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方仲1908年出生在北京,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先后入读农学系、西洋文学系、经济系，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此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1934年,梁方仲(左二)与罗尔纲(左四)等在北京成立史学研究会。

　　1936年,梁方仲发表《一条鞭法》,立即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这篇论文开创了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王朝制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新路径,马上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梁方仲的成就并不仅仅止于制度本身的研究,他的眼光始终致力于通过一个时期的田赋制度观察整个中国田赋制度的变化,进而观察在这种制度变化之后社会结构的变化,由此说明明清社会经济的结构特征。

　　通过梁方仲的研究,我们了解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抽象、与时代似乎毫无关系的古老制度,而是发现了一个王朝的社会经济的内在运作机制,同时,他的著作也时时提示我们现实田赋制度以及现实社会经济与历史的隐秘联系。如何理解梁方仲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南方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先生,他的业师汤明檖曾是梁方仲的助手。

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研究“最为全面和深邃”

　　南方日报:您最初怎么知道梁方仲的?

　　刘志伟:在36年前,当我第一次听业师汤明檖先生介绍梁方仲先生时,首先记住的是“一条鞭法”这个听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名词。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改革,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一处湍滩,为何值得一位学者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而且这项研究如何能够成就一位学者的声名功业?

　　几年后,我有幸踏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门槛,得以在汤老师指点下,以学习研读梁方仲先生一条鞭法研究的论著为门径,开始努力试图解答这个一直缠绕在脑子里的问题。转眼30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只是从学习梁方仲先生的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入手,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有一点点心得。

　　南方日报:“一条鞭法”研究在梁方仲本人的学术生涯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居于什么地位?

　　刘志伟:人们谈到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总是把他的名字与“一条鞭法”联系在一起。一条鞭法研究,是梁方仲先生成就其学术功业的基石。同时,一条鞭法的研究对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也很大,我研究一条鞭法后户籍制度的变化与广东地区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时,就是从梁方仲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可以说,梁方仲先生对一条鞭法的内容和实质的把握,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被学界认为是“最为全面和深邃”的研究。

　　南方日报:有人把梁方仲先生归为从事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学者,以为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以及相关的研究,重点只是在史料考释上面,着重说明了王朝典章制度的内容与施行情况,而欠缺揭示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您怎么认为?

　　刘志伟:这是一种误解。梁方仲先生的关怀和研究的着眼点,从一开始就是要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去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

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由典章制度入手,一则是因为从王朝典章去说明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长久的渊源,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传统中国社会问题,承此“家法”,不失为治学之正途；二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一直在王朝典章制度规范下,虽然社会现实与制度规范常有相当大的距离,但王朝制度常通过不同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制约社会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结构。由于我们研究所用的资料,不能离开士人留下的文字,若脱离了对王朝制度的了解,则难以真切地解读文字记录的本意,也难以真正把握和理解现实社会现象。

1962年,梁方仲(左一)在广东新会。

　　因此,研究者重视典章制度的考释,重视弄清有关制度的内容和本义,并不意味着只是以厘清制度沿革为研究目标。我们综览梁方仲先生的论著,许多都是从制度考释入手,去说明社会现实之情状的。一条鞭法、粮长制度等研究固然如此,其他有关制度的研究也无一例外。

有些经济学者过度推崇计量,甚至忘记其只是工具

　　南方日报:梁方仲认为,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书为限,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他的这种研究习惯跟和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有何不同?

　　刘志伟: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处在拓荒阶段,很多青年学者提出要重视地方志资料的利用。梁方仲先生可以说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最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为了弄清楚一条鞭法在地域上的发展以及各地施行的实况,他利用了从中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等国家收藏的地方志超过一千种以上。正是因为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一条鞭法在地方上推行的过程、内容的精粗差别以及不同地区的社会实况。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者中间,很少有像他这样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的。

　　南方日报:梁方仲为什么这么重视地方志等民间资料的搜集,您认为这表现了梁方仲怎样的治学方法?

　　刘志伟:这是因为梁方仲先生研究王朝制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说明制度本身的内容,而是要通过剖析制度运作的机制去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实态。因此,在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中,除了正史、实录、会典一类官方文献一直被重视之外,其他地方的、民间的文献也一直是他所倚重的材料。他一生的治学生涯,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搜集各种公私档案、契据册籍作为研究资料。

　　南方日报:梁方仲先生十分重视经济史的计量研究,但也有说法,我国现代经济学引入计量方法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刘志伟: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梁方仲先生是以计量统计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注重从数字本身的性质去把握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事实,在如何科学地利用历史数字去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1950年代,梁方仲教授开始编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部著作出版之时,正是我国历史学界在反省过去史学研究的偏差,一度热衷甚至迷信所谓的“计量史学”的时候。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曾经相信所谓的“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更具科学性,在这样的倾向下,人们更称道这部著作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收集和利用数字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对梁方仲教授能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撰出这样一部著作表示钦佩。近年来人口史研究非常热闹,也突显了梁方仲先生走在学术发展最前沿的奠基性贡献。

　　南方日报:他将计量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是基于怎样的方法论考虑?

