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钱钟书学识渊博，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清华才子。本书精选名家笔下的钱钟书，既有早年评论者对钱钟书作品的论断，也有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评价，从中可见钱钟书其人其文的高妙才情。

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邹文海 “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钟书书声琅琅……”

我与钟书君，两度同学，一度同事，前后有十几年的交往。因为他是通学我是寄宿，虽在同一年级，很少一起游息。只是先严督责我读书时，常引他为话题：“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钟书书声琅琅，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钟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记得那时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高小毕业后，各进各的中学，没有再见过面。直到我在清华三年级时，他也进清华来了，他的入学考试，有不寻常的经过。因为他算学零分，按例不得录取，而罗志希校长因他英文特优，所以力争破格准其入学。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6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我间道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他亦去宝庆蓝田师范学院。我们结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几及一月。开始我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就近寻险探幽，后真是懒得动弹了。钟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失业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其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真是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香港大学曾约他任文学院院长，其后牛津大学又约他去任Reader，两次我催促他成行，不要以暨南的课务为意。一方面他因很深的责任感，不愿中途爽约，一方面也因其他种种原因，都没有成为事实。

赵瑞蕻 “他的学问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

1938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炮火连天、兵荒马乱之中，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大学南迁西移，搬到昆明安顿下来一年后，钱钟书先生从欧洲留学回国，经吴宓先生推荐，就在西南联大任教了。那时他才28岁，风华正茂，是联大外文系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他除了担任二年级英文课外，还为三四年级开了一门专题课“文艺复兴”。虽说60年已消逝了，我仍记得钱先生讲授这门课的内容和形式。钱先生讲解一律用英文，他总是笑眯眯的，闪烁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讲课生动活泼，妙语连珠，又引经据典；为了穷源溯流，他可以毫无疑难地写出几种外语的出典来。他把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的文学状况、现象和思想，讲得有声有色，如数家珍，真是引人入胜。我深深地记得钱先生评论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蒙田的《随笔》时，是那么熟悉材料，深入地分析了产生这些作家及其杰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的心灵——学问真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只要用得上，便可以立刻打开盒盖子随意拿出一件两件来。

朱寨 “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相会的情人”

钱钟书先生去世了，终年88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般来说属于天年高寿，应该无憾。但是，对于一个始终充满着活力、勤奋、睿智、幽默、光彩照人的生命来说，这确是过早的陨灭。

正如他生前谢绝名利，对身后同样作出的淡薄抉择：“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他是在感觉着脉搏衰微中，由亲人杨绛先生帮他闭上了眼睛。

1958年秋季，文学所仍在西郊中关村，当年的中关村，树木郁郁葱葱，特别是在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于是便偶然相遇了。未料，钱先生并不像他的名气容易让人设想的居高临下，反倒谦逊得有些拘谨腼腆。当我表示久仰的时候，他羞赧地抱起双拳，“呶呶呶……”地摇着头后退。本来杨绛女士仰着甜美的笑脸，还要询问恳谈些什么，也只好后退，催我去赶车，他们并立，一定让我先行。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站牌下等车，还能看到他们漫步的身影。

我看到的钱杨两先生，都是形影不离，相偕而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在东四某饭店开会设宴。这可是难得的饱餐解馋的机会，恰巧我与钱先生同桌邻座，别人都把自己的那份小点心吃光了，惟有放在他面前菜碟中的那份一动未动，散席时他用纸包好带走了。带给谁不言而喻。后来又集中到明港军营搞运动的时候，男女分别一律住集体宿舍，而夫妻相会只有每天晚饭后的那点时间，这时便会看到杨绛先生提着手绢里已经切好的西瓜，来与钱先生相会，寻寻觅觅地找一个共餐的地方。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述了她与钱先生的菜园相会，写道“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相会的情人”。

钱杨两先生精神上更是相依为命。当年杨绛为了钱钟书创作《围城》，让钱先生辞去职业，家里辞退女仆，她亲自做“灶下婢”。杨绛不久前又透露，《围城》中一位女性人物作的诗，原来是钱先生托她代拟的；后来她创作《洗澡》，遇到一个人物需要做一首古体诗，便央求钱先生帮忙，钱先生捉刀几首，任她去选。更多的秘密，外人当然无法知道了。不过，有一次我与他们夫妻同车，恰好我刚收到一本新出版的《干校六记》，就便请身边作者签名留念。杨绛先生接过书后却悄声征询身旁钱先生的意见：“怎么写好？”钱先生略一思考，低声回答：“就写‘指教’吧？”由此我想：他们平素在创作、学术上的切磋会是怎样的呢？在他们各自独具的成就中，有多少是对方的爱助，或许将是一个有意思的探讨课题。

钱先生有病已经住院逾年，可以说这中间是杨绛先生与他一起与病魔战斗。她每天根据钱先生的胃口亲自配制食物，陪伴在床边。一次在病房前走廊里见到杨绛先生，虽然劳瘁，却依然笑脸迎人。她说：“其实，我也没有比医生更好的办法，不过是每天来伏在他耳边跟他说话。我跟他说：‘你觉得累了，或者不想听，你就闭上眼睛睡觉。’这会儿他睡着了。”

柯灵 渊博睿智的钟书君

钱钟书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

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抨击；《宋诗选注》也受过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萨低眉，拈花微笑。最难能的是，在“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险恶环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凝神静气，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样的“忧患之书”。

他还有个“怪僻”，不肯参加任何“学会”。近年来，这一类团体如雨后春笋，他一概谢绝挂名，因此也颇得罪了一些热心的发起人。两年前，爱读他著作的人计划成立“钱学研究会”，出版刊物，他全力阻止。他对我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钱氏从不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颂今非古，颂古非今，重洋轻中，重中轻洋，滔滔者天下皆是，惟钱氏能植根华夏，冶中外古今于一炉，追来溯往，抽丝剥茧，排比参照，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通雅淹博而没有学院气和学究气。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谈艺录》、《管锥编》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但我却别有一些个人的私见：笔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笔精墨妙，挥洒自如，以简御繁，有余不尽，可惜“五四”后几成绝响。钱氏以最经济曼妙的文字，凝聚长年累月的心得，将浩浩如长江大河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的形式，更便于流传久远，嘉惠后人。

摘自 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