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啸之

曾昭堃先生近照

他1936年出生于战乱时期的广西容县，1955年19岁从容县中学毕业，阴差阳错从留学苏联保送生转而成为解放后容县第一个清华大学生。大学期间，他从土木建筑系给排水专业的学生，成长成参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十大工程”设计方案设计，甚至承担清华主楼工程和806工程（即轻水型原子反应堆）设计任务的特殊“工读班”学生。1961年，他从水木清华毕业，到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从事国防战略后方基地工程建设工作，官至团级，却于1976年从军委总后勤部机关转业至广西担任南宁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为广西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主持并作为主设计人完成了南宁市2000年与2010年两次城市总体规划的给水专业规划设计，为广西各城镇供水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像学者一样严谨沉稳，一生经历却充满变数，但是，他始终不变的是一颗为社会奉献之心。他，就是我国著名给排水专家、广西给排水学界领军人物、高级工程师曾昭堃先生。

在距清华大学100年校庆还有10来天之际，笔者在广西南宁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采访了75岁高龄的曾昭堃先生。曾老先生戴着眼镜，身板笔挺，精神矍烁，思路清晰缜密，言谈举止间透出一股浓浓的学者风范。通过对他的访谈，我深入了解了这位给排水老专家的爱国情、清华情、故乡情。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中重拾大学教育的成功经验，相信清华大学之所以百年之际声望仍屹立中国大学之首，在于它以浓厚的学术、人文氛围，培养了一批甘于默默搞学术科研，于国可兴国防、于民可利民生的人才，反思如今教育、就业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某些缺失。

一心报国 机缘巧合从留苏保送生成为清华生

啸之：您好！很高兴能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与您进行一次正式访谈！今年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最近清华才女蒋方舟发表了《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痛斥百年清华成了掠夺政治资本之地，而前几年清华美院的陈丹青教授也痛感清华体制对于人文的压抑而选择辞职。请问当年您是出于什么考量考入清华大学的？对于当前母校的情况怎么看？

曾昭堃：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但是，在清华度过的六年学习生活仍然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那是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我一生工作的标准和动力。

我进入清华是很偶然的。当时我所就读的高中是容县中学，容县中学当时是广西容县地区的行政专员公署和军高区所在地的仅有一所中学。那时容县地区管辖范围很大，1955年底后才划分为梧州地区和玉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梧州市、贺州市、玉林市、贵港市四市的行政区域。

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获得两名留学苏联保送生指标。因为品学兼优，我是保送的对象之一，并进行政审和体检后完成了上报程序。但毕业前夕，学校又通知照常参加全国统考和填报志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中苏关系出现问题而取消了这批留学学生出国计划。当时1955年正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头一年，国家大力号召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都是热血沸腾，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所以，我填写高考志愿时首选的是矿冶专业和土建专业，至于学校则很随意。

在选择填报学校的时候，我去请教我的班主任刘羽风老师，也是学校团委书记，他很干脆地说；“高才生就要到最优秀的大学去，报清华大学吧！”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愕然，因为觉得这说法与当时国家的号召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听从了他的指导，第一志愿填报了清华。就这样，我成了解放后容县第一个清华大学生。

现在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老师可能有些世俗化、功利化，对当年我们这代人的想法、做法不理解，就像我不理解现在年青人的择校、择业观念一样。但是，清华理工科的学生，大多数是务实的。

百废待兴 学习实践结合参加原子能工程建设

啸之：上一辈人强调集体观，现在社会更强调个人价值观，或许都倾向两个极端，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据悉您大学报的是土建类专业，怎么进了给排水专业？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读了6年才毕业？这里面一定有许多故事吧？

曾昭堃：是的。我高考志愿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土建类”，到校后才知道“土建类”包括建筑系的建筑学专业和土木系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给水与排水、暖气与通风等专业。分专业时我也像很多同学一样报了建筑专业。当时通知，报建筑专业的要参加素描考试，考试的实物就是在讲台的桌子面上铺了白布放置一个杯子。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太简单了！我的考试作业完成得很快，是第一个交试卷的，但是我落选了。在张榜公布的专业分配名单上，我被分到了给排水专业，在接着的分班时我被分配在给02班。直到开始上课进行热爱专业教育时，我才粗略知道给排水专业是干什么的。