　　刘志伟:这正是我想指出的,其实,梁先生在计量研究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处理历史数据采用的统计方法,而应该是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坚持的历史方法。学术界有一种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梁方仲的一些有数字统计的著作简单当作工具书来使用,可以说,没有一种把历代户口田地田赋制度演变打通来理解的通识,只是根据需要去撷取一些数据随意加以解释和发挥,是很危险的。梁先生引入计量方法主要是力图在通解历代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去解读数字资料。

　　南方日报:国内有些研究经济的学者似乎有将研究工具演变为研究本体的危险,他们过度推崇计量方法,甚至忘记计量方法只是工具。梁方仲在计量上的使用对此有什么启迪?

　　刘志伟:梁方仲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上,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起一种研究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直到今天,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仍然值得效法。

大家闹哄哄争论中国社会性质时,梁方仲坚持了学术独立性

　　南方日报:梁方仲不仅重视计量而且还重视社会调查。1939年,他曾前往陕甘三省从事社会调查,为时八个月。他的社会调查方法对他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刘志伟:在我们目前所见梁方仲先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关这些社会调查的成果不是太多。在那次陕北调查之后,他写了一篇关于驿运的文章。该文讨论的问题,我基本不懂,无意置评。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农村所作的实地调查,对梁方仲先生从田赋制度入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能不产生潜在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我们很难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要简单地指出他的哪些学术观点或视角是来自农村调查,也不免牵强。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1940年代以后有关一条鞭法以及粮长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常常会更多地引出有关农村社会关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又总能切中农村问题的肯綮,不能不相信农村调查经验对他研究历史上田赋制度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有着深刻的影响。

　　南方日报:梁方仲与他同时代的不少学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刘志伟:当大多数研究者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运用外来概念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并围绕这些概念争执的时候,梁先生坚持从史料考释和事实分析去解释历史的真相。他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比较早大量利用地方文献进行研究的开拓者,他特别强调地方和民间文献资料的运用,特别强调利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实物资料,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诸实践。正是梁先生的实践,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学术规范。

　　南方日报:为什么梁方仲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仍然能保持其学术生命力?

刘志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研究完全是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下,按照学术的规范展开的。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梁方仲先生坚持了学术的独立和研究的科学性。当大家闹哄哄地争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梁先生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必须从研究农村社会入手,而田赋制度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而他选择从明代田赋史入手去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从对田赋以及相关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得出对明清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独到的认识。

梁方仲(右)与助手汤明檖在中山大学。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解放以后,梁方仲先生的研究,长期处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然而,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世界学术主流之中得到承认,而且能够在几十年之后仍然焕发其生命力,他所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近发展中仍然可以成为最前沿研究的基础。

1970年与子梁承邺、孙梁松新合影。这是梁方仲最后一张照片。

【记者手记】

为学人立传重在展示其学术精神

　　从受众角度来说,似乎更应该以较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展示这些学人“浅度”的一面,或者与普通人的生活能够重合的一面。但我又相信另外两种理论,其一,不应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读者喜看轻松的娱乐八卦并不意味着对严肃报道的排斥；其二是有效需求理论,如果一篇报道有3000人的阅读率,但看了之后不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那么我宁愿只有30人的阅读率,但能给他们带来一点触动。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写作对象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方式,写政客明星和写学者大师一定不会相同。学者大师除非成为明星,人们一定不只想看他的私生活,学者们给世界留下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的学术作品以及他们的学术精神,给学人立传,重心永远应该是向读者展示他们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精神。

　　既然如此,我就决定顺应我的表达冲动,不避讳使用一些专业词语,以梁方仲的学术生涯为中心,解释他的学术理想和他的人生理想如何互相影响最终浑然天成,我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个人对梁方仲的理解过程。某些语言的使用虽然艰深,但主要是为了力图做到表达到位。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我虽然介绍了大量梁方仲的专业研究,看上去与读者毫无关系,但是我的着重点并不在于介绍这是一项多么牛的成就,而是试图将梁方仲立体化,从各个方面去解释梁方仲的整体学术思想以及治学的方法论,并且最终引入到知识分子精神的总结上。在我看来,伟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伟大,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他们能够在各种艰难困境中仍然坚持治学,并能拨开学术界的层层云雾,最终抵达学术圣殿的动力源泉。也许不同语境里不同国度中对知识分子精神有着不同的阐释,但梁方仲这一辈的民国知识分子毋庸置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典范。这才是这批学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写作者最应该展示给读者的,最希望读者能够读懂的。

转自 南方日报 201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