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萧三匝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下，在德国留学4年的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转过年，他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一年以后，蔡元培再次赴法留学3年。至1916年他回国之后，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直到1927年离任。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经换过五任校长，均未能改变局面。蔡元培到任之后，着手革新北大，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此思想指导之下，蔡元培广揽学术人才，不论其政治倾向，只专注其学术水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人陆续加盟北大，整个教授队伍学术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盛极一时。也正是蔡元培开启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此后危难之时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渡悲欢

卢沟桥事变之前，北京不守，早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清华早已开始应变准备，几年前就着手在长沙设立分校，并动工在长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北京既然失陷，清华就决定即刻南迁。具体的南迁办法是，令教师和学生于1937年暑假后开学时在长沙集合，学校迁到长沙。学校给教授们发放路费，其余的人自己想办法前往。

当清华教授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教育部已经命令北大、清华、南开在一起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以原来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在三校原来的院长、系主任中选出临时大学的院长、系主任。以文学院和哲学系为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被选为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北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为哲学系主任。

当时清华在岳麓山的校舍只建成很小一部分，不够用，只好把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把文学院设在衡山脚下一个市镇。

知识分子在南迁中的心情可以冯友兰的一首诗为代表：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国破山河在，临时大学的教授们并不消沉，其时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每天都摆开一案子书考订《周易》。

好景不长，南京陷落后，日寇进逼武汉，长沙也受到威胁，长沙临时大学只能继续向昆明南迁。1938年2月，大部分学生编队由长沙步行前往昆明，教授们愿意步行的也同学生出发，其余的人，各自择路到昆明聚齐。有一部分人坐火车到广州，经中国香港、越南到昆明，有一部分人坐汽车经中国广西到越南，再转往昆明。冯友兰、朱自清、汤用彤、陈岱孙等走的是广西这一路，闻一多等人参加的是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不论走的是哪条路，这些平时深居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都深深地感受到了离乱之苦。

到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其内部组织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一样。当时胡适已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联大文学院院长遂由冯友兰担任。当时联大在昆明的校舍不足，又把文学院分设在蒙自。不久，昆明的校舍问题解决，文学院又搬回了昆明。

从此，联大师生除了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防空袭。联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对“跑警报”曾有生动描述。有一次，华罗庚没跑赢警报，一枚炸弹掀起的土就把他埋起来了。幸亏警报很快解除，附近的人才把他刨出来。

跑警报虽然辛苦，但死的人并不多，一些联大师生后来也把这段经历当成趣谈，有人曾豁达地说：“哈哈！原来听说五枚炸弹就能把昆明炸成平地，到了现在掉下来的炸弹至少有五千枚，可昆明还是老样子。”

但由于通货膨胀，教授们的生活日趋困难。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半个月就花完了，教授们只好兼职补贴家用，大多数人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做古文的人就向当地富贵人家做“谀墓”文章。教授家属就坐在街头摆地摊，卖从京津带来的各种家什。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邀约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了一种叫“定胜糕”的糕点送到冠生园代销。由此细节可知，联大师生虽然生活清苦，但得胜回还的信念是坚定的。

“三变”闻一多

联大后来成了“民主堡垒”，因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成了“民主斗士”。但考诸闻一多生平，可以说，他之所以成为“民主斗士”也是形势所逼。罗隆基当年就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上世纪20年代是国家主义者，30年代是书斋隐士，40年代是革命斗士。

闻一多最初是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闻名于世的,他曾自负地说过，在众多的新诗人中，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劲敌，而郭沫若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闻一多承认：“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

闻一多的性格使他本能地疏远启蒙阵营中以胡适领军的理性主义，而将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引为知己。但浪漫主义重于破坏，却缺乏建构新信仰的理论。因此，它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浪漫激情的依附对象。闻一多选择了国家作为他的依附对象。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国民，他在美国感受到的异乡感和屈辱感是那样的强烈，这促使他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与闻一多一起赴美留学的潘光旦改学优生学后，闻一多曾严肃地警告他：“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该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不仅信奉国家主义，而且与清华留美同学罗隆基、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在美国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团大江会。大江会粗糙的宣言表明，他们是一个重气节、愿意为国家和正义而死的团体。

1925年，闻一多回国，理想中的祖国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对比，让他逐渐产生了失望心理，加上一批志同道合者的星散，他开始彷徨于无地。北伐战争开始后，闻一多一度亢奋，曾在邓演达手下干过一段艺术股股长，但军旅生活不是这个文人能适应的，不到一个月他就主动走人了。

闻一多的信仰坍塌了，他当起了隐士，而母校清华大学为他提供了可以让隐士居住的象牙塔。1932年，他应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他不再写诗，倒是钻进了故纸堆。他厌恶政治，以庄子自况。按他自己的话说，“向外的路既然走不通，我就不得不转向内走。”

那时候的闻一多真是隐逸到家了，即便是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他也没有像当年那样激昂过。西南联大前期，他的雅号是“何妨一下楼主人”。他不是不爱国，不是不恨日寇，但他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恨。

1943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上的转折点。此前，为了抵御外敌，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到1943年后期，他已经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那是一本攻击五四自由民主精神，宣扬独裁体制的“建国大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不受五四精神洗礼，蒋介石鲜明的复古论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引起了西南联大教授的强烈抵制，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须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而闻一多也被该书宣扬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苦知识分子还能够接受的话（因为那是为了抗战），在抗战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国民党表现出的专制倾向、日益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就让知识分子越来越无法容忍。

1944年3月，日趋保守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抹去五四精神的影响力，宣布以后的青年节不是5月4日，而改为黄花岗起义日3月29日。此举在西南联大激起了公愤，联大师生决定在5月4日这一天好好纪念一番。在纪念会上，沉默了十多年的闻一多发表演讲，承认自己的落伍，并号召大家从此与独裁当局抗争。

闻一多走向了十字街头。他把自己的新信仰附丽在“人民”身上，他开始大量阅读中共文献，并学会了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社会、评价文学。他为自己的出身是剥削阶级感到痛苦，发誓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结束，冯友兰在北归途中得知了他的同事闻一多被杀的消息。

脆弱的堡垒

闻一多走过的道路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中颇具代表性。就生活态度而论，比闻一多性格温和许多的朱自清也选择了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就政治态度而论，比闻一多年轻的吴晗、李广田也日益向左转了。从参加中共第一届新政协的人员构成来看，闻一多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不过，反思闻一多走过的道路，不得不说在1940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的选择分野。闻一多最后的信仰皈依在“人民”这个宏大的叙事上，而不是个人自由这个切实的目标上。金岳霖晚年曾私下对人说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也就认了。但胡适的名言却是，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人民争自由。

在现代政治学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民主政制，一种是代议制自由民主，一种是带民粹性质的民主。西南联大虽然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但并不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联大时期，胡适已不在中国，联大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罗隆基、潘光旦等寥寥数人而已，而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受到拉斯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洛克的影响。自由主义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必然会走向失败的，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转自 华夏时报 2011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