当年给0班的宿舍安排在四号楼的四楼，分住三个房间，我被分配在最大的402房，有当年给02班团支部书记、后来留校任教的宋秦年等8个人，住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变动过，直到大二我因为被校长办公室留学生工作组安排，做朝鲜留学生郑相俊同学的辅导员，要搬到留学生宿舍同住，这才分开。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亲密无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当时我们402房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宿舍晚自习，但是大家都很自觉，只要晚自习的铃声一响，就停止其他活动，坐下来安静地温习功课和做作业，即使要向别人询问问题，也是在耳边小声说话，生怕妨碍了大家。下自习的铃声一响，大家立即收拾，抓紧时间洗漱，就寝铃响过就自觉熄灯上床，不再有人说话。现在的大学生，很少有这样的宿舍秩序吧？

啸之：嗯，我当年大学时代的宿舍生活太自由了，室友经常是过了睡觉时间还在玩电脑。学校后来采取晚上11点半强制熄灯措施，但还是要开卧谈会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想睡觉，生气开骂都没用。对比起来，当年的清华的确是学风、生活作风非常严谨。

曾昭堃：所以，清华的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生活秩序，至今令我引以为豪。我们同班同学之间也是十分融洽的，有时男女同学也互相到宿舍串门，不过我没到过女生宿舍去，呵呵。师生关系也很好。记得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给9班和给0班在三院教室开了一个迎新联欢会，没有节目单，几乎都是互动性的即兴表演，给9班的女同学哄叫刘鸿亮老师唱《拉兹之歌》，刘鸿亮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留校的学长，后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跟我们亲密无间，也不推辞，唱歌声情并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的“十一”国庆节，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庆祝活动，记忆犹深。凌晨四点多钟起床，领了馒头、榨菜之类干粮，就去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西直门车站，然后步行到东单街边所指定的位置，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不时从高音大喇叭里发出各种指令，宣布庆祝仪式开始、讲话、阅兵，之后开始大游行，先是各种方队，最后才是群众游行队伍。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校旗，挥舞着小旗子，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天安门，看见城楼上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大家都很激动，喉咙都喊干了。游行队伍过了西单就散了，大概是下午一点多钟，我和同班同学、后来毕业在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工作的肖睿书等三个人在地安门、鼓楼一带溜达了一个下午，直到五点多钟才往天安门广场走去，参加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当年我们都很单纯，只管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在小小的八达岭车站，面对詹天佑铜像，都不禁对这位杰出的铁道工程师和爱国者肃然起敬，立志要为建设祖国争光而努力学习。

在清华前两年是学基础课，后来我们进入专业课程教学后，接连到天津市的芥园水厂、上海市的杨树浦水厂和长桥水厂，还到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参观见习。这时我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1958年，毛主席提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蒋南翔校长立即大张旗鼓地在清华贯彻这一教育方针，提出学生要真刀真枪搞设计。当时，“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个口号本来就叫得很响，这一号召无疑地受到师生的欢迎和热烈响应。于是在陶葆楷等老师的带领下，以1954年级即9字班、1955年级即0字班学生为主力，首先是建筑系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国家人大会堂等“十大工程”设计方案全国竞选，接着土木系跟进，轰轰烈烈地参与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科技馆、国家美术馆等工程项目的设计。稍后，又增加清华主楼工程项目的设计，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国家大剧院、科技馆、美术馆当时没有动工但也没有说不建，还是要抓紧时间完成设计任务，工作十分紧张，晚上加班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干通宵。凌晨一点钟发放免费夜餐券，可以到食堂吃夜宵。吃完夜宵后可以留下来继续加班，也可以回去就寝休息，全由个人根据自己完成设计任务的进度情况自行决定。因为当时是大跃进年代，政治热情很高，所以，工作的自觉性也很高。有一次，施工单位的人到设计室等着催要图纸，我连续加班了50多个小时，到了第三天早上八、九点钟最后写设计说明时，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写不了几个字就打瞌睡，大脑也不运转了，写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人已处于疲劳的极限状态，但是，憋着一股毅力，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交了差才匆匆回宿舍就寝，睡到第二天才起床。

