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个人的清华光影史

66年前，昆明街头，军警掷出的一枚手榴弹在密集的学生中爆炸，惊恐的尖叫声中不少学生倒下??这一天是1945年12月1日，用这个日期命名的“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时年23岁的张祖道正就读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在“一二·一”运动中担任监察队队长。入夜，他和化学系的同学一起工作，把所有认识的同学拍的照片全部征集过来冲洗。底片在化学制剂的作用下逐渐显影，一位学生代表正激情洋溢地进行反战演讲，遭军警袭击的学生躺在血泊中……看着一张张小小的照片，白天的一幕幕场景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一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买一部相机，作为我的‘战斗武器’。而且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做实地调查时也需要相机。”在北京的家中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89岁的张祖道这样回忆。

从清华毕业后，张祖道跟随潘光旦、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调查，被誉为“中国纪实摄影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过去六十多年里，胡适、朱自清、曹禺、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等大师分别走进他的镜头，他的摄影集《刹那》好像一部近现代史的影像备忘录。

最近几个月，张祖道一直在整理自己从进入清华园到北平解放前的照片，从学生运动到校园生活，共计140张。

4月24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张祖道把这些照片贡献给母校，成为1946到1949年初清华大学宝贵的史料。自1911年4月周自齐主持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幕至今，过去100年，清华用庚子赔款建校，从籍籍无名的留学预备校成长为中国最顶尖的大学。

第一台相机与学生运动

“我老是搭末班车。”张祖道用这句话作为自己一本书后记的开头。

1922年，张祖道出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他进入向往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读社会学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又西迁昆明，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杨振宁1938年入学，读物理系。和他一样就读于物理系的李政道1944年进入西南联大。与他们相比，张祖道算是搭上了西南联大的末班车——他入学的第二年也即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回北平、天津复课。同年10月，张祖道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习。

1946年12月28日，星期六，社会学系的课程是到机关参观。像每个周六一样，张祖道早早结束了参观，便到北京大学去会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朋友们未能像往常的周末一样谈笑风生，学生宿舍被愤怒笼罩着。一位同学递来一张报纸，并向张祖道讲述了四天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叫作沈崇的北大女生在圣诞夜被两名美国兵强奸。

张祖道匆匆走出北大学生宿舍，他把从北大带回的报纸连夜贴到了清华大学的民主墙上。而在北大，民主墙上贴满了誓雪耻辱的壁报，很快，北大召开系级代表和各社团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打砸了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消息传出后，学生自治会连夜开会，号召各大学一致行动，游行请愿。得知即将大游行的消息后，张祖道借了一辆自行车，花了四十分钟，从清华大学骑到王府井，他急着去买相机。

几周前，“一二·一”运动的周年纪念活动上，张祖道曾经拍过一组照片。相机是借来的，都是价值几十万法币的好相机。张祖道心想，这次是拍学生运动，要是在游行时相机被抢、被砸，自己怎么赔得起？在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张祖道最终以19万法币的价钱买下一台4.5光圈的二手相机。

12月30日一早，清华大学抗议美军暴行游行队伍就在操场集合，张祖道带着前一天买好的相机和四卷胶卷给游行队伍拍照。8点钟，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燕京大学，汇合后才发现两校各举各的校旗，缺少整个游行队伍的门旗。匆忙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找来几条白被单，拼成一个大横幅，把写有“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九个大墨字的纸贴上，两边用大竹竿支起来。学生们高举横幅，快步走在街头，前往沙滩红楼与北京大学的队伍汇合。张祖道按下快门，这个横幅在游行过程中被拍摄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下午，抗议美军暴行游行正式开始，各院校学生和沿途的市民都加入进来，队伍有一万多人。抵达“军调部”门前，张祖道从游行队伍背后取景，拍下了学生们挥舞着臂膀抗议的背影，隔着一辆汽车，对面就是几个美国人，学生们冲着他们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在清华大学的队伍中，有一些西南联大的学生曾经参加过翻译官训练班，交流后他们发现对面并不是美国士兵，而是记者，于是急忙把抗暴游行的宣传材料递给他们，告诉他们美国军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当时也没准备英文的材料，也管不了那么多，就把中文材料直接塞给美国记者。”张祖道说。

北平的抗暴运动迅速扩展至全国，驻华美军在强大的示威游行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47年1月对罪犯进行了审判。

“当时的时局下，中国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我拍得最多的是学生运动。”从1946年到1949年，张祖道拍摄了两三百张学生运动的照片，他善于在特务、军警眼皮底下捕捉镜头。

