岛台湾、日本与美国讲学。1966年，蒋介石在台湾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3岁的钱穆此时受邀赴台。

　　这对文理双馨的叔侄俩，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钱穆又听说钱伟长曾划为“右派”，日夜挂念。时隔32年后的1981年，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钱伟长与堂妹、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讲学之机，与年过八旬的钱穆在港重逢。数十年未见的叔侄、父女，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里共度了半个月的天伦之乐，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故去，家属定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生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清华同学、台湾前“行政院长”俞国华，未料民进党再次发难，指称钱伟长是中共高官，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叔父去世，钱伟长无法去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怙，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人为障碍，无法去台奔丧的悲伤。挽联云：

“燕山苍苍，东海茫茫。呜呼我叔，思之断肠。幼失父怙，多赖提携。眷育深恩，无时或忘。”

（裴高才）

转自 新民晚报 201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