1958年底，东长安街搞延长建设，从东单往东延伸出去直到建国门外。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给0班承担了这条新建道路的地下给水管道工程施工任务。这是一条DN400mm的铸铁管。我们的临时工棚设在前门一段城墙顶上，当时北京城墙尚未拆除，往返工地都是步行，上夜班深夜来回也是如此，路过东交民巷街上静悄悄的，有时还扛着工具。同学们既当工人，又当管理员，反正什么都是同学自己干，轮流坐庄。管沟的土方工程是人工开挖与机械开挖相结合，回填则以人工作业为主。土木系施工教研室有一台教学用的链斗式连续挖沟机，听说当时是国内唯一一台这样的施工机械，也被派上了用场。管沟清理和挖掌子窝，也就是打承口的工作坑，挖土方是必须人工作业的，把土方用铁锹从沟底抛出沟外是很费力的重活，还有就是铸铁管油麻石棉水泥接口的人工打口作业，管沟回填土夯实时的人工打夯作业，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当时正是夏天，人人都是汗流浃背，但是，大家都有说有笑，都是愉快地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啸之：当年的社会风气都很单纯，学生估计就更加单纯了。

曾昭堃：嗯。1958年冬至1959年春，石景山钢铁厂，就是后来的首钢，新建2000m㎡的2号高炉，配套新建一个3号泵房。这是一个中型泵房，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也有部分是砖结构。我们给0班又承担了该泵房的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同学们变成了起重工、架子工、瓦工、抹灰工、木工、摸板工、钢筋工、混凝工……既当技工，也当小工。像在建国门工地一样，什么都是同学们自己干。当时，正是隆冬季节，但大家干起活来也是满头大汗，没有一个想到偷懒的。有一次，在混凝土搅拌台上料时，我看见女同学郑孔秀一人杠了一袋水泥，让我十分感动。一个娇小女生要背50公斤水泥上坡道，而且是连续工作，不说粉尘难耐，就是体力上也需要很坚强的毅力。

建国门管道工程和石钢3号泵房土建工程的施工作业，不仅让我们感受了工人师傅对人谦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高贵品质，以及对技术的严谨、对工程质量求精的优良作风，而且使我们学到了土建和给排水专业各工种的操作技能，在技术素质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当然，当时那些给我们作技术指导的工人也不是普通工人，都是六级至八级的老技工。在总结这两项工程施工经验的基础上，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给0班同学分工合作，1959年编写出版了《给水排水工程施工》这本书，后来被作为高校教材使用。这段工程实践经历，不仅使我后来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时更多地考虑施工因素，提高设计质量，而且使我在后来对工作的适应性和驾驭能力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学工科本科生接受较多专业实践和具备较全面的、具有一定熟练程度的专业技能是十分必要的。

1958年后，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河南省是全国先进省份，呵呵。1959年春夏之交，北京市团委在北京高校抽调人马组成百人工作队支援河南省大跃进，清华是抽调人员最多的单位，在给0班只抽了我一个人。带队的队长是一个女的年轻人，很干练，好象也是清华学生，名字记不起来了。工作队出发时，市团委书记王照华还给全体队员送行，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到登封县后，我参加的是登封县钢铁厂的设计，边设计，边施工，工作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建成就撤退了。在离开的前一天，县里安排大家参观游览了县境内的嵩山和少林寺。当时少林寺十分荒芜，寺内无人，和尚都被分配到村里当人民公社社员了，他们自我介绍时说是“自食其力”了。这是我在清华经历的又一次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

啸之：这些历史记忆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现在的大学教育只注重理论，不注重实践，比如学土木工程的学生，许多人大学毕业找工作时还没拿过砌砖刀。而拿砌砖刀的工人，却没机会学习理论。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曾昭堃：这还不算什么。1959年底，土木系从房0的三个班抽调30人，从暖0班和给0班各抽调10人，共50人组成“工读班”，作为贯彻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实验班，边工作，边学习，学制一下子从五年变为六年。给0班抽调的10人则是从给01班和给02班各抽5人，我是其中之一。

工读班名义上是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工作，具体工作任务是清华主楼工程和806工程的设计。806工程后来改称200号，即轻水型原子反应堆。

