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殷海光:在时代困局中挣扎的思想者

2010-06-29 |

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黄冈人,本名殷福生,海光是笔名。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金岳霖先生。 ——编者

现在不知道李敖的人可能不多,但知道李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

殷海光先生

殷海光(前排左1)与胡适(中排左5)等合影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翻译大学教材的中学生

现在我们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义。但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完全在逻辑学上,尽管他在逻辑学研究上并没有做出像他的老师金岳霖那样的惊人的成绩。

殷海光对逻辑学的兴趣源于中学时代。由于受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的影响,殷海光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爱屋及乌地惊羡于逻辑的力量。当时,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乡从北平带给他一本厚厚的逻辑书,书中弯弯曲曲的符号让这位少年着了迷。这就是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殷海光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收获。结果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仅回信答复了他的问题,还表示欣赏其见解,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这段学术史上的佳话开启了金、殷二人以后长期的师生关系。

金的长者风范极大地鼓励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1935年,16岁的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获至宝,仔细读完这本书后,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个中学生,在几门功课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译一本与高中功课毫无关系的大学用书,这种举动自是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还好,他中学的老师很支持他。于是,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学术上的尝试。经过历时半年的努力,他将这本厚达417页的书译成中文,并写出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于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在此之前,他还将“译者引语”的主要内容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位前辈,17岁的殷海光毫无惧色,对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人的著述逐一进行了点评。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北上求学。由于没能赶上当年的入学考试,他只能住下来待来年再考。他所带旅资极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岳霖维持。但他在北平这一年的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他每周和金岳霖见面一次,一起吃饭,谈学问。不知不觉中,大师的风范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少年。

殷海光一生都记得他第一次和金岳霖见面时的情景。年少轻狂的他,谈起话来满口都是“我认为一定怎样……”“我敢说如何……”,但金岳霖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说:“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大学者的谦逊令年少的殷海光大为感动。

主笔《中央日报》

1937年夏天,就在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他的大学梦化为了泡影。金岳霖给了他50元钱路费,殷海光回到了故乡。次年春天,当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时,殷海光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度过了7年漫长的岁月,这期间,他接触最多的人当然还是金岳霖。不过,殷海光终生引以为憾的便是,在这段宝贵的青年时代,他没有能静下心来苦做学问,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入校园内种种政治活动。他曾经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

1944年底,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毅然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任主笔。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对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转换为诤友的角色。曾与他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做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1948114日,殷海光在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到台湾后,殷海光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这年8月,殷海光来到台湾大学,成为一名教逻辑的教师。

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他说这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

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表示:“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张灏也回忆说: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

加盟《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11月在台北正式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自由中国》和徐复观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评论》共同构成了海外知识分子两个最主要的发言平台。

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

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他读完该书后即萌发了重操旧业翻译该书的念头,希望这部著作也使台湾大众受到教益。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雷震的支持,于是,从该年9月起译文在《自由中国》上连载。

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过度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

1957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批判色彩。而在此过程中担当大任的殷海光,也一改几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国》的最前台。《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殷海光为这组文字所写的“代绪论”。文章劈头就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偏偏不能说真话。国民党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正是这一政策遮蔽了社会机体里业已潜埋的种种危机。在文章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真的勇士

19578月到1958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则是所谓“反攻大陆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这在当时的台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嘴边。所谓“反攻”其实是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这个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官方给《自由中国》戴上提倡“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要对《自由中国》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抓。

《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19609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对殷海光个人而言他不仅丧失了一个公开评论时政、正面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

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术。在研究之余,他将希望寄之于青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做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

19667月,他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列入禁书之列。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

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去美国教书。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5月决定聘请他到哈佛大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19699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选自《人物》2008年第4期,有删节,作者谈火生)

相关新闻