张祖道从自己65年来拍摄的照片中选择了几张，放大成24英寸，赠送给清华大学校史馆，其中一张是从高处俯拍的清华大学大食堂的全景，大食堂的民主墙上贴满了报纸，学生们都在看民主墙。

教授治校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礼堂人头攒动，校园内清华校花紫荆花盛开。这一天，是清华大学建校36周年校庆日，这也是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的第一个校庆。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梅贻琦刚刚走出大礼堂，就被一个手拿相机的学生叫住。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快速地说：“梅校长，我是社会系的学生，我叫张祖道，能给你们拍张照片吗？”梅贻琦同意了。和他同行的还有来参加校庆的嘉宾，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昆明师范学院校长查良钊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这张照片张祖道保存至今，他为照片取的标题是“清华1947年校庆，四校领导聚首”。这是张祖道的摄影中，极为少见的一张“摆拍”。张祖道告诉记者：“‘摆拍’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不叫住他们，他们就离开了。”照片上，胡适笑逐颜开，梅贻琦表情严肃，这恰恰是两人性格的真实体现。

此前30多年，经过周诒春、曹云祥等多位校长的努力，清华学堂已经变成一所完全的、独立的大学。尤其是在清华历史上享有很高地位的周诒春，规划并建造了清华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和体育馆，这也是清华最初的轮廓。

梅贻琦是清华首批庚款留美的学生。1931年，在清华的“倒校长潮”中，梅贻琦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自此开创了清华的“黄金十年”。八年抗战期间，他仍然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并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此前，包括罗家伦、叶企孙、冯友兰等数位前任都因种种原因，未能长久治校。

1931年12月，在清华大礼堂举办的就职仪式上，梅贻琦讲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在梅贻琦看来，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

梅贻琦为人木讷寡言，却为清华开启了黄金时代，在师生中威望极高。在他的多方礼聘之下，清华一时招揽了很多有识之士。从1932年到1937年，先后应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有：闻一多、顾毓秀、李达、潘光旦、庄前鼎、雷海宗，还有外籍学者维呐（计算机理论奠基人）、华敦德（航天专家）等。

一张潘光旦、吴晗、朱自清等几位教授的合影，是对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的呼应。这张照片拍摄于1946年7月15日，当时清华大礼堂正在进行“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张祖道并没有离开，他看到几位教授先后从大礼堂出来，并聚在门口聊天。“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能见面，所以就聊了起来，”张祖道说：“我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直接把这个场景记录下来了。”此时，照片上的朱自清、潘光旦和吴晗有一项共同的工作，他们都是“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成员。为了纪念闻一多，清华大学在北平复课后不久，梅贻琦就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

朱自清的学生王瑶曾说，生前，朱自清与闻一多两位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么深刻。为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耗尽了生命中最后两年的时光，临终前，仍然为此操劳。1948年8月底，《闻一多全集》出版，朱自清却没能见到。当月12日，他因病辞世，时年51岁。

1948年8月26日，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为朱自清举行追悼会。在张祖道的照片中，墙壁上挂满挽联，校长梅贻琦身着黑色马褂站在最前方，担任追悼会的主祭，朱自清的家属、朋友同僚和学生们正低头默哀。张祖道说：“这些照片包含了我对于清华精神的全部理解。既有开放胸怀，又有一流的老师，既注重专业的修养又追求民主、健康。”

“清华1947年校庆，四校领导聚首”也是张祖道赠送给清华大学校史馆的四张照片之一，用以表达对清华老校长的追思。张祖道还选择了1947年校庆时，校友们打驴球的一张照片，送给清华。对体育的重视是周冶春任校长时就定下的，早在1919年，清华大学就建成了亚洲一流的体育馆。

“不光同学要重视体育，已经毕业的校友们也都秉承了这一点，每次校庆时，打驴球和斗牛是两个传统项目，校友们以此证明自己依然身强力壮，可以为国家至少服务四十年。”张祖道说。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把体育馆用作马圈，把图书馆改成了伤病医院和军官的住处。张祖道还记得：“清华大学的体育馆地板是软木的，我们在上面打球的时候，是不能穿钉子鞋的，但是日本人把体育馆用作马圈，软木地板被腐蚀坏了，复校后只好暂时改成水泥地板了。”

1947年4月，清华大学游泳池修复后开幕。此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著名体育教育家夏翔，回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修复后的游泳池重新开幕，所有人都很激动。夏翔西装笔挺地站在跳板上担任跳水裁判，笑逐颜开。