啸之：噢！

曾昭堃：1960年至1961年，我和工读班另外三位同学一起，作为设计单位驻工地代表，在806工程工地住了好几个月，住在同一个帐篷里，星期六吃了晚饭后从南口坐火车回校过周末，星期日吃了晚饭后又从清华园火车站，后来是五道口火车站，返回工地。在工地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施工和监督工程质量，并参加由施工单位总工程师主持的每周一次工程例会，还有每天下午下班前的碰头会。施工很严格，在管道安装作业中，有一次因为质量问题，我坚持要返工，工长很生气，说“这活没法干了”，发火甩手要不干了。这是我与施工单位发生的仅有一次小摩擦。不过，核能工程的施工需要十分严谨的态度，最终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把问题解决了。

啸之：这让我想到了日本大地震带来的核电站事故。据我查阅资料所了解到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重大工程，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了。

曾昭堃：是的。迎接国庆十周年的一批工程，周恩来总理都曾亲自过问。作为国内理工科顶尖学府，当时清华土木建筑系师生参与了近一半的国庆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啸之：而且据史料记载，1955年初，周恩来召集钱三强、李四光等科学家开始商谈原子能开发利用的准备工作，并向毛泽东汇报获准。1955年5月，为解决急需的核能人才，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室，从1956年3月开始从全国重点大学选拔一批高年级学生，进行原子能专业培训，并在国务院批准下，由钱三强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共同负责，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100余名学生，改学原子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核能专家，带走工程设计图纸，停止供应一切设备，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阶段。“工读班”的组成，是不是跟这些历史原因有关？

曾昭堃：不能这么说。清华土木系工读班的临时组成，主要是贯彻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实践教育理论，跟苏联撤走原子能反应堆技术专家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当时很多领域都紧缺一批理论和实践能力都过硬的学生，并不仅仅是核能方面缺人才。而且工读班跟你说的核专业班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给0班的同学比我们调到工读班的同学早半年毕业离校，而工读班同学则是1961年7月毕业。离校前夕，很疼爱我的祖母去世，家里来电报说等我回去送葬。于是，在未进行毕业分配的情况下，我匆匆离校返乡。从上大学离家到毕业，总共六年，因为忙学习忙工作，我没回过一趟家，回到家才知道，国家三年大困难时期家乡的生活已到了水深火热、吃树皮草根的地步！我祖母是饿死的，因为没钱下葬，所以等着我回去。那时大学生有生活补贴，清华是每月6元钱，我用3元寄3元回家，听家里人后来说起，我省下的钱基本就是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费。而大学时我们工读班的几个同学，仅有一次到806工程工地的后山摘山柿子吃，因粮食和油水不足，吃了生柿子后当晚大伙都又吐又泻，才略略感受到国家困难时期的艰辛。祖母的去世给了我很大震撼，使我一直心存愧疚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恩。

名师熏陶 养成严谨治学作风和坚持锻炼习惯

啸之：那的确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我们换个轻松话题，聊聊您大学的那些名人老师怎样？比如水木清华著名的古建筑家梁思成夫妇，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他们有过亲密接触？

曾昭堃：呵呵，这个话题可以聊一聊。因为我刚上大学分专业时没考好，没到建筑系而到了土木系，所以梁思成教授没教过我。两个系是1960年才合并成一个系的。不过我和许多同学旁听过他的课。那时好像他夫人林徽因刚去世不久，平时梁思成看上去像个孤独的老头，但是一上课就变了个人，精神状态很好。

你刚才说到拿砌砖刀，让我想起了当年大一、大二时候的一批专业老师。当时我们给水排水专业都设有专门的工程实际操作课程。上专业课那会儿，老师们不但教我们给排水工程专业理论，还拿砌砖刀，手把手教学生画图纸、和沙浆、吊垂线、砌墙砖、刮腻子。

啸之：不简单！

曾昭堃：清华的老师中，马约翰也是一位很有趣很值得尊敬的教授。清华十分重视体育健身活动。开学没几天，学校通知全校1955年度新生到大礼堂开大会，这是全体新生仅有的一次入学欢迎大会。开会时才知道大会的内容不是欢迎和介绍校史，而是听马约翰教授作报告！呵呵！马约翰教授是清华体育教研组组长，我国第一届全运会总裁判，是当时体育界的一号权威，很有威望，所以，能听他作报告我们也很高兴。没想到他上走台时，一身西式装束，上身是白衬衣、蝴蝶结领带，双腿却绑着白绑腿！部队行军那种，呵呵！

啸之：呵呵，很奇特，但是也很符合他体育家的身份和个性。

曾昭堃：马约翰教授那时都六七十多岁了，可是童颜白发，红光满面，声音宏亮，作报告时不要麦克风，嗓音提得很高。清华的穹顶大礼堂，一千多座位，要让坐在后座和楼座的人都听得很清楚，说话是要很大气力的。大会主持人曾两次递麦克风给他，都被他拒绝了，不要。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核心内容就是讲“运动”两个字，又特别强调“动”，说人的关节老化得最早、最快，更要经常活动等等。

后来我发觉，清华的课余体育锻炼更是到了完全普及的程度，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可以说人人参加。每天下午下课后至晚饭前的一个多小时，是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这段时间在教室和宿舍是找不到人的，大家都到室外锻炼身体了。大操场、体育馆、各类球场都很热闹，练习中长跑的人都往校外跑，一万米长跑就是跑到颐和园侧门再跑回来的，我也跑过，不过我更多的是跑5000米。好在清华的设施比较完善，开设有多处开放性的大洗澡房，都是淋浴，冬天有热水，锻炼之后洗个澡，干干净净上晚自习。在清华这样紧张的学习环境中，坚持课余体育锻炼确实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使人能够增强体质和保持旺盛的精力。

给0班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在三院教室又听了一次马约翰教授作的报告。这一次可以说是临别赠言，他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出去工作以后的养生之道，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他讲了如何坚持体育锻炼，如何保持生活规律，如何保护眼睛，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提高睡眠效率等等。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说这是一般人的睡眠效率曲线，从入睡到完全睡眠状态，即抛物线最高点，要很长时间，完全睡眠状态维持时间很短，之后又慢慢苏醒起来了，所以，睡眠效率很低。随后他又画了一条门形曲线，说这是他自己的睡眠曲线。说他上床只须十多分钟就入睡了，并进入完全睡眠状态，即曲线几乎垂直上升到最高点，之后一直保持完全睡眠状态，即曲线到达最高点后为轴平行线，到了起床时间后立即醒来，即曲线垂直下降到零点，睡眠效率接近百分百。他向我们进述了如何提高睡眠效率的方法，说是睡前先把寝室窗户打开通风，冬天也要这样，接着洗漱，洗漱时要用冷水洗眼睛，然后到室外呼吸一阵清新空气后，凝神站立，眼望远山或天空，天气晴朗时最好远眺某个星星，停止一切思想和杂念，让大脑变得一片空白，这样，不多久就会进入半睡眠状态。这时，返回寝室，关好窗户，上床就寝就可以了。也许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吧，但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体现了师生情深，让我很感动。

在清华期间，这些老师坚持严谨治学、学以致用，坚持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熏陶，让我获益匪浅，也成为了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和繁重工作的重要因素。锻炼身体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命运多变 不变者唯有一颗为国为民奉献之心

啸之：据悉从清华毕业后，您曾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了15年，已经升到团级，当时刚好三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这个时候要转业回广西发展自来水事业的呢？

曾昭堃：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很难讲清楚。当时报毕业分配志愿时，我填报了去部队的志愿，那时我还在老家，托了同学夏鸿文帮办理。后来回去工作报到，我分配到设在吉林省白城市的军委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从事国防战略后方基地工程建设。在总后一直干到1976年。

到部队工作不久，正好遇上“文革”，我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国防建设中派上了用场，但也亲历了许多政治风波。1968年，我到北京参加总后白城办事处常委扩大会期间，就听说了清华许多老师、同学被下放、被批斗的悲惨遭遇。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在1975年底中央军委决定进行第五次大裁军时，我主动向组织提交了转业申请，希望调回广西，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为家乡的城镇给排水工程建设出一份力。

啸之：我想插问一个问题，您此前曾跟我聊到过作家二月河，也就是凌解放先生，他当年也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后方工程建筑部工作，是您管辖下某工程团的连级干部。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过2008年二月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作家书价补贴提案的新闻，被误传成是他为作家集团利益提出“作家免税”，他澄清表示，自己其实提出的提案是，从国家向出版社征收的税收中提出一部分，补贴到书价里，同时从国家打击盗版资金里提取部分，补贴到书价里，目的是让书价降下来，让穷人也能买得起书。在您的印象中，二月河是怎样一个人？