结缘梁思成和林徽因

1952年9月的一天，张祖道来到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他拿着冲洗好的一批照片，敲了敲门。此时，张祖道早已从清华毕业，在《新观察》半月刊任摄影记者和编辑。

“怎样让北京城呈现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样子？”还没进门，他就听到一段流利的英文。客厅里，几个人围坐在沙发上，正紧锁眉头。

女主人穿着浅色的衣裤，脚上是一双布鞋，她示意让张祖道坐下，告诉他，那个外国客人是英国建筑师斯金纳。

陈寅恪、潘光旦、钱锺书等先后在新林院住过。此时，这套房子的主人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时，张祖道所在的《新观察》杂志约请林徽因写关于北京文物古迹的连载，每期一篇。林徽因同意了，张祖道便成了她的临时助手。“林先生要写颐和园了，我就去颐和园，按照她的要求拍，冲洗出来之后就拿到她家让她看行不行。”张祖道回忆，“每个月都要去两次。”

每一次去新林院，张祖道都可以呆一整天，这一天他基本不用开口说话，只是听梁思成和林徽因讲。“他们可以讲的内容太多了，而且都能引经据典，”张祖道回忆：“林先生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时候讲累了就半躺着休息，让我自己搬出一本画册翻。梁先生看到了，又会指着画册讲起来。”

抗战时期，梁思成与林徽因辗转迁至四川宜宾李庄，川南潮湿的气候使得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但受限当地的医疗条件，未能及时得到救治。回到北京后，虽然加紧治疗，也只能维持病情而难以好转。

坐了一会，张祖道忍不住问梁思成能不能拍照，梁思成点头同意。张祖道并没有马上开始行动，而是告诉大家他要移动一下自己坐的椅子，并接着听他们讨论。

“科学的东西不进老城，要进老城的话应该让艺术类的东西进。”就在梁思成激昂陈词、林徽因和斯金纳认真倾听时，张祖道坐在椅子上摁下了快门。从他的角度拍过去，茶几上摆着鲜花、报纸和咖啡杯，沙发背后是整齐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几幅相片。正对面的梁思成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正一边讲话一边做着手势。林徽因坐在他旁边的转角沙发上聆听，照片选择了林徽因的侧面，但依然可以看出她的脸、手臂和脚踝都有着病人的消瘦。

“她当时就说，我这个形象已经这样了，你们用不用都可以，或者最好就用别人的照片。”但当张祖道把照片送给林徽因时，她心存感激：“你们搞摄影的人拍摄的手法有许多，最重要的是，应该对被拍摄者存有一份善心。不要把别人丑的一面拍摄出来。像你这张拍得既照顾了我（没有显露病态），也兼顾到其他的两个人，很不错。”三年后，林徽因去世，年仅51岁。

社会学系的实地调查

张祖道原本打算工作两三年后，再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回炉”，充实自己。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随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听到这个消息，张祖道一愣，他想：“这一次不单我一个人搭乘了社会学系的末班车，就连我们整个班整个系的师生一个不落地挤进了这辆末班车。”此时，张祖道在清华读书时的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和老师费孝通，都已调入中央民族学院。

1926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成立，陈达担任主任。20年后的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学后，潘光旦任社会学系主任，同学和老师们尊称陈达为“老主任”。此后又过了50多年，直到2000年6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才得以复建。

早在陈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时，就主张师生走出书斋展开实地调查研究，这一传统在张祖道的老师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身上得以传承。

1956年，潘光旦受中央委托到湘鄂川山区进行土家族调查，此时仍在《新观察》工作的张祖道也受邀随行拍摄。此次调查从1956年11月开始，历时65天，到过18个县市，行程达7000多公里。

1936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调查，“江村”是费孝通为开弦弓村取的学名。两年后，费孝通根据调查资料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江村成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名扬海内外。费孝通曾先后27次探访“江村”，从1957年至1999年42年间，张祖道先后5次跟随费孝通调查、访问和拍摄“江村”。

2007年8月，张祖道的第一本影集《江村纪事》出版。评论家姜纬认为：“我们可以从张祖道这些建立在社会学严谨理念基础上的朴实影像中，看到历史节点之间中国社会的对比和变化。”同年12月，“江村纪事”系列作品入选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特别展单元，获得年度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

(文/李静 王瑶 冯蒋佳之)

转自《外滩画报》2011年04月28日 第4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