曾昭堃：二月河在部队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很刻苦，北方人的豪爽，军人作风。他调到文职干事职位后，白天工作，晚上经常熬夜读书写作到凌晨甚至天亮，熬夜吃的是馒头咸菜，一般人都受不了。很刻苦、很实在的一个人。对了，你说你在写的那部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啸之：呵呵，还是停留在半部。看来我得学习二月河老师的刻苦精神！回到正题，据广西党史和广西南宁市自来水公司建设年鉴记载，解放前南宁唯一一个自来水厂几近荒废，新中国成立后，南宁市城市供水虽然得到了一定改善，新建了河南水厂、西郊水厂两个分厂，但直到1978年，整个公司的生产能力才发展到24万立方米/日，而且城市用水仍然紧张，尤其是远郊地势较高的地方，常因水压不够而缺水。改革开放后，水龙头才开始逐步进入百姓家。再后来，先后建成了虎邱、富宁、南站西路、埌东等多个加压站，解决了地势高、偏远地方水压低的问题。1990年，南宁市自来水公司投入约60万元建设遥测、遥信、遥控“三遥”供水调度系统，对南宁管网压力进行实时监控和科学调度。如今，南宁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广西绿城水务下辖凌铁水厂、中尧水厂、西郊水厂、河南水厂、陈村水厂、三津水厂、邕宁水厂7座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104万吨，供水区域面积超过180平方公里。这里面，作为广西城镇供水领域领军人物的您有很大的功劳！

曾昭堃：我1976年转业回到广西后，担任南宁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直至1996年退休。作为清华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的专业知识比当时广西的许多同行强些，加上从学生时代到部队工作，参加过大大小小数百个工程项目建设，经验也丰富了。所以我一直兼任中国城镇供水协会理事、广西科技进步奖专业评审组专家等职务，还曾兼职担任过广西给水排水技工学校的校长。在职期间，我主持过外国政府贷款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国外技术设备引进的技术商务谈判，主持并作为主设计人完成了南宁市2000年与2010年两次城市总体规划的给水专业规划设计，撰写了《对大型城市供水企业管理组织现代化的讨论》等诸多论文，带领广西的同仁一起，为广西城镇供水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广西给排水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目前广西城镇供水事业的蒸蒸日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西给排水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啸之：您退休后，除了继续做中国城镇供水协会理事工作外，还担当了广西曾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闲暇回老家还牵头修村路、建自来水池，对比当年主持或参与的大型工程项目，会不会觉得大材小用？

曾昭堃：广西城镇给排水现在基本实现了百分百覆盖，而农村的自来水供水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水利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之一，所以，事无大小。

1995年我两次回老家为父母奔丧，那时就开始注意到村道以及村民的生活用水卫生质量问题。特别是用水问题，经过抽样回南宁化验，村中水井用水普遍存在使用不卫生的地表水、大肠杆菌超标、钙化物含量过高的情况。村民生活用水不卫生，关系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我后来回老家，在族上提出了集资修路、到深山找水源引水、修建供全村人生活用水的自来水池的提议。退休后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有时候一年从南宁回容县好几趟，跟族上乡亲商量这两件事，在2000年后才陆陆续续把村中的道路从一尺扩建成两米宽的硬化道，并修了引水管道、蓄水池，让全村人喝上了山泉自来水。我们在外的人偶尔回乡探亲祭祖也方便多了，我觉得很欣慰。

不过，修路、引水的过程中，也曾经有几户村民觉得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屡屡阻挠，我和我在县里工作的几个弟弟都回去做过他们的思想工作，作为已经迁出来到城里生活的人，又捐钱又赔祖地去干这两件事，人老了，觉得有些吃力，所以，这两项工程用了将近六七年时间才完成。但是话说回来，总得有个肯吃亏的人来做这些事，才能带动村民进步。如今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中国自来水网络能够从城镇覆盖到广大农村，让奉献了一辈子的农民也能方便地用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2011年4月7日整理

啸之，男，广西人，原名曾思錡，自由作家、诗人、媒体编辑。出版有《一页江南》、《荷虚空作戟夜行》等作品集。现居广州，从事通信行业